周志兴：中国发展十字路口的左右之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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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2013年5月2日，在波士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演讲稿


演讲人：周志兴（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创办人）


主持人：麦克法夸尔（图左，《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者）


我想说明一点，我的这个演讲，尽量不用大道理和深奥的理论语言，尽量讲历史和事实。


　　一、要点：左和右，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看现在，要从历史着手，看到渊源。


　　说渊源，先从现在说起。


　　中共十八大之后，接着是三月份的两会，习近平占有了中国三个最有权力的和影响力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投向他，而其实许多人都还不太了解他。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当然也包括美国人，更是如此。


　　而中国，在当今世界上，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力量，就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就经济总量来说，是世界第二，而且，在看得到的未来，例如说2020年，也许是世界第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由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很多人说，是个专制国家，这样的国家，极大的特点是能够统一号令，利用国家的力量，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可以调动起来，做一件事情，甚至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在这样强大的力量面前，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撼。


　　所以，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而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是什么呢？


　　当然他面临的有让他高兴的事情，例如，中国共产党还在牢牢地掌握着军队和政权；政府还是非常的富有；经济还在飞速的增长；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等等。但是，也有使他忧心忡忡的事情，例如：党内的贪腐现象的日益严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由此带来的执政党的威信降低的问题；还有人们对于改变现状的强烈的愿望。


　　改变现状，就是朝哪里走。


　　起码有两条路摆在面前，左边一条，右边一条。


　　中共领导在最近曾经说过，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又要向前走，到底选择那一条？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中国有不少成语形容左右，我们可以选择三个，一个是褒义的，叫做左右逢源；一个是贬义的，叫左右为难；一个中性一点，叫左右开弓。


　　我看，着三个词用在习近平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他希望左右逢源，所以在左右开弓，但是还是在左右为难。


　　今天，我们讲的，正是在前进的路上，中国遇到的左右之争。


　　说今天的左右，还是要追溯一下历史。


　　在上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从那时开始，很多人在为争取民主和宪政努力。可以说，在那个时期，社会精英是呈现左倾化的。他们希望改变中国，很多有钱人的孩子，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身到革命的道路。我们知道，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许多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都是富家子弟，他们都是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的人。


　　这种左的思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那场文化大革命，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那种惨烈，左的思潮，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表演机会。例如破四旧，立四新，不但打烂了私有财产的观念，还杀了许多所谓的黑五类。而立四新荒唐到把美国使馆前面的马路也改名为反帝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当然，还有不许化妆，不许穿漂亮衣服，那时，全中国的颜色主要就是蓝绿黑灰几种。


　　还有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谓三忠于四无限，等等，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左派掌权的国家。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倾发展到极致后，也有很多的危害，例如几次左倾错误，使得中国共产党一度到了全部覆灭的边缘，而因为左倾而误杀的自己人，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掌权以后的一次时间长范围大的左倾运动，造成的损失除了经济上的，还有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很多中国传统的值得延续的观念和品质中断了，造成了断裂。例如，诚信，现在的中国，信用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告诉我们，思想上的变化也存在一种物极必反，或者说矫枉过正。


　　因为左的思潮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危害，所以，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右的思潮开始占据上风。


　　我说的这个上风，主要是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在媒体中。


　　中国的左右之争的源头，可以到历史中去寻找。从1980年到1996年，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16年，也有幸在中央档案馆看过不少的历史档案，确实有很多触目惊心的文字记载。




演讲现场听众，图前排左二系加藤嘉一


　　二、要点：左倾回潮的原因


　　如果说，经历了左的思潮影响，左已经成为人们所不欢迎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又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共产党靠左倾思想掌权的思想传统，例如打土豪分田地的平均主义思想，例如藐视私有财产，藐视个人思想自由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二是文革后，没有彻底清算左倾思想。邓小平说到左，也就是说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当前主要是反左。而反思文革时，更多的是说当权派受了多少批斗，没有检讨普通老百姓受到的波及。以至于很多人提到文革，认为是对当权派的冲击，而现在的当权派的所作所为，比文革之前不知严重了多少倍！所以，很多人希望再来一次文革。


　　可以想见，再来一次文革，不知要比上一次惨烈多少倍。


　　三是现在贫富差别的日益加大。过去，尤其在文革中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并没有大的贫富差别，工资差不多，穿的差不多，连住房也差不多。而现在，因为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因为一部分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暴富起来了，因为税收政策的不合理，使得一般老百姓得到的没有全社会得到的平均值高，所以，引起了依然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强烈反对，所以，他们怀念毛泽东时期的那种社会主义，上学、看病、吃饭都便宜的生活，家家户户一样的贫穷。


　　这也是一种左派的土壤。


　　因为有了左的土壤，又有了还没有灭绝的左的种子，左翼力量生长起来就是不难的。


　　三、要点：左右之间的主要分水岭


　　左右之争主要表现在知识精英中。一般的普罗大众，更加关心的是生活水准的提高，如果我们把政治算在生活水准之外的话。


　　这里说的知识精英，要分为两部分。体制内和体制外。


　　说到体制，美国人很难理解，因为美国没有绝对的在野或者在朝，政党是轮替的，而中国，执政者是单一的，固定的，这样形成了所谓的体制。体制内，指的是掌权者，体制外，是掌权者之外。


　　我这里主要说体制外，因为他们表现的更为明显。


　　不是说体制内没有左右之争，而是体制内的人一般不会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说而已。


　　但是，体制外的左右之争一定会影响到体制内。程度不同而已。


　　有的时候，体制内的人会用左一点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立场，尽管也许他们实际上也不那么左。原因在前面说过，左比右好，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左是方法，右是立场，立场错了，就成了敌人。


　　典型的例子是薄熙来。


　　2011年的九月，我受重庆市委之约请，到重庆和薄熙来有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后来，曾经有人撰文说，我是唯一一个和薄熙来当面辩论过的人。其实说不上辩论，只是我提了两个不同的观点，一是我问薄，当然很婉转，用美国有人问这样一种说辞，事实上我也是前一天刚刚从旧金山回国。我的问题是，重庆打黑据说打出了1000多亿，美国有人议论，这些钱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薄没有回应我。


　　第二个问题是，在唱红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如此意识形态化。


　　我说，我听了红歌会，很多不红，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例如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那为什么非要说是红歌呢？这样大规模地唱毛泽东，说要跟着毛泽东走，会让很多人因而会反对重庆所做的一切本来不错的事情。


　　这其实是左右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薄熙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们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他说，按道理，我应当不喜欢毛，因为文革，我父亲挨整十几年，我也坐过监狱，但是，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告诉我们，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当然，我也不那么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


　　最近我才听到有关人讲，会后，薄特别问到，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请他？


　　左右之争主要围绕的还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在美国，所以我把这一点放在第二来说，就是对于美国的态度。


　　左派一般是反对美国的，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警察，是世界麻烦的制造者，而美国人所标榜的普世价值，是谎言，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常常到美国来，甚至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定居在这个他们说是不喜欢的国家。而右派一般是尊崇美国的，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中国的榜样，甚至不惜自称为带路党，意思是假如美国军队要打到中国来的话，他们会为美国人带路。这当然也是极而言之的话。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在美国留学或工作很多年的人回国后成了左派，他们列举美国的种种不是，而没有或很少到美国的人，却常常觉得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也许，很大程度是他们在美国生活久了，知道了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端，再就是有些人在美国受到过歧视甚至是不公正的待遇。


　　第三个，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貌似解决了


　　1981年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很清楚：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现在又有不少的人在拥护文革，原因是他们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质，需要再有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需要缩小贫富差别，还有那时所说的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体）而文革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其实，中共在批判文革时，特别在影视作品中，犯了一个错误，过多渲染了官员受到的冲击，而没有充分说广大百姓也受到的损害，包括生活的，精神的折磨，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认为文革就是可以无法无天地整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地做任何事情。他们盼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