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争看杀陆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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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陆铿先生那样不仅是“没心没肺”地面对死亡，而且简直在“欣赏”自己的死亡，不单是一个“记者人格”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於自己选中的这个事业，痴迷到何种程度。

读陆铿回忆，谈“记者人格”
陈小雅
   那还是去年秋天，与几位朋友邀游荷兰北海大堤。於饱览金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浑阔气象之间，谈起欧洲华人的文化生活。有朋友说，“今年欧陆最风行的，是陆铿的回忆录”。可惜当时手边找不到这本书，而我对陆先生虽然是久闻其名，但对其人其事却实在是有点“孤陋寡闻”，因此，也无从晓得他的回忆录何以会有那麽大的魅力。最近“陆大哥”托人带来一本，一口气读完，深感朋友对此书的称□绝非溢美之辞，它招致众人的喜欢确实其来有自。
“万人争看杀陆铿”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之所以风行，以笔者陋见，主要有四个方面：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感受、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内容。而这四个独特，从作者用寥寥几笔勾画出的以下故事，便已经跃然纸上：
   “1951年在中共搞大镇压运动时，我主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死亡，而是，如果我是被枪杀，新闻标题怎麽做？因为我当时被指控的罪名是代表阎锡山接收云南，又是云南人，又在卢汉易帜所谓‘起义’後，专机飞昆明。杀我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我考虑了半天，终於想出了一个题目：‘万人争看杀陆铿’。自己得意极了，暗暗得意了两天；而那时同监房的人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愁眉苦脸。”
   陆铿先生的老朋友或熟人都说，这就是陆铿特色。联系到他一生坐过国民党、共产党双方的牢，且历时22年；不是被这边认为有“特务”之嫌，就是被那边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到头来，却一点沧桑感没有，成天乐呵呵没事儿人一样，友人故名之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
   所谓乐观主义，无非是对人对事都存一种豁达的胸襟、宽容的态度，对过往之不公平少有计较，对将来之发展多存以希望。以我们的人生经验判断，在那些见过大世面、身世经历过戏剧性变化、饱尝世态炎凉的人之中，有许多是具有这种精神的。而陆铿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他出身於一个世家大族，却在少年时代就目睹家道衰落。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坐在课堂上念书的他，就经常收到家中佣人送来的“今午不必回家”的字条，每当那时，他就会到亲戚家去对付一顿。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他便遭逢八年离乱，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混在逃难的人群中，独自把老祖母从襄阳送回云南老家。途中还遭遇湘西悍匪的抢劫。自立以後，他仍不能摆脱家庭窘迫的困扰。在回忆录中，他记述了这样一个情节，以说明其家庭的困顿和父亲的性格：
   “……一九四四年冬出国前，意外地接到父亲从河南叶县寄到重庆的信，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现在河南叶县正下著大雪。叶县郊外一个茅草房里，有一堆稻草，稻草上睡了一个老太爷，他已陷入绝粮状态。你猜他是谁？他就是你爹，赶快寄钱来！’”
   从陆铿先生父亲的这封来信中，我们不难想象，老爷子是个何等乐天的人，都到了什麽地步，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把自己的乐天归结於父亲性格的遗传，看来也不是没道理的。然而，陆铿先生不仅是那位有几分荒唐、几分义气的陆老太爷的长子，他还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和著名的报人，所以，笔者以为，陆铿先生的这种乐天精神现象背後，还有一种特殊性格的支撑。这种性格更多的不是来自遗传，而是来自社会和人们的角色实践。在这里，我们权且称之为“记者人格”。
生逢其时，几人得此风流？
   在陆铿先生写下上述那段“临刑心理动态”之前，他从事新闻事业的经历如果从其担任《仰光日报》特约记者的1938年算起，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在这13年的经历中，他有许多为每一个记者同行都会感到羡慕的经历和堪为称道的记录，如：
他是中国第一代广播记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作为中国派往盟军总部的战地记者，曾登上纳粹覆没後废墟般的德国，目睹了一个“优等民族”如何陷入饥饿的恐慌；
在希特勒结束生命的地下室里，他看见了被那个“世界征服者”剩下的最後一个红皮萝卜；
在纽伦堡审判前夕，他仅仅用一枚从希特勒总理府的办公室里捡来的尚未来得及颁发出去的铁十字勋章，就收买了看管战犯的中尉，秘密探望了绝对禁止与外人接触的纳粹战犯头子戈林；
在欧洲之行中，他因偶然机遇会晤了已经当了洋和尚的袁世凯的外交总长、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签订者陆徵祥，还受到教皇庇佑十二世的“特见”；
作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代总编辑，他参观了“再造者”麦克阿瑟治理下的日本；
他曾穿梭於国共和谈之间，与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
他曾充当蒋介石“欺骗舆论”的工具，传话胡适出面竞选总统；
三大战役期间，他因轻而易举地预见了共军渡江的地点，而被指有“通敌”嫌疑，坐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脱险後，又於漫天烽火中“赶回”大陆坐牢。
－－其活动的领域之广，经历的历史跨度之大，以及其身份地位经常出现的极富戏剧性的变化，等等，构成了他独特人格的稀有背景。

终身献身於记者职业的经历，的确是造就陆铿先生“记者人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并非所有见过大世面、或拥有“资深记者”头衔的人就自动拥有了“记者人格”。按照笔者的体会，“记者人格”的成立，首先需要一种客观的社会条件，即在一个社会里，按照社会需要，“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对於其他角色的独立。
胡绩伟与陆铿记者生涯比较
   在读到陆铿先生的《回忆与忏悔录》之前，笔者曾有机会较深地接触大陆著名报人胡绩伟先生的传记资料。如果从办报资历而言，胡先生与陆先生相近，其报人生涯都是从日寇侵华、全民抗战开始的。在从业时间上看，胡先生似乎还略早於陆先生。大概在胡先生接掌延安的《边区群众报》时，陆先生已经是一名战地记者，之後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的采访部主任或代总编辑。待到胡绩伟入京，接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任副总编时，陆铿已经成为了共产党的阶下囚。等到22年出牢房，陆老先生重显英雄本色，胡绩伟先生的“劫数”也就到了。而值得玩味的是，胡先生此次败阵，在於他强调“党报应该有人民性”，“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首先应该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其次才是党的报纸”。即《人民日报》首先应该是一张尊从新闻规律，讲究真实性、独立性的报纸，其次才是“党的宣传工具”。他的这一主张，被中共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表现，他因而被迫离开了自己已经从事五十年的“报人生涯”。而纵观大陆报人的命运，从邓拓，到刘宾雁，类似者简直不胜枚举。笔者本人就曾因按照自己的观点撰写《八九民运史》，在许良英先生等发起的“呼吁宽容”的公开信上签名，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王忍之点名开除（笔者不是中共党员）。理由是“不搞马克思主义”、“发表观点很成问题的文章”，这样的人不能呆在社科院。由此可见，我们所处的大陆社会，当时尚不具备那种适合“记者人格” 成立的社会条件。

               胡绩伟就《报人生涯五十年》在国内发表给执笔人陈小雅的信
   此次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才知道所谓党报的“人民性”问题（陆先生的口号是“先日报，後中央”）并不是共产党独有的，原来国民党的党报报人，也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这说明，凡有记者存在的地方，“记者人格”的觉悟，是一个迟早的、必然的、符合规律的事情。
   所不同的是，陆铿所在的社会，允许“记者人格”的萌发与成长。记者不端国民党的饭碗，还可以端“自由报人”的饭碗。而且，陆先生在国民党内惹的祸并不小於胡绩伟，但他的结果，并没有胡绩伟来得悲惨：
   根据陆先生回忆，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自己供职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刊出了一条题为《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三亿三千四百四十六万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所刊消息俱为事实，但刊登却是他自作主张的。此时正是国共决战时刻，消息发布，自然是朝野震动，陆铿本人、家人与同事均认为他此番必然下狱无疑。於是，演出了一场蒋介石亲自出面追查消息来源的戏剧。且看陆铿先生的回忆：
    没想到蒋老先生第一句话竟是：“什麽人告诉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无数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著什麽。既已豁出去，我就大著胆子说：“报告校长，是不是准我多讲两句？”蒋表现得很不耐烦，皱著眉头说：“不用多讲，讲出什麽人告诉你的就行了。这时，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不管他愿不愿意听，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而且越讲越激动。话题从参加前线慰问团讲起，指出河南前线的士兵连水壶都没有，我说：“校长，他们是要流血的呀！结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这个仗怎麽打？”接著，我介绍了社会舆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认为经济已面临重大危机……结论是党和国家均面临著危机。这时，我注意到，随著我的慷慨陈词，蒋老先生原来皱著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不耐烦的表情也渐渐消失了。继後他的头竟有时候随著我的话语，自然地微微点了两下，於是我斩钉截铁地做了结语：“我为什麽要用党的中央机关报来揭发党的要员的丑事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统是大公无私的。”… …“校长一再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要堂堂正正，做记者如讲出 消息来源即不诚信，所以不敢将消息来源报告校长。”

蒋老先生的反应显然良好。我接著说：“校长，虽然我的动机是好的，但做法是错的，影响是很坏的。因此，请求校长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
   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起来替陆铿承担责任，请求只处分自己。没想到，蒋介石说：“我什麽人也不处分。”事後，国民党只是发了一个更正，将那“三亿三千四百四十六万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的小数点向前提了两位，以了结此事，并未对“肇事者”有任何惩戒。
相信大陆同行读到此段文字，一定感慨良多！
记者要不要对政治负责任？
   然而，如果认真，定会发现，从这里又引出了另外的问题：陆铿要不要对国民党失败负责任？
   如果说陆铿对国民党腐败的揭露，不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是帮助人民认清国民党的真相，是有助於共产党夺取在大陆的胜利的话，那麽，结论就应该是肯定的。推而广之，邓拓、刘宾雁、胡绩伟等一切以暴露现实“阴暗面”为特征的作品，都是有害於共产党的统治的。而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压制乃至扼杀这类人物和作品，就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
   在许多人那里，这个结论是“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为什麽会对它的党员提出如下要求的原因：你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专家、学者、作家、法官、记者。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职业要求与你的党的要求相冲突时，你应该服从党。这就是所谓“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按照共产党的这个原则，端共产党饭碗的人，不应该出“主人”的洋相。陆铿作为一个端国民党饭碗的人，当年也就不应该发表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章。後来的一些民运人士则认为，搞民主的人，不应该暴露民运的阴暗面。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必然是：记者要不要对政治负责任？
   其实，稍微明晰一点事理的人都知道，问题并不在於记者对於社会乃至政府、政党弊病的揭露，而在於弊病本身的存在。“亡党亡国”的是弊病本身和对弊病的掩盖以至对弊病治疗的延误，而不在记者。记者之所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分化出来，正是适应社会事物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信息交流及自我监测（包括自我校正）需要的产物。从工具层面看，记者职业只不过是信息传播的承载与报道者；然而，从价值层面看，它却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和“人民利益”的监护者。记者的天职是对事实进行准确迅速的报道，如果说他也有党派、有主顾的话，他不能、也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事实的真相。因此，笔者认为，记者的最佳立场是“置身事外”。
   陆铿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和报人，就在於他对这种记者的天职的自觉，而“记者人格”的确立，离不开这种角色自觉。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我们看到，他不论对於何党何派包括民运，均是同一立场。在我们看来，他是惹了“大祸”的地方－－如因他的采访为胡耀邦的政敌提供了“炮弹”，从而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对此，他仅仅只能表示遗憾而已。
   置身事外不容易，将生死置之度外就更不容易。对於自己的几次坐牢，陆铿先生曾说过：“不坐牢不是好记者”。但话说回来，有哪个记者又真正甘愿为一条新闻失去自由和面对死亡呢？像陆铿先生那样不仅是“没心没肺”地面对死亡，而且简直在“欣赏”自己的死亡，就不单是一个“记者人格”的问题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於自己从进入社会起就选中的这个事业，痴迷到何种程度。唯此，才构成陆铿陆大声的独有 “特色”。
                                                  一九九九年二月于荷兰

卧虎藏龙

总有一些让人敬佩的工作者，撒热血，抛头颅，值得人们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