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爱乡不一定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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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看历史》杂志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三元里抗英斗争中鲜为人知的‘汉奸’们”。讲的是1841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的同时，包括三元里在内的广州一带大批民众自动充当英国军队后援，或背送弹药，或刺探情报，或参与作战。据说，仅三元里一地，就有上千民众后来被查出曾帮助过英军。
　　类似的说法和史实的披露早在上世纪末就有了，说中国当年百姓“不知爱国”，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闻。但具体到三元里，似可以吸引一些眼球。因为，今人或许很难理解：又说三元里民众当年英勇抗英，又说那里的民众曾帮助过英军，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个问题，1995年茅海建就做过解释。他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引用中、英、日多方史料，对中国大陆传统教科书所谓当年三元里民众激于爱国热情，自发抗英、保家卫国的说法，在史实上做了细致的辨正。他说：中国几千年来不停地改朝换代，中国百姓早已习以为常，“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三元里民众对英人和清政府的冲突本不关心。之所以会转而抗英，不是为了帮朝廷，而是因为英军在当地开棺暴骨、抢掠财物、调戏妇女，使当地民众的基本利益受到侵犯。他指出：在当时条件下，“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讲三元里发生过民众抗英斗争是事实，但“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对此，也有人从家国同构的视角，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保乡即等于保国，维护传统文化，就等于热爱中华国家。只要三元里抗英有助于凝聚民心、分清夷夏，客观上就具有爱国的性质。
　　这种认识也未必毫无道理，但乡与国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旁的不论，至少大清国原本就是外族强权所立，其军事力量一路由北向南杀戮侵犯而来，南方众多士绅乡民曾广泛抵抗。头面官绅大部投降后，民间“反清复明”的暗流依然存在。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闽、粤、桂、湘诸省民间社会与清廷所代表的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还处在一种十分复杂微妙的状态。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造成针对满清的反叛之举。
　　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落后的农业社会，还是一个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人们习惯于各扫门前雪，很容易走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一个皇帝、若干朝臣、一众官吏，很容易对数亿民众实施统治。但是，相对于北方，南方的情况多少有所不同。
　　自古以来，地处中原的汉族政权屡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不断有不肯屈服的中原汉人渐次南下。一方面，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就较中原地区复杂，那里的人们更习惯结群而居，基层社会中血亲族群关系的纽带作用较强;另一方面，南下汉人自身传统文化意识浓厚，亦较倔强。影响到后来，越往南方，越不易被远方的中央政权降服和同化，中原传统文化留存下来的成分也越多。
　　林语堂对包括三元里民众在内的广东人有一种评价。他说，广东人是中国古代南方吃蛇的土著与南下中原文化的“强烈混合物”，一方面迷信鬼神、恪守传统，一方面又冒险好斗、顽强彪悍。这使得广东人在维护自身利益和文化方面，表现得较其他地方更激烈。特别是底层民众，往往只有乡土情结。谁当皇帝，与他无关;伤害了本乡本土的利益，任谁也要反。
　　从历史上看，当年清军打下广州后，就有不少抵抗失败的广东人不愿屈服外族统治，沿着海岸退到了越南，之后进至东南亚各地。与此同时，闽南失守，不少福建人也选择流亡，渡海去了菲律宾和印尼等地。此后还有不少海南岛人和成批的客家人，也不堪忍受清朝的统治，迁徙到东南亚去了。
　　据东南亚史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17世纪前后，大批跑到东南亚的华侨，从来只认自己的省籍或族裔，比如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等，很少清楚或在意国家归属。即使东南亚殖民当局会把他们视为“中国人”，他们看自己也依然如故，始终各有各的会馆或同乡会，各自经营各自的行业。比如，在曼谷，“97%的典当商铺属于潮州人，他们还控制了70%的大米贸易和90%的中医业。美容业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经营，59%的机械工场由广东人掌握，90%的造纸业在客家人的控制下。”
　　留在广东当地没有离开的广东人，即使经过了200多年，和清政府的关系仍会紧张。除了前文提到的现象，清朝官员的奏折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就曾向朝廷诉苦称：广东一些地方“百姓习以械斗，日以兵刃相接”，“富乡大族，均各筑立土城，广置炮火，以劫掠为事”，“地方官征求钱粮，动须募勇下乡。力胜则尚能催征三四成，力不胜则通县钱粮皆抗不完纳”。
　　爱乡不爱国，这在农业社会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不惟近代中国底层社会如此，即便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也是一样。欧洲中世纪长期通行的是领主制经济，又称封建庄园制度。农民依附于土地和领主，领地分封或划分又是阶梯状的，“我的附属的附属不是我的附属”。国家实际上是由各地区的大领主们分别治理，国王只是个象征，最多也就是更大些的领主罢了，但下面的领主们并不都对国王或国家负责。反过来，农民和领主及土地的关系，却捆得很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农民热爱的是自己的土地，效忠的是自己的领主，对更大范围的国家，既很少认识，也无从产生感情。
　　在乡土环境中生活的人，熟悉的是费孝通所说的那种“熟人社会”的规则。大家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互帮互助，一切道德、规矩都是既定的，习以为常的，因而人与人之间不仅关系简单，而且相互信任。不过，随着商品经济日渐繁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到满是陌生人、连话都听不懂的城市后，不可避免地会在城市中建立小的熟人社会圈子。历史上最早的同乡会组织，就形成于欧洲中世纪早期大学开始兴起的时候。在11世纪起家的巴黎大学、博罗尼亚大学里有来自欧洲各处的青年学生及学者，为便利解决个人无力解决的种种问题，就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同乡会”。在18、19世纪欧美移民潮兴盛期间，类似的同乡会也都曾大量出现。
在中国，成规模的同乡组织，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主要是冠以地方名头的各种“会馆”，为来到城里的同乡提供一个聚会交往的处所。清末，地方自治之风吹起，政府管制稍松，特别是在留学海外的青年中间，具有互助性质的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也大量涌现出来。
　　但是，进入到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思想浩浩荡荡，“民族建国问题”首当其冲，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新中国的问题，摆在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人面前。同乡观念、同乡组织，以及越来越流行，以一地、一省、一族为利益共同体的做法却明显地强化，甚至拉大地方省籍族群间、地方与中央间的隔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晚清年间，基于一省或一地之利益，与清廷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矛盾冲突的情况已频频发生。太平天国引发的危机，极大地破坏了作为清朝中央集权主要支柱的财政与军事体制，地方督抚的权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后，以进一步放权为基础的各种新政陆续出台，地方不仅控制了大部分厘金，而且实际掌握了军队，控制了工商厂矿与铁路的兴建。接下来的庚子之变，引发了更大的权力危机。唐才常等以“勤王”为名，志在“创造新自立国”的自立军起义;两江、湖广及两广总督等拒绝听从清廷之命，实行“东南互保”，与列强媾和，都在在反映出地方各阶层新的利益需要，正推动着南方各省迈上“准备自立变政”的道路。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地汉人对满清中央的统治及其政策已愈发不信任。因此，在海内外华人中，除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无论立宪、革命两派的志士，都有将来须仿效联邦制度的设想。”孙中山、梁启超都主张学美国或德国的联邦制，先搞地方自治。梁公开声称：欲建一“完全之国家”，理当“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
　　欧美联邦制经验，不仅对国内地方自治运动兴起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也进而刺激了以乡土情结为基础的自立思想。
　　1902年，与梁启超一道亡日的广东人欧榘甲出版了题为《新广东》的小册子，公开主张：“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称“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警察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以建全中国自立之起点”。1903年，留日学生杨笃生撰文《新湖南》，响应欧榘甲的《新广东》，提出：“湖南者，吾辈之家室也”“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并称：“欲新中国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独立”之一法，即应“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
　　此种以省为单位，“自治”“自立”甚至“独立”的呼号、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人乡土观念、省籍情结、地方主义迅速膨胀发酵。影响到留日学生，不仅多以省籍或地方为基础结成同乡会，而且多以省籍为结合出版杂志，宣传具有地方意识的政治主张。
　　当然，与早年流亡东南亚的华侨不同，这时留日学生直接面对的是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想浪潮，他们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国家归属，也不能无视地方与国家的互存关系。无论是欧榘甲，还是杨笃生，其实都肯定地承认说：严格省界，推动自立，根本目的还是要使全中国像日耳曼或美国那样，能够有自立之一日。
　　为什么爱国、建国，先要从爱乡并从地方自治做起呢?1903年旅日江苏同乡会成立时，对此回答得很坦然：“爱国必自爱乡起。”直隶宣化同乡会成立时，也这样说。宣言称：“爱乡心者，爱国心之母也。我宣人皆爱我宣，则我国人皆爱我国矣。”
　　把国家按地区分成你一块、我一块，各管各的，不会造成隔阂与分裂吗?学生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宣称：其一，“夫一省之地，必有独立之精神，然后可以救其地之人”。其二，“他省虽有热心办事者，不能借箸代筹”。平时全不熟习他省、他府、他县之外省、外府、外县人，纵具热心，亦不能为他省、他府、他县谋独立自营之事业。其三，“各国革新，无不从地方自治起，使人人知省界”，使“人人自卫其乡”。
　　一个连家乡都不爱的人，能够爱国，这确实值得怀疑。但是，说爱乡就会爱国，就我们经过的历史来看，至少也没有那么肯定。
(原题为《爱乡与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