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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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建刚世界华人周刊

致力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似乎对1949与1957这两个年份格外关注。这也难怪，对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两个年份意味着人生的重要抉择。1949年，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走、还是不走”的问题;而1957年，对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而言，则意味着“说、还是不说”的问题。

这里谈谈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选择。从这些选择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他们各自对当时局势的现实判断。

一般而言，选择离开的知识分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认为留下之后可以相安无事，他们就不会选择颠沛流离，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梁实秋等人。而那些选择留下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的思想在当时其实已经左倾，他们选择留下，一来是对国民政府已经彻底失望了，二来也是对新政权抱着极大的热情与期待。例如周炳琳、钱端升、张奚若等人。

此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是因为生命中的各种偶然因素而留下或是离开。这类留下的知识分子有竺可桢、汤用彤、朱光潜，离开的知识分子则有余英时、金庸。

留下：偶然与命定

关于竺可桢的抉择，晚年胡适在跟他的秘书胡颂平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胡适说：

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你想，校长住在礼堂的楼上，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学生监视住，我就晓得他们是出不来了。(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胡适是历史偶然论的信奉者，他在给汤尔和的信中分析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原因的时候，就提到由于陈独秀嫖妓，汤尔和便劝说蔡元培把陈独秀开除，并由此导致了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进而导致了陈独秀南下组党。胡适关于竺可桢的这段话，其思路沿袭的依然是历史偶然论。在胡适看来，住在礼堂楼上的竺可桢，行动会受到监视，自然不能自由离开。“住在礼堂楼上”这一偶然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竺可桢的去留，并进而影响到其命运。

无独有偶，汤用彤在这一时期留了下来似乎也颇具偶然性。晚年钱穆不无感慨地说到了汤用彤的选择：

闻北平易守，中央派飞机赴北平接人，有锡予夫妇名，但锡予(汤用彤)夫妇不愿离其子女。时适有戚属一女，肄业辅仁大学，锡予(汤用彤)促其顶名行，仓促间足上犹穿溜冰鞋，遽赴机场，得至南京。后在台北告人如此。回念老友，追想何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飞机已来接人，汤用彤夫妇不愿意离开子女，一念之差，留了下来，而亲属之女得已离开，由此也决定了各自后面的人生。这样想来，不仅也让人唏嘘感叹。当然，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其子女对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态度。

美学家朱光潜也留在了大陆，不过他的选择，似乎与他的女儿有关。在接受陈远采访时，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回忆，朱光潜之所以不走，主要是因为她患了骨结核，不能动，只能静养。也恰恰是在这一期间，蒋介石派飞机来接一些教授离开北平。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为了自己的女儿，朱光潜选择了留下。

后来，国民政府似乎还有意接朱光潜去台湾，却遭到了沈刚伯的阻挠。据李敖文章记述，1949年，执掌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有意邀请朱光潜赴台。此事被当时的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刚伯知晓后，因为担心朱光潜来台大之后威胁到自己文学院院长的地位，沈极力阻止了朱光潜来台。

历史不容假设，不过，倘使朱光潜的女儿当时没病，倘使沈刚伯没有阻挠这件事，朱光潜会不会因此就选择离开呢?

每当有这样的假设，我就禁不住想起向达回答何兆武的那个故事。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1940年代，向达给西南联大学生上课讲述中西交通史。当时向达特别强调了中世纪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受到印度的极大影响。听到这一论断后，作为学生的何兆武在课堂上站起来提问：“如无印度的影响，中国文化将是什么样子呢?”向达回答说：“历史当其成为过去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就是命定的了。”

离开：万幸与不幸

说完了这三位因为各种偶然因素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之后，让我们再看两位因偶然因素离开大陆的两位知识分子：余英时与金庸。

1949年秋，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余英时，从北平前往香港探亲。探亲完毕之后，余英时乘火车北上，打算继续前往燕京大学求学。可能是局势混乱交通拥挤的缘故，当时北上的火车到达东莞之后滞留了四五个小时，呆在火车上的余英时，此时却对北上求学的决心动摇起来，据他回忆，最终“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终于战胜了“爱国主义”，到达广州之后即乘车从广州回到了香港，尔后前往新亚书院，师从钱穆先生求学。

很多年以后，余英时重新回忆他当年的这一决定，他说这是他“个人生命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自然是余英时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倘使此时的余英时回到大陆求学，他能躲避过此后层出不穷的运动吗?如果他留下来，他还能成为今日的余英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与余英时命运相似的还有金庸。当时，金庸虽然有一个做外交官的梦想，但当时的他却依然在大陆当《大公报》的编辑。1948年年底，因为香港《大公报》业务需要，金庸的一名同事被调往香港，但他这名同事刚刚结婚，正度蜜月，不愿意劳燕分飞，于是这个苦差事只好让金庸代劳。金庸没办法，只好“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这句诗完全是写实的，下飞机之后，金庸穷得连去报社的路费都没有了，只好向路人借钱才勉强回到报社。

留在香港《大公报》当编辑的金庸，开始并没有安心做编辑，他当时的梦想还是当外交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再次北上，前往首都北京，追求他的外交官的梦想，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悻悻而归。

从后来的历史看，幸好金庸的同事刚结婚，幸好金庸关于外交官的梦想没有实现，不然的话，最好的情形可能是，我们会收获一个二流外交官，却永远失去一位一流的武侠小说家。

试想一下，倘使金庸留在大陆，不论是做编辑，还是做外交官，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似乎很难成为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位“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武侠小说巨匠。恐怕只有在香港这样的市民社会、商业社会、自由社会中，才会有金庸的横空出世吧。

作为后来者，重新审视竺可桢、汤用彤、朱光潜、余英时、金庸这些人的命运，总会禁不住感念与慨叹。个体生命的一念之间，竟然会对以后的生命历程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恐怕是每一个人都没有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