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位神秘长者谈各色人物，半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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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适

胡适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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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蒋经国


蒋经国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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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

舒芜大节有亏。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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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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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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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
　　
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也试着去理解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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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
　　
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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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
　　
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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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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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