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被抄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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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被抄家的记忆 文/冯积岐 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是我的成长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章。那一年，我第一次目睹了被抄家，第一次历经了“害怕”，那种“害怕”是由人制造的。 我记得，我放学回来，像往常一样朝灶房里走，被母亲拦住了。我一看，父亲、叔父、祖母、母亲和婶婶他们站在前院庭房的房檐台上，眼睁睁地看着院子；院子里，有几个陌生的庄稼人在走动，能听见房间里翻箱倒柜的声音。整个院子里充塞着紧张而恐怖的气氛。那时候，我不知道，家里正在被抄，我紧偎住母亲。我抬头去看，祖母双手拄着拐棍，冷眼看着院子里头；父亲的面部是平静的，他毕竟见的世面多了；叔父沉下脸，目光里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怒火；母亲和婶婶好象惊恐不安。母亲的惊恐不安传染给了我，我不由得害怕——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拉了拉母亲的衣角，说，娘，我肚子饿了。母亲说，听话，等人家走了，我给你做饭。 我看见，一些旧衣服旧鞋从房间里扔出来，扔上了房檐台阶；我看见，有好几个庄稼人用大脚从那些衣服上踩过去了；我看见抄家的庄稼人脸色冷峻无情，目光粗砺冰冷。他们在房间里折腾了半晌之后，一行十几个人向外走了。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父亲和叔父跟前说，家里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动，我们已经登记过了。父亲和叔父没有吭声。 等这些人走后，一家人走进房间一看，箱子、柜子和立柜上贴上了封条，脚地乱扔着旧的衣服。抄家的那些人并没有得到银元、珠宝，他们空手而归。 我们家是1950年土改时订的地主成份，那一年，已被抄了一次家，二百亩土地几乎全部分给了贫下中农，大型家具和牲口都被没收了。1964年的“社教”中被二次割了“韭菜”——又分了一次浮财。这一次，“社教”工作组下手很狠，前院的庭房、后院的木面楼房全部被分走，房间里的立柜、桌椅板凳一件不剩的被分走了，只给我们家和叔父家分别留下了三间厦房。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立时住不下了。 我记得，1964年的深秋时节，后院里的木面楼房已被生产队拆掉了，只剩下四面墙壁和房间里的土炕。晚上，我和堂弟就睡在没有屋顶的土坑上。我只有九岁，堂弟也只有八岁。孩子瞌睡多，一倒下头就睡着了。清早起来，薄薄的被子上一层土——风将拆掉屋顶的土墙上的浮土吹下来全都落在了被子上。有一天晚上，我们被冻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下雨了，被子已经泡在了雨水中——我们和睡在寥天地里没有什么两样。我和堂弟赶紧爬起来，抱上被子和枕头站在了厦房的房檐台上，我们冻的瑟瑟发抖。秋雨淅沥淅沥的下着，房檐水叮叮当当的像粗砺的石头打在我们心上。夜阑人静。我们没有拍门叫父母亲，我们即使把父母亲叫起来也是无处可睡。我们兄弟俩就靠住厦房的檐墙坐下来，坐在房檐台上，把湿透了的被子拥在身上——我们竟然睡着了。这个秋雨袭人无处安身的夜晚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童年。 第二次被抄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候，我已读到了初中，抄家的场景，抄家的记忆以及那种粗暴的氛围已在我脑海里烙印的很深。 父亲料到，是要被抄家的。被抄家前，父亲就吩咐我烧掉了祖先的牌位（有四旧之嫌）和家里的一些藏书（惋惜的是，把我买的李准的创作谈《情节性格和语言》这些书也烧了）。 没几天，几十个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涌进了家里。经过了“社教”以后，可以说，我们已是家徒四壁了。造反派们上到我家的木板楼上去，翻寻了一会儿，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就下来了。其实，那时候，父亲手上还有十多块银元，那是“社教”前，祖母叫父亲和叔父从木面楼房的山墙上挖出来分给父亲的。银元被父亲藏在厦房的木椽和笆条之间，造反派没有发现。在我家的箱柜中乱翻了一气之后，造反派直冲叔父家的房子。父亲和叔父已觉察到，造反派是有备而来的。果然，造反派把叔父家土炕上的蓆子揭去，抡起镢头要打土炕。叔父上前去阻拦：你们把炕砸了，叫娃们晚上睡哪儿？一个造反派说，滚一边去！少废话。也许，父亲觉得，炕里边不会有什么东西，就劝叔父：叫他们砸去，就是挖地三尺，没啥还是没啥。叔父只好罢了手。造反派打了炕之后，把土坯和脏物堆在了院子。炕底下是我家过去的一眼水井，因为没有地方住，把水井盖严了，用井房做了卧室。造反派把盖在井口上的石板搬掉，一个人下了井，半井里果然有一个偏窑，造反派从偏窑里抄出来了玛瑙，翡翠和几十块银元，那些珠宝，红的耀眼，绿的滴翠。父亲和叔父都傻眼了——祖父去世时，并没有告诉他们，水井里藏着这些值钱的东西，连祖母也不知情。是不是祖父藏匿这些东西时被人发觉了？是谁发觉了的？被抄家之后，父亲和叔父都觉得蹊跷，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迷。如果他们知情，早从井里弄上来，换成钱花了。这些被抄走的东西落到了谁的手中，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好长时间，也没弄清楚。 和1964年的抄家一样，这一次抄家，给我和一家人带来的是丝毫没有的安全感，是恐惧感。在我的头脑里，没有家可言。我们这样的家，随便什么人走进来可以乱翻乱拿，一双大脚随处践踏。令我费解的是，平日里，被我尊为爷爷辈或叔叔辈的大人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的样子，如同石头一样，冷酷无情。从此，我对这些“大人”们多了一份害怕，少了一份尊敬。人的灾难是人带来的。文化大革命最可吸取的教训是，它唤醒了人性中“恶”的那一部分，暴力的那一部分。我不能苟同，那场灾难凡是参预者人人有责的说法，即是我在学校里也没有骂过老师一句，没有动过老师一根手指头，我是受害者，我不必道歉，也不希望别人给我道歉。我之所以没有忘记两次被抄家，只是提醒自己：不论在什么境况下，千万不能让罪恶的欲望膨胀起来，要心怀慈悲，一颗善心，要尊重每一个人，有爱怜之心，这样，就不会做错事，走错路。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冯积岐，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五十多篇。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村子》、《逃离》等十二部。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创作组组长、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