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你和我是平等的
郝劲松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2006年3月21日上午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5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5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他打了7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这么少,很多人不觉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回落在你的身上。”
“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我只是讨厌屈服
帕克斯是美国一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是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位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42岁的她厌烦了每天在生活中所收受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5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交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50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起码我试过了!
在电影《飞越疯人院》中,麦克默菲是一个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的安排下打针、服药。但他建议更改日程,因为大家想看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的要求是改变一项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规律,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
拉奇德小姐像是有些让步:“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
麦克默菲第一个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
大家都想看球赛,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一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力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力就只是一张纸。”
我问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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