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因故意杀人罪于1999年2月5日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1999年10月20日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7月，因真凶（当地派出所民警杨天勇等人）被抓获，杜培武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当庭释放。7月11日昆明市公安局以昆公监发(2000)12号文件恢复杜培武于2000年3月7日被开除的公职，同时恢复工资福利待遇。
由民警到死囚，又由死囚到民警。时至今日，追寻杜培武这段匪夷所思的坎坷人生路，或许对每一个在基层第一线从事公安刑侦工作的同志都会有一些裨益。
2007年，杜培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我是学刑侦的，应该说具有反侦查经验，都被整招了，你说整到了什么程度？”“刚（平反）上班的时候，我见到穿警服的人就害怕，发了警服也不想穿。”
他坦言，情急之下，也曾对嫌疑人动过粗。这次从警察“沦为犯罪”的经历，让他换位思考，反思过去的工作方式。现在调查讯问工作对象，每次他都客客气气，端茶递烟，还告诉他们“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从前办案我都是假设他们是有问题的，现在我对他们没有先入之见。”
冤案
1998年4月20日下午19时左右，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王晓湘及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二人尸体后被人发现置于一辆牌照号为云O-A0455的昌河微型警车上，载尸汽车被人从第一现场移动弃置于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一公司门外人行道上。
这一案件引起了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高度重视，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侦破此案。4月22日下午,犯罪嫌疑人、王晓湘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拘押讯问，7月2日被刑事拘留，8月3日经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杜培武，10月20日昆明市检察院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99年2月5日昆明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
至此，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宣告形成。
2000年6月中旬，昆明公安机关破获杨天勇等抢劫杀人团伙案，缴获王俊波被抢手枪（七七式，枪号：1605825）等赃物，犯罪嫌疑人供认1998年4月20日杀害“二王”系他们所为。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办案人员发现所谓“杜培武报复故意杀人”纯属子虚乌有，于是经上级同意，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宣告杜培武无罪释放。
在云南省高级法院关于杜培武案的《刑事判决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被害人……被枪杀……的事实，已有由公安机关提供并经本院查证属实的新的证据证明非杜培武所为。原审判决认定杜培武犯罪的证据已不能成立”。
冤起
首先得从杜培武一天的日程说起。1998年4月20日，杜培武于上午7时20分乘戒毒所的车去戒毒所上班，戒毒所距杜培武居住的市公安局宿舍约20多公里。8时30分杜培武到达戒毒所开始上班。当时杜正准备报考中央党校法律本科，所以全天都在办公室复习。下午下班后他到食堂吃饭，当时有本单位的同事在常饭后还和同事高玉才在办公楼下的石凳上聊天。19时许他又到办公室复习，因当晚办公室所在地要放录像，杜培武怕噪音大影响复习就从办公室拿了学习资料回宿舍复习，他出办公室所在地强戒部的门口时（约19时40分）还碰见另一名同事李颖，回到宿舍约20时，一直在宿舍呆着到21时多才从宿舍出来拿着杯子到食堂取牛奶，又碰到同事黄建忠，他和黄在一块又聊了一会儿，之后到戒毒所大门口打电话回家问保姆其妻王晓湘回家没有，保姆说没有，杜又打两个传呼找王，也没有回音。此后杜培武回到宿舍，又用手机打了几个传呼给王晓湘，但仍无回音。打传呼不回的现象是两人恋爱、结婚近六年从未有过的，杜培武感到很诧异。
21日上午上班后，杜培武又打电话到王晓湘单位（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问王晓湘下落，她单位领导说没有看见王上班，杜又问是否请过假，领导说也没请过假。这种现象也是从未发生过的，杜培武担心妻子出什么事，便开始寻找，同时把情况向戒毒所领导作了汇报。当时他担心妻子出车祸或者碰到什么意外事故，为此打电话到所有交警队查询有无交通事故，还通过市局情报资料处查询全市是否出现过不明尸体的情况。但王晓湘仍杳无音信，杜培武焦虑不安。当天下午通讯处王晓湘领导、戒毒所杜培武领导都来到杜家，帮助他寻找，但依然没有消息。这时杜培武感到妻子一定出什么事了，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于是“110”报了案。
到22日上午王晓湘仍无音信，杜培武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王晓湘出什么事了。22日下午14时左右，戒毒所一位领导来到杜家，问杜培武吃饭没有，说没有吃就到下面吃。杜培武便和他一块下楼上了一辆车，车开到云南省交通警察培训中心大门口时停下了，突然从汽车两侧上来几个人将杜培武按住，全身上下搜他的身，杜培武因妻子失踪早已吓得六神无主，见此情景更是受惊不小，他大声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干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他又问邀他下楼吃饭的领导：“他们是不是抢人的？”还是一阵沉默。这时车又重新上路，一直开到昆明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支队，几个搜他身的人把他带到支队四楼的一间大办公室，让他坐在那里一直坐到下午5时，才把他交给专案组。
在专案组，杜培武被反复讯问4月20日的活动情况，接着3天3夜不让他睡觉以交代问题。从4月22日下午到5月2日连续10天被留置讯问。其间，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多次向办案民警索要留置他的法律手续，但对方只给了他一张《传唤证》，杜说，一张传唤证最多只能留置我12个小时，你们却关我10个昼夜，又拿不出其他法律手续，凭什么还要扣押我？办案人员竟然说：“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续？”
在被扣押审查期间，杜培武终于从办案警察口里知道了王晓湘和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的事，知道自己被怀疑为杀人凶手。他一方面为妻子的不幸而伤心，一方面又为自己被定为杀人嫌疑而难过。
审查10天以后，因为案情没有多大进展，办案人员只好将杜培武送到其单位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变相关押。与此同时，专案组内查外调的工作却一刻也没有放松。由于杜培武作为杀人嫌疑“有诸多疑点，且无直接证据”。6月30日上午，几个办案人员将杜培武从戒毒所带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CPS心理测试，此即俗话所谓“测谎仪”测试，市中级法院的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对杜培武进行了测试，他们出了若干组题目要杜培武回答，内容和案件有密切联系，如问：“4月20日晚你有没有离开戒毒所？”“是不是你上车开枪把他们杀死的？”“是不是你用王俊波的枪把他俩杀死的？”等等。杜培武据实作了回答。测谎仪在一些问题上认为杜培武所说的均为谎言，据此办案人员信心有所增强以为胜券在握，现在已是让杜培武痛快交代“罪行”的时候了。于是从6月30日晚到7月19日，发生了一场令杜培武永生难忘的“高强度”审讯。
据杜培武的陈述，他遭到了办案者十分野蛮十分残酷的刑讯，超出人的生理、心理忍耐极限。杜培武在酷刑下被迫承认自己实施犯罪：怎样对“二王”关系怀恨在心，怎样骗枪杀人，怎样抛尸，怎样选择第一现场…7月2日，杜培武正式被刑事拘留，8月3日被逮捕。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在向在押犯了解看守所民警不会打人的情况后，杜培武于7月28日分别向驻所检察官和市检察院提出《刑讯逼供控告书》，并向驻所检察官展示他手上、脚上、膝盖上受刑被打后留下的伤情。次日即7月29日，该检察官当着两名管教干部及上百名在押犯的面为杜培武验伤、拍照。
1998年10月20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认定杜培武构成“故意杀人罪”。起诉书称：被告人杜培武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1998年4月20日晚8时许，被告人杜培武与王晓湘、王俊波相约见面后，杜培武骗得王俊波随身携带的“七七”式手枪，用此枪先后将王俊波、王晓湘枪杀于王俊波从路南（现为石林彝族自治县）驾驶到昆明的云O-A0455昌河微型车中排座位上。作案后，杜培武将微型车及两被害人尸体抛置于本市园通北路四十号一公司门外人行道上，并将作案时使用手枪及二人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话、传呼机等物品丢弃。以上犯罪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尸检报告，枪弹痕迹检验鉴定书、查获的杜培武所穿长袖警服衬衣、及衬衣手袖射击残留物和附着泥土、作案车上泥土的鉴定和分析报告、有关的技术鉴定结论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为证，被告人亦有供述在卷。
1998年11月18日杜培武接到《起诉书》，12月12日即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陈述书》。在《陈述书》中，杜培武指出“公安人员违法办案”，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公诉书“指控证据不足”，并着重就所谓“射击残留物”及“附着泥土”谈自己的理由。他说衣袖上的“射击残留物”是他年前参加打靶时留下的，而他又有不洗衣服的习惯。如果真是他作案，并且如起诉书所说作案后将“手枪及二人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话、传呼机等物品丢弃”，为何不把留下射击残留物的衣服丢弃呢？至于“附着泥土”杜培武认为他衣服上的泥土与本案没有内在联系，只有表面近似的联系，不能充分肯定本案中的泥土就是他衣服上的泥土，如果泥土只是“类同”不能作为作案的证据。
一审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开庭不久杜培武就向法庭展示他手腕、膝盖及脚上被办案人员打他留下的伤痕，当庭控告办案人员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并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7月29日在看守所为他拍下的可证明他遭受刑讯逼供的伤情照片，但未得到理睬。
1999年1月15日本案再次开庭审理。
为了引起法官的注意，这回杜培武悄悄地将他在遭受刑讯逼供时被打烂的一套衣服藏在腰部，利用冬季穿衣较多的有利条件，外罩一件风衣将这一有力证据带进法庭。开庭不久，他再次提出刑讯逼供问题，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杜培武还使出了最后一招：当着包括法官、公诉人、律师及几百名旁听者的面扯出被打烂的衣服证明他曾经遭到刑讯逼供，证明他过去的有罪供述均是被迫的因而依据法律是无效的，但他所做的这一切被法庭漠视。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上诉
出于求生的本能，杜培武于1999年3月8日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杀人动机无证据证实；刑讯逼供违法办案；本案证据不足，疑点重重”为由希望省高院认真审查，不要草菅人命。4月6日，辩护律师刘胡乐、杨松向云南省高院提出《二审辩护词》针对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针锋相对地予以辩驳，再次提出：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上诉人杜培武死刑，纯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诉讼程序严重违法。
同年10月20日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这个判决说：“……的辩解和辩护是不能成立的，本案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合法有效，应予确认……上诉意见和辩护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同时“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采纳之处，本院认为在量刑时应予注意。”因此，改判杜培武为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关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一审判决后等待死亡的杜培武心灰意冷。他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说，他的家庭是被真正的犯罪分子毁掉的。他并且说，他的冤情只有等真正的犯罪分子落网以后才能洗清。
昭雪
杜培武的预言在两年以后终于实现了。
2000年4月23日，一个名叫王春所的人和他乘坐的汽车离奇失踪。警方得到报案通过严密监控，抓获犯罪嫌疑人柴国利及其女友张卫华，经审讯，柴国利交代了以昆明铁路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民警杨天勇为首的抢劫杀人集团惊天罪行。尔后，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肖力、肖林、左曙光等先后落网。据这伙犯罪嫌疑人交代，从1997年4月至2000年5月，他们共杀害19人（其中警察3人，联防队员3人，现役军人1人，女性2人），杀伤1人。共盗抢机动车20辆。在被杀的三名警察中，有2人就是王俊波和王晓湘。“二王”系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杀害，并抢走王俊波所配“七七”式手枪。到了这个时候，杜培武才被一伙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证明他是清白的。
云南省和昆明市主要领导迅速指示，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解决这一冤案。
2000年7月6日杜培武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当庭释放。7月11日昆明市公安局以昆公监发(2000)12号文件恢复杜培武于2000年3月7日被开除的公职，同时杜培武的党籍及工资福利待遇也得到恢复。但他不仅已度过了26个月的非人时光，而且经历了从无辜民警到死刑罪犯的过程。
杜培武：厚厚的一沓“遗书”
2001年8月3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这对于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度摧残的杜培武来说，是一个胜利，但仅是一个令人辛酸的胜利。
这是一双让你不敢直视的眼睛——长久缺乏睡眠而变得有点红，有无数道逼人的光，从这双眼睛很深很深的地方直射过来。
让他平静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谈及自己九死一生的故事时，他悄无声息地翻出了厚厚的一沓“遗书”——那是一个无辜生命在走向刑场之前的哀鸣……
血案
［现在已经是3月底了，……我心里虽然清楚自己是清白的、无辜的，却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被冤死，而无法改变一审法庭主观枉断的结果……］
1998年4月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警方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车，车内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现场勘查后证实，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辖的路南县(现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两人身着便服，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警方认定，杀人的凶器便是王俊波随身佩带的“七七”式手枪。枪支去向不明。
［今天是我被判死刑的第36天……死神即将来临，生命就要逝去……全家人在为我的冤案四处奔波……可想困难是如何之大，希望是如何之渺茫。］
1998年4月22日14时许，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寻找失踪的妻子王晓湘，却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妻子王晓湘被杀害，而自己成了杀人嫌疑犯。
在专案组，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的审讯，审讯的主要手段是疲劳战：不准睡觉。
审讯一无所获。5月2日，杜培武被送往他自己的单位戒毒所，由专人看管起来。
［今天是4月6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对我进行了复核，时间很短，我知道，我这个冤案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了，从今天开始，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做鬼也不会放过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我到了阴间一定要找王晓湘问一问，到底是谁杀了他们？为什么要我来背这个黑锅？……］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他坦然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把一条条导线连接在他的身体各处。
提问：“你杀人了吗？”
“没有！”
结论却是“说谎”。
一男一女对杜培武不厌其烦地测了一整天，最后的综合结论是杜培武在说谎———换句话说，杜培武将被当作杀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案件的审理由此转入残酷的第二阶段。
尊严被剥夺之后……
［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睿睿，这么小就成了孤儿，他太可怜了，而且，我的冤案不知会对他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死后，请父母把我的骨灰带回山东老家，葬在爷爷奶奶的坟旁……］
从测谎的当天晚上开始，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喝令他交待杀害“二王”的犯罪过程。他们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吊一段时间后，在脚下塞进一个凳子，以换取杜的“老实交待”。杜不断地声称冤枉，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审讯人员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让杜突然悬空，如此反复……
这仍然不能令杜培武屈服。审讯人员又用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他的脚趾和手指。那些审讯人员有的跟杜培武熟悉，他们在用刑的时候，冷冷地对杜培武说：“对不起了！”
这一幕并非发生在某个秘密场所，而是在公安局的大院里上演，杜培武早已变了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使得许多正直的警察不寒而栗，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挺身而出，作为指控秦伯联等人刑讯逼供的证人。
［今天有又一批人“上路”了。从1998年7月19日我被送进来至今，已见到5批人“上路”了……面对这样的情况，请家人把我最后穿的衣服准备好，送来给我……］
酷刑下，杜培武被迫低下了不屈的头颅，他开始“供述杀人的罪行”。“为了不挨打，我不仅要按照审讯者的要求说，而且尽可能地揣摩他们的意图。”杜培武说。
编好了“杀人现场”，“杀人枪支”的下落却苦了杜培武。他“交代”了一个地方，刑警们马上就押着他去找，找不到就吊起来一顿毒打。杜培武绞尽脑汁想了一招————“枪被拆散，沿途扔了，扔到滇池里去了……”
［我常在梦里与家人相见，可家人的容貌越来越模糊，特别是睿睿，样子就更模糊。爸、妈，是否能把家里人的近照带来让我看看，我想，在我走之时，总要让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家里人的容貌吧。］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专案组的其中一个小头目警告说：“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
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没有睡过觉，“跪在地上回答问题就是最好的休息，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缓一缓，补充一下体力。”
其间，杜培武于1998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他认为，从4月22日至7月2日一共70天被限制人身自由属于非法拘禁。
这个时候，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已经不像样子了：目光呆滞，步履蹒跚，两个手腕和双脚踝均被手铐、脚镣吊烂、化脓，手背乌黑，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似的。
几天后，杜培武慢慢缓了过来，他写好了《刑讯逼供控告书》，交给驻所检察官范显忠，这位检察官当着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干部的面，为杜拍下4张伤情照片。这4张照片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
［对于我的冤情，难道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辨别是非吗？古时有个包青天，能断天下冤案，今天的世上就没有一个像包青天一样的法官吗？……］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律师为杜培武作了无罪辩护。
公诉机关指控杜培武的杀人动机是：“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
令人关注的是，公诉方同时提供了侦查机关利用“高科技”手段获得的证据：包括警犬气味鉴别、泥土化学成分分析、“拉曼测试”(射击火药残留物测试)等。称其检测物来源为昌河面包车离合器踏板、油门踏板、刹车踏板上的泥土，与杜培武所穿鞋袜的气味相一致；与其衬衣及衣袋上粘附的泥土痕迹、衣袋内一张100元人民币上的泥土痕迹等为同一类泥土；在其所穿衬衣右袖口处检出军用枪支射击后附着的火药残留物。据此，侦查和公诉机关认定杜曾驾驶过这辆微型面包车并且开过枪。或许是要借以展示超强的刑侦技术力量，控方指派11名工程师级的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
杜培武当庭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面对眼前的窘境，审判长宣布休庭。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被冤枉的人一定会不停地大声喊冤，可是，当蒙冤者看到自己喊冤无人听，也不起作用时，他还能做什么？他只能默默地在心里承受冤案带来的一切沉重的精神负担。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开庭。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公诉机关弄来了一份《补充现场勘验笔录》，“补足”了原来没有的“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泥土记录。
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这一次，公诉人说，照片找不到了。此情景，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只见他解开风衣，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
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
[“死亡倒计时”]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肾脏卖掉，把钱留给睿睿，……本来，我想把眼角膜也卖掉，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在阴间我要睁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别是看到那些制造冤案的人遭到报应，受到惩罚。我始终坚信，是冤案总会查清的，只要天地还有公理，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后天地也会还我一个公道。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月1日，审判长到看守所向杜培武宣判时说：“你现在把枪交出来，我改判你死缓。”
杜培武接过判决书，泪水模糊了双眼。他都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变成这样。在无边的绝望之中，杜培武仿佛听到了“死亡倒计时”的钟声。他开始不停地写遗书，期待有朝一日，世人能知道他被冤死的悲惨经历。
他说，死亡的阴影紧紧地抓住他。极度的恐惧使他经常从恶梦中突然惊醒。只要一听到铁门的响声，他就会浑身发抖，以为要送他去刑场……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随后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我一个无辜的家庭，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一半毁在司法腐败的手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等7人已被处决)。当杨天勇的保险柜被打开后，此前办理杜培武案件的有关人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致“二王”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枪，赫然躺在保险柜里！
据杨天勇等人供述，1998年4月20日晚上8时，他与滕典东、杨明才三人身着警服，驾车来到昆明市郊区的海埂，见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停在那里，便自称缉毒警察上前敲门，车内的王晓湘说：“我们也是公安局的。”杨天勇用一只“五四”手枪指着，要铐他们，王晓湘不让，要打电话给局长。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将王晓湘、王俊波铐在车上，杨天勇抢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用该枪将“二王”打死……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
［爸爸曾在法庭上告诉我，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自始至终对法律都是相信的。但是，对于执行法律的某些腐败分子(也就是那些用暴力制造冤案的人)……］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
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构成轻伤。
赔偿也是艰难的，按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国家赔偿标准，杜只能获得不足3万元的赔偿。
这位34岁的山东汉子，8岁时随父母来到春城，1995年考入云南省公安学校，与王俊波同在一个学员队，王晓湘则比他低了一级。案发时，儿子睿睿还不到3岁。对于妻子与王俊波的婚外情，杜培武浑然不觉。
“恨她吗？”“恨不起来。”杜培武拿出王晓湘的照片说，有时候，他会独自到晓湘的墓前坐上一会儿，给她说说孩子的事情，告诉她凶手已经抓到了。“我想，她能听到的……”
评论
在分析这宗冤案时，法律界人士指出，在杜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感情和非理性的意识代替了证据，好象这个恶性案件不破无法向社会交代，不然难平民愤。因此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受刑事控告的人，未经法庭判决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这是现代让会的法治理念。义愤不能代替理智，程序的不公正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公正和判决的无效。只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人的权利和尊严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公安、检察院、法院，我国的三级办案制本来是一个层层监督从而保障执法公正的机制，但在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这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统性的枉法！
仅仅凭主观的推测就断定一个人“故意杀人”，并进行了残酷而野蛮的逼供；然后在没有任何可靠实证的情况下，仅凭屈打成招的口供，竟把一个人判处死刑。当一桩“铁案”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只是因为真正的凶手被“意外”抓获并供出杀人的犯罪事实，原来的“杀人犯”才奇迹般地重获新生。云南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之所以受到全国媒体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其原因除了逼供手段的令人发指和案件的戏剧性变化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此案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刑讯逼供”算不上大新闻。这些年，此类案件时常见诸报端。但与以往的刑讯逼供案有所不同，这次刑讯逼供的对象是一名对法律相当熟悉的民警，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他也知道执法过程中应该履行的程序，在整个案件的审讯、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并采取了几乎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然而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视法律为儿戏的执法者。
当办案民警仅凭一张“传唤证”就把他“留置讯问”而且一关就是10天的时候，他质疑办案者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但得到的回答是：“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续！”
在看守所里，他请驻所检察官当着管教干部和众多在押犯的面为自己验伤、拍照，留下了刑讯逼供的铁证，但检察机关对此证据却故意隐瞒。庭审中，当杜培武提出这个有力的证据时，公诉人竟然说“没有找到”。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今年6月，检察院对两名主要刑讯逼供者提起公诉的时候，那份原来“没有找到”的证据又冒了出来，而且成了刑讯逼供的主要证据！
杜培武偷偷地把一件被逼供者打烂的衣服夹带到法庭上，并当众展示，但对这一刑讯逼供的重要证据，审判长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罪推定”原理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公诉人控诉杜培武故意杀人，那么应该是公诉人拿出杜杀了人的证据，杜没有举证的义务，而在法官还没有作出有罪判决前，杜应被视为无罪之人。
身为民警的杜培武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们会那样无视法律，就把希望寄托在检察院身上，他失望了；再把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他绝望了。是什么让一个原本显而易见的错案顺利地通过一道道法律的关口？是什么让这些号称“以法律为准绳”、以主持公道为己任的执法者如此置法律于股掌之中？也许，公安侦查人员只是“破案立功”心切；也许，检察人员是出于法法相护、维护政法队伍“团结”的考虑；也许，审判人员接到了有关部门的“意见”或指示。但所有枉法行为都能以合法的形式来完成，都离不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漠视——这种漠视就像是艾滋病毒，一旦感染和扩散，全身全系统都会失去免疫力——杜培武冤案就是公检法同时失去免疫力的结果。
虽然目前这种系统性枉法所闻不多，但人们有理由怀疑还有别的“杜培武”冤沉海底，因为像杜培武那样能够“意外”获救的几率毕竟太少了、太靠不住了……
发表于 2017-12-13 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