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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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
    单少杰
　　小参考原按：中国人民大学单少杰博士，花费六年的心血写就《毛 泽 东执政春秋》的力作，已在香港和美国某出版社出版。曾任毛泽 东政治秘书的李锐先生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为此书作序，为单博士的研究作了高度评价。其中余先生的序曾在本刊登载过。该书所附《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关于本书写作理念》一文是本书的点睛之笔，可看出为什么单博士能甘于清贫，甚至在国内冒着一定风险完成此书。——智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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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一个很难摆平却又必须摆平的问题，即幸福与德行有可能相背离的问题：
　　一个有福的人未必是一个有德的人，有可能一生屡作恶事；
　　一个有德的人未必是一个有福的人，有可能一生历经苦难。
　　一个民族若要维护其社会公正，就必须设法在这德与这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对那些有福而无德的人予以追究，
　　对那些有德而无福的人予以补偿。
　　反之，若不作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那些有福无德的人就会无所畏惧，那些有德无福的人就会深感失望。于是，这个民族就会出现价值失衡，只重视幸福而轻视德行；这个民族的许多成员就会在价值取向上，只重视个人私欲的满足而轻视社会公益的实现：
　　只会为了幸福而放弃德行，即不怕作恶——因不受追究；
　　不会为了德行而放弃幸福，即不愿行善——因没有补偿。
　　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将因失去社会公正而失去道德约束力，将因失去道德约束力而失去社会凝聚力，将因私欲横流而溃为一盘散沙。
　　（若要实现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就应有能承受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的承载系统，就应有能裁决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的裁判系统——从略）至于各个民族如何实现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似是没有统一途径。
　　有些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途径来实现的：
　　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下地狱”，
　　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上天堂”。
　　这种途径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经典性表述。
　　我们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著史途径来实现的：
　　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留下骂名，即所谓“遗臭万年”，犹如家出“三世状元”的秦桧。
　　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享有盛名，即所谓“流芳百世”，犹如生前“披麻带孝”的岳飞。
　　这种著史途径在“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句名言里得到经典性表述。
　　1962年6月一天，中南 海游泳池畔，毛 泽 东质问刘 少 奇：为什么不顶住邓 子 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引自：《刘 少 奇、毛 泽 东和四清运动——刘 源(刘 少 奇子)、何家栋(中共资深新闻工作者)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载《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第10版]
　　从这里可看出，刘怕毛也怕史，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于怕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人相食”后，刘开始与毛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1976.4.30），自己给自己作“盖棺定论”：“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夺取全国政权，“持异议的人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参见本书第13节）从这谈话的时间和这谈话的内容看，毛是在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可见，毛也是很在乎历史褒贬的，尽管他常爱摆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架势：“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话中自是含有这样一层意思：我刘少奇的是非功过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说了算，而要由历史由后人来评定。
　　彭 德 怀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诉，也是向历史申诉——因为他已对那个奉老毛为神明的中央颇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听到侄女悄声说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来时，先是一愣，接着便欣然地笑了。
　　显然，他笑在历史将还他以公道。事实也是如此：在现世中，毛把彭押上了批斗台；在历史中，彭则把毛钉上了耻辱柱；并且，这种反差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显强烈，一方愈显冤屈，一方愈显卑劣。从彭与毛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人物是要过历史关的，他们的较量是要从现世中延续到历史中的，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
　　可是，现代中国仍有一些权势人物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自己还在台上时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纵容属下为自己评功摆好。稍有史识者观其“行状”，不禁想吆喝一声：你急什么？从彭与刘的寄望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学家是负有双重责任的，除了负有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外，还负有辨明是非的道义责任。
　　或者说，中国史学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记录历史事实；
　　二是维系人伦价值，故多有道德评价。
　　前一职能无疑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必须具有的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别强调的职能。
　　与前一职能相比，后一职能有较多主观性。不过，这种主观性是相对的。比如上述道德评价，就当时来看，可说是一些人的主观判断；但就后世来看，则成了一种确已存在的历史现象，一种不可更改的客观现象，有些类似于波普尔（KarlR.Popper）所说的“世界3”（world3）。
　　或者说，中国史学“双肩挑”：
　　左边肩膀挑着史实；
　　右边肩膀挑着公正，故多有人物褒贬。
　　这右边肩膀挑着的东西，有些类似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挑着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民族的历史所具有的功能与其他民族的宗教所具有的功能，在内涵上是相互交叉的：
　　有不重合的部分，即一是记史一是敬神；
　　有相重合的部分，即都在维系人伦价值。
　　一般说来，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
　　至于人们内心具体敬畏什么则因人而异，既有人敬畏宗教性东西，如许多西方人敬畏上帝，也有人敬畏非宗教性东西，如许多中国人敬畏历史。前者的敬畏感由宗教意识维系，后者的敬畏感由历史意识维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
　　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
　　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巨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
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
　　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
　　（我们民族通过著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他许多看法，至少还可以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包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
　　毁损历史亦是毁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毁史者即祸国者，即国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指控那些毁损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人做出只有汪伪政权的人才会做出的事（参见本书第41节）。同理，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大跃进”史的人，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文革”史的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人。
　　就学术方面来说，传统中国史学拥有传统中国最有水准的学术成果和颇见功底的学术大师，或者说，传统中国最好的学术成果和最好的学术大师多与史学研究有关。
　　传统中国史学由于既拥有学术龙头地位又具有兼容并包性质，从而导致这样一种现象：传统中国的学术极致处与价值极致处是重叠在一起的，与此相应，国学大师的文章与道德是并称于当世的。
　　比如“章疯子”太炎先生，不仅做出顶级学问，而且坚守终极价值，即坚守我们民族价值系统中的那些最原则的东西，即那些属于“绝对命令”的东西，故而既是睿智之士，又是耿介之士乃至激愤之士。
　　反观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文学科之所以不出大师这一现象，就学者方面来说，既有学养不足的原因，也有人格猥琐的原因，即在为学做人上，似是太实际、太圆滑了，似是太会顺应各种政治形势、太会迎合各种权势人物了。
　　其二，当代中国社会风尚发生畸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忘却历史。
　　一些权势人物有意识地掩饰历史，不准谈“大跃进”，不准谈“文革”，不准谈“六四”，不准谈……以致某长官被人们戏称为“某八十”，即此人说了八十个不准谈。过去许多当皇帝的人都不干涉史官事务，如今一些搞宣传的人却敢歪曲历史、封杀历史。他们嘴巴上整天说着要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总是在那里毁损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尊重历史。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
　　许多普通民众无意识地遗忘历史，患了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和”被虐待狂症”，对于那些曾无情作践过他们的人和事，或抱着漠然的态度，或抱着感恩的心情。
　　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民族中，历史感的匮乏直接导致道德感的丧失：许多人只考虑当下的利益，不考虑当下的行为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义务关系；只知现在，不知过去和将来、不知历史和责任。这种道德感的丧失最突出地表现为信用感的丧失：许多人为了抓住眼前的利益，既能够不履行自己在过去所作的承诺，也能够不实践自己对将来所作的承诺。
　　信用是在坚守承诺中实现的，坚守承诺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信用是以历史为载体的，是有历史品格的。这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商人之所以很讲信用，就在于他们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故而多有历史感；同样不难理解，当代中国商界之所以缺乏信用，就在于此间几无文化几无历史。
　　信贷业不乏有“借钱不还钱”现象，或在应该还钱时不还钱，或在当初借钱时就没打算还钱。一些有着权势背景的企业和个人正是靠着“借钱不还”而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商场上也不乏有“一锤子买卖”和“假冒伪劣品”。前者只要“现在”而不管“过去”和“将来”，后者则连“现在”都具有虚拟性。
　　与经济领域有许多“借钱不还钱”现象相似，政治领域也有许多“讲话不算话”现象。在共和国宪法中，我们看到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在执政者实践中，我们则看到了“阳谋”，看到了对所谓“反革命言论罪”和所谓“反革命组织罪”的严惩，看到了对所谓“颠覆XX罪”和所谓“加入XX罪”的严惩。我们民族的发展正面临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形势，并正受到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制约。
　　在与发达国家即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打交道时，我们常常遭遇对方充满狐疑的目光，以致一度在美国民意测验中被美国公众指认为最有敌意的国家。可是，这个美国恰恰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市场和中国海外人才的最大聚集地。
　　在发展现代新经济时，我们也遭遇信用不足问题。
　　现代新经济有两大杠杆，一是风险投资，一是知识创新，都是以高度信用为前提的。很难想象：在一个借钱不还现象屡有发生的国度里，还会有许多人敢作风险投资、敢作这种风险再加风险的投资；
　　在一个盗版现象泛滥的国度里，还会有许多人愿作知识创新、愿作这种三年努力一日被盗的创新。
　　中国已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
　　其三，笔者对黄仁宇先生关于中国史书“最大的通病，是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怎样读历史》）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
　　一是在描述层面上，与黄先生无多分歧，认为中国史书确有一些内容“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
　　二是在评价层面上，与黄先生有些分歧，认为中国史书拥有这些内容未必是弊病，更谈不上是“最大的通病”；
　　三是在解释层面上，就黄先生在大陆出版的几本著作来看，认为黄先生未能充分说明中国史书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或中国史官为什么都要这样著述历史。
　　黄先生认为，作历史研究应“亟欲知道”历史现象“何以如是“（《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可是，黄先生在向我们指出中国史书的“最大的通病”时，未能让我们知道这一现象“何以如是”。历史本身是有不同层面的，既有技术层面，也有价值层面以及其他层面。”
　　与此相应，历史著述也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既可以从技术角度切入，如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大历史观”；也可以从价值角度以及其他角度切入，如《资治通鉴》中的“臣（司马）光曰”所作出的那些评述。
　　在此，我们不否定黄先生的大历史观，但否定黄先生对传统史观的否定。
　　我们可以把历史设想为一个有着X轴、Y轴、Z轴的三维空间。
　　我们可以将由X轴与Y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技术的面，即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技术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延伸的曲线，左端为“不可用数目字管理”，右端为“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总体趋势趋于向上。
　　我们还可以将由Y轴与Z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价值的面，即中国史书所坚守的那种价值的面（或道德评价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震颤的线段，一会儿左端（有德）低落（无福）而右端（无德）高起（有福），一会儿左端（有德）高起（有福）而右端（无德）低落（无福），总体趋势趋于持平。此外，我们还可以作其他连接，还可以看到其他层面。
　　黄先生主张史书不应“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对于一般史学来说，属于适宜要求，因为学科分工要求历史学研究方式与伦理学研究方式应有所区别；但对于中国史学来说，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因为这好比是强求一个养母扔下她已照看多年的养子。
　　两千年来，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的监护人，或者说，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史学的被监护人。一旦脱离这个监护人，这个被监护人就可能由养子变成居无定所且行无定规的浪子，如现代中国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权势人物们。
　　传统中国史书比较注重采写政治方面史料，既对之作如实记述，又对之作善恶褒贬，从而对那些政治权势人物至少形成两方面压力：
　　一是成就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人；
　　二是道德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品行卑劣的人，即使自己留下恶名，又使子孙蒙受耻辱。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感较淡薄的民族里，能够让那些权势人物特别是那些权倾天下的至尊君主感到害怕的东西，也只有史书了。这一点可以从李世民与褚遂良关于史官应对天子“备记善恶”那段著名对话中看出。
　　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起于乱世的草莽英雄外，大多数中国政治权势人物都曾熟读过史书，至少都曾在弱冠之前熟读过史书，都曾把读史作为自己的一门必修功课，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感到史书的分量。对于他们来说，史书既是从事政务的教科书，故受其教化；又是人物操行的鉴定书，故受其震慑。
　　比较而言，中国史书对权势人物的制约力要大于对普通百姓的制约力，君主比人民更怕史，贵族比庶民更怕史。这不仅因为前者比后者受过更多的史书教育，而且因为前者中的许多人本身是要上史书的，是要受到历史严厉考核的，其生前拥有权势的大小与其死后受到严厉考核的程度成正比。
　　现代中国一些权势人物，总想着要高升，要进中央委员会，要进政治局……不知是否想过，自己在成为国中权贵的同时，也上了历史考评的名单，即要接受后人非常严厉乃至苛刻的剖析和评断，并将因此而使自己的明亮面与龌龊面都展现在包括自己的子孙在内的世人面前，有可能像个君子，有可能像个小丑。
　　当然，人和人不一样。有人不在乎这一点，只要活得好，哪管身后事，故而使用起权力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也有人很在乎这一点，很在乎自己身后是否被“掘墓鞭尸”，故而使用起权力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可以说，中国史上凡是有品味有教养的政治家，都很在乎自己身后事，如胡耀邦言：“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近闻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坦言：自己若能被后人称为“清官”就很满意了）。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用黄先生话说即“以道德的立场解说历史”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将中国政治道德尤其是中国高层政治道德，维持在一个大致说得过去的水准之上，至少维持在毛泽东这一朝的水准之上。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使中国权势人物尤其是能上史书的中国权势人物，在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受到较大的道德压力，至少在死后受到清算。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起到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常常是通过一个时间差——褒贬对象的生前与身后的时间差——来实现的。
　　笔者注意到，黄先生在他的几本著作中都谈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或”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中国史书“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已讲解了两千年，无疑成了一种长期历史现象。按黄先生上述观点，似乎也应有了一种“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
　　何况我们民族向来是很讲求实用的，既然能长时间做一件事，就一定认识到做这件事是有许多好处的。一个很实用的民族，不大可能长时间地并很努力地做着一件很无用的事情。
　　黄先生是学术前辈，学养丰厚。我读过他的书，受益颇多，本想就上述问题请教他，后知他已仙逝，不禁怅然。
　　本书书名中的“春秋”一词正是取其传统意义：一是记述历史，二是褒贬人物。这正是本书所信守的一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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