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一代-----历史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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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一）历史流泪了
本来拟议中的这一章节叫“知青”。但反复权衡后，以为这个约定俗成的名词函盖不了这一主题。作为文革中一个牵涉到亿万国民，影响到后来半个世纪，甚至更长些的大事件，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文革本身。所以，斟酌再三还是以为用“沉沦”更确切一些。

何以为沉沦呢？

因为发生在文革中的那场以国家意志为意志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违背了城市化的经济规律，是逆历史发展的倒退行为，也是对国内本来就低下的生产力的严重摧残。更可怕地是它扭曲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几乎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作家肖复兴在《绝唱老三届》自序中有这样一段对此说得很透彻直白：“我常想起我笔下的那些老三届，青春时节下乡，青春已过步人五十岁上下时下岗；历史在大踏步地倒退时，以他们作为历史的牺牲品；，又是要他们作为时代的润滑剂。他们的生命淹没在这样两段历史之中，他们的青春已惨不忍睹，他们的来路又是如此艰难苍茫。哪一代人赶得上他们？对比上一代，他们没有老本可吃，他们的身上也有伤疤，但从来当不成奖章。当然，他们更无法同下一代相比，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新的一代已经强有力地横在他们的面前，取代了他们社会中心的位置，他们被无情地抛在社会的一隅，在下岗的大军中，可以大量地找到他们的踪影。他们还剩下了什么?他们没有了青春，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地位，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这样一老一少的两头。他们在讲究出身的年月，背负着档案袋里出身这张沉重的纸；他们在讲究文凭的年代，背负着是没有文凭这张沉重的纸，这两张纸足以把他们的身心压弯。”

所以当不得不掀开这太沉重，却又绕不过去的一页时，我握笔的手颤抖的厉害：这不是学者可以自由飞翔的旷野，也不是诗人能够呻吟的星空，而是一代人无奈的必然归宿。做为这其中一分子，它是历史，更是现实。是梦想，也是逃避。说它是天堂，因为它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炼狱；说它是炼狱，因为它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天堂。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到不想得到的东西。”

我要说：“民族有两大悲剧。一是把毁灭当成重生，一是把重生当成毁灭。”

遗憾地是这样的民族悲剧在一百年以来不断地重复着，而且一次更甚一次。如果说57年反右毁灭的是民主魂，那么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毁灭的则是重生的民族根。1600万学子失学务农，按万分之一的概率，也能出1000多个大师级人才，但事实呢？除了几个二流作家几个逗艮的演员和一批不入流的大小官吏，又有几个堪比钱三强、黄万里、曹禺、老舍的人物？

沒有，几十年了，共和国一直在吃民国的老本。

人才乃强盛之本。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执政党出此下策呢？

简言之就两个字：就业！

前面讲到过，毛亲历武汉“720事件”后，虽然又在上海策划了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武斗“八·四武斗”，但他已经从林彪的神采飞扬和许世友的一跪中发现，他发动的造反运动终将像他搬起的一块砸别人的石头，砸到自己脚上一样。而要防止这种结果，就必须靠完全忠于他个人的军队，周恩来不行，林彪也靠不住。

尽管从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以后，面对上千万中学生回到校园都又无课可上的局面，毛指示曰：“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于是，从1967年起，军队就开始奉旨派人中学。1967年2月中毛又把“军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3月7日，毛又要求军训人员“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军宣队奉旨全面进驻，实际等于戒严或军管状态。

有研究者认为，“军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由此可见，军管的强度之大。” 更为荒唐地是，在军队对地方实行军管，在毛的旨意下，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的总政治部也被毛派军人实行了军事管制。以至后来被毛钦命的总政治部主任 李德生也以为这是“一场荒诞的闹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闹剧呢？

因为毛已明白，林彪们的万岁并非发自真心，他在1967年8月4日给江青的信中明白地写到：“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也就是说，军队四分之三的高级军官是不可相信的，所以才会发生这类看似乌龙怪事。

没有人知道毛这个“百分之七十五”根据何在，不过这符合毛信口开河、云山雾罩的秉性。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提出要武装左派，而这天正是王洪文血洗上柴、大获全胜的日子。我倾向于这是武汉军民给毛留下的印象：杯弓蛇影。正如毛曾嘲讽过的叶公一样，好龙者怕龙腾，造反的始作俑者，其实最怕真的造反。毛要收了，尽管他认为军队靠不住，但他绝不敢与“百分之七十五”枪杆子硬碰硬，为了安抚军人，决定对军队最反感的“革命闯将”开刀，委曲求全地附合了周林，10月14日，毛同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以求结束不得人心的造反运动。

毫无疑问这是文革的一大转折，但又是一种痴心妄想的一厢情愿。小鬼们不会那么乖乖地重回魔瓶。随之而来的问题甚至比原来的乱局更难收拾。因为生产停滞，大学又停招，此前被当造反工具使用的66、67、68届毕业生已失去了使用价值，上千万不谙世事却又激情燃烧、血气方刚、革命成性的青少年既升学无路，也就业无途的闲在城市里，显然是一个大麻烦。

怎么办呢？

1968年7月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高调宣传北京长辛店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原名蔡玉琴的蔡立坚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这位女学生后来被称之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先驱者”。

8月，官媒公布了毛的“最高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

10月，一年前北京25中学生曲折10人自愿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事进，被毛的文革班子拔高到《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高度。一反其不问生产，只抓革命的得左劲，要求报纸、电台大力宣传。陈伯达明确指示，今后初高中毕业生要大量到农村去。戚本禹则重提“斗私批修”，号召掀起下乡高潮。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披露了毛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而掀起了城镇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其实是对一代人的放逐。

明明是解决不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却偏偏要用革命需要来粉饰，这是毛的惯用伎俩。在建政早期，中共还是很诚实的。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明白：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同年12月，毛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时也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中共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中共在《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1964年1月16日，中共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亦即说，早在文革之前，城镇中小学生上山下乡就已经是中共当局的既定政策。换句话讲，由于执政党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这一代人的命运早为当局决定了。

文革使中国的经济停滞，城镇就业市场和工矿生产规模不但没有增长，很多地方比文革前还有所萎缩，无法提供就业岗位。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向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使被文革中断了的移民政策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它不再承认是就业问题，用当时孩子们易以接受的革命词藻把上山下乡包装为：“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宣传还是欺骗？

在狂热的万岁声中，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但因为这是毛决定的，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有大220万中学生下乡。还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人。

但“上帝已死”，万岁不再。沉默太久的孩子们终于爆发了：“不回城，毋宁死！”这个并不高尚的口号，却赢得了上千万知青的响应，历史低头了，历史流泪了……

qiangguo175

确实值得好好看看，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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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振新是新疆和兵团文革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一个极简单的史实是：因贺振新之死，由之前的文斗升级为了武斗。在贺振新生前运动已开展了半年多，但暴力行为还仅限于戴高帽、游街及少量的拳脚殴打，各级政府虽被冲击，但还有掌控局势的能力。贺振新猝死消息传出，原来还可以坐在一起开会的两派立刻分裂为刀兵相见、你死我活两支军队。从12月中旬以后，社会暴力行为就由长矛升级为真枪真炮，至冲击三干会议后，在王恩茂、张仲翰、郭鹏这三个自治区、兵团和军区主要领导人离开新疆的情况下，局势已完全失控，1967年1月26日，兵团掌控下的石河子地区发生号称“全国第一枪”的“126流血事件”，开启了文革式内战的热兵器时代。

关于石河子事件已经有很多文章绍介，这里我就不想多讲了。我想告诉历史的是，遍及整个兵团的“八一野战军”是1967年元旦成立的，而引发“126流血事件”的正是我前文所提到的驻兵团设计院社教队队员，汽二团的李松林麾下的“八野四方面军”夺权所引起的。

但这次流血事件很滑稽，事发次日，新疆军区派出7971、8010、8011部队进驻石河子，召集“八野”和“石造联总”代表协商，达成《四项条件》：一切组织所存武器弹药一律上交军队保管，如有违背，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确有证据的杀人、打人凶手，交解放军看管，一般群众立即释放；立即停止互相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宣传以上三条。

1月28日， “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率18个群众组织发出《联合紧急通令》，指责《四项条件》“出卖原则，抹煞敌我矛盾，助长敌人气焰”。并在乌鲁木齐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王恩茂、丁盛被当作“八野”的后台，和“一·二六”血案的黑后台。

1月底，获悉此事的周恩来下令解散“八一野战军”。并指示严禁开枪，不准出动坦克，停止冲突，听候查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八野”成了暴徒，成了人民公敌。

但在王恩茂的偏袒和丁盛的遥控指挥下，新疆军区与兵团留守的裴周玉等人联手颠倒黑白，将裴周玉、王振东一手策划的这起血案，栽脏到非2军出身又素以王恩茂有隙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副主席、新疆军区第一副政委武光和1月22日，被“八野”一派的兵团机关“联总”从北京揪回新疆批斗，一直处于军区部队押管的张仲翰头上。发文声称：石河子“1·26”血案，是武光、张仲翰等人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制造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是他们妄图在新疆实行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严重步骤。并诬你是“九·二五”起义人员要搞兵变。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大清洗。

首先被打倒的是因办事能力强、群众威信极高的令丁盛又怕又恨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兵团参谋长陈实。陈实早已被丁裴划到了必须打倒的张仲翰集团，“126”血案发生前，陈实就为躲避两派批斗，藏到他弟弟陈殿信家。军区调查组按上司授意，硬把他拉到石河子事件“策划者”里，以便打倒，对陈殿信刑讯逼供，结果逼死陈实两位亲人。

1月30日，张仲瀚在被批斗后，被中央调入京。3月3日 中办通知，将张仲翰留京监护，隔离审查。

随着老兵团的灵魂人物张仲瀚、陈实的垮台，丁、裴、李、王集团旋即公开支持 “八野”、“联总”、“工农革委会”等以复转军人为主的保丁派组织，进行了全面夺权。先后掀起“二月镇反”、3月“支左”和“军管”， 实行红色恐怖，大规模抓人、打人、捕人。在“126事件”的发生地，农八师石河子总场为“八野”召开声势浩大的万人平反大会，会场周围架设轻重机枪和六0炮，31个“造反团”头头和骨干被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开除公职。那些在“126事件”中受伤者、参与者及家属，则划为另类，或批斗，或关押，或扣发工资。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载：仅“126”一案就株连1000余人，逮捕审讯49人，逼供致死6人。其中除少部分“现形反革命”即造反派头头外，大多为“历史反革命”即“925”起义官兵，其中有当年大名鼎鼎的兵团12面红旗之一，拖拉机手出身的的一级劳模，时任河子总场副场长的侯正元。

3月28日 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李荆山、王振东任（（原54军副军长。时任兵团副参谋长。就是他下了允许八野夺权和值班部队开枪的命令））副主任，杨贯之（兵团副参谋长）等9人为常委。随即布置在兵团进行全面夺权。 3月30日至5月8日 ，丁、裴以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名义，呈报新疆军区，将兵团副司令员陶晋初、参谋长陈实、副参谋长曾继富、干部部副部长杨兆元、计财部部长毛乃舜、供销部代部长陈明池、石管处副政委汪培模、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工二师师长傅志华、农六师政委赵予征等10人停职反省。

至此，加上已打倒的第二书记张仲瀚，政治部副主任刘一村，及己去世的第三书记程悦长和1964年调任陕西省农业生产建设师师长的第四书记：王季龙。1957年２月组成的中共兵团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中只剩下杨宗胜、杨贯之　杨润贵等4个人。　
老兵团在“126事件”后，可谓全军覆灭。

6月，北京正式任命：裴周玉为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丁盛为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他们又以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发电报称："126事件是武光、张仲瀚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

丁、裴成为他们自己制造又嫁祸他人的“126事件”的大赢家。这甚至成了丁裴发达的军功，丁于1968年2月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4月，当选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69年7月，升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八大军区调动又与许世友互换，接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可谓平步青云。直至1977年才因涉嫌上海叛乱被审查，结束了其冲天势头。

裴周玉则取代王恩茂当了兵团一把手（第一政委）1968年9月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任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5月至 1975年8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常委。直至受到丁盛影响于1977年被中央调党校学习，才停止了上升。

王振东和李荆山也在1968年10月,分别升任兵团副司令员和副政委。

此案直至丁盛后倒台，新疆自治区党委才在1978年12月20日致电中央，还原了历史真相。该电提出对该案重新定性：“这一事件是丁盛、裴玉周及其帮派一手策划的的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事件，死伤百人全是他们蒙蔽指挥值班部队开枪打的。这件事与张仲翰、刘丙正等同志和武光都没有关系，应予平反昭雪。”

但迄今为止，官方始终没有将为何丁裴李王们能那么轻而易举就将树大根深的张仲翰、陈实及王恩茂为首的老兵团掀翻的内幕公之于众。似乎丁盛们真有那么大本事，而张仲翰们则就是那么一群不堪一击笨蛋一样。

那么这真相背后的真相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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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再回头来看这场“大革命”，从业已披露的资料可以看到，尽管人们都在以“造反”或“捍卫”，但这种真诚的几无私念的“激情燃烧”不仅大都是毫无结果，甚至往往事与愿违，南辕北辙。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所有的“结果”都是由最高层几个人规定好了的。当然，它既不是毛说了就能算，也不是周恩来、林彪或江青等说了算，而是统治集团高层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尤其是文革，具体到新疆的运动，毛要清彭，林要除贺，周要尽力维持兵团平衡，最终高层定的“结果”就是要在成都军区和新疆军区及兵团清除贺龙（实乃是彭德怀）山头“余党”，但清到什么程度，则是在运动发展中，各方力量斗争妥协的结果。

这绝非无端揣测或危言耸听，其实为此目的，北京军政当局在文革前一两年已开始布局，丁盛、裴周玉、李荆山、王振东等林系大将及大批54军中下级军官转业至兵团各师团，便是为这一“结果”调兵遣将。不过，当时还沒想到会用文革这种极端手段实施，合乎实际的判断应是欲通过自1965年开始在新疆大面积展开的社教运动来实现。

亦即说，张仲翰为首的老兵团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管他们有多大本事，都将是失败者。而丁裴们则再无能也必定是胜利者。

尽管我在前文极力澄清林彪对毛“两面派”的历史事实，但新疆变局乃林彪为清除贺龙势力所为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也就是说，这里的所有当事人，从王恩茂、郭鹏到丁盛、裴周玉一伙，在1967年以前无论左右，都是围绕着这一“大方向”以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在表演着。

其实，把成都军区划为贺龙山头多少还靠点谱，毕竟建政初，贺龙曾坐镇成都，而时任司令员黄新廷又是洪湖人，从小跟着贺龙“闹革命”，是贺龙麾下猛将之一。时任西南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从抗战开始一直是贺龙部下。而贺龙似也确实对四川有一定影响。但把新疆军区和兵团划为贺龙“山头”则有点开玩笑，甚至是很荒唐的。

我在兵团学习工作了15年，从来也没感受到有什么贺龙影响，相反倒是深深感受到了虽曾隶属过二方面军和120师，但与贺龙从来尿不到一块儿的王震“王胡子” 巨大影响，在兵团的坊间传说中，王震在相当一部分老兵团人心目中，甚至可以说是近乎半人半神的崇拜偶像。文革初，因传闻肖克、陈漫远打倒王震，兵团一百多师团营干部联名保王，并组织人赴京造肖、陈的反便是例证。至于现任兵团领导人陶峙岳、陶晋初、张仲翰、陈实们就更是与贺龙不沾边了。我不知他们当时是否知这一“中央决策”，但以为就是知道，也绝不会把自己划在贺龙一个山头上。

在中共武装部队和一百多个大将上将中将中，王震和他的部队可谓与众不同。其老部队6军团从长征初的开路先锋到后来的偏师，到与与贺龙的2军团合并，再到缩编为120师的359旅，其南下曾隶属过李先念部，西进曾为彭德怀麾下。但无论是当李先念部的副司令，还是领銜彭德怀大军的一兵团司令，不管番号怎么变始终是一支特立独行、个性鲜明的“王家军”。至文革时止，由于兵团的原因，在整个中共军队里，唯“359旅”仍建制完整地存在着。更绝的是，在王震被调离这支部队多年后，他仍然是这支部队的魂。

我到兵团时，王震已离开新疆十多年了。但仍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王震文化”，老兵们一说到“王胡子”总是那么神采飞扬，不管真的假的，也不管对还是不对都能像说《三国演义》那样，跌宕起伏，让你迷醉于其间。

不过这些民间传说中，很少有王震怎么能打仗的故事，大多是将军怎么爱兵，怎么礼贤下士，怎么嫉恶如仇，怎么机断专行。比如关于一个小参谋在攻坚阵前与他对骂，王震气得要“崩了”他，令小参谋指挥拿下城垣，“拿不下就提头来见。拿下了免你不死，官升三级”。结果小参谋赢了，王震一下把他提到了军参谋长，此人便是王震爱将，1940年才入伍的陈实！

当然，事实并没这么玄乎，陈实只是提了个团作战科长。但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王震识人用人不拘一格到不按规矩的独到之处。

但也正因这个“不拘一格到不按规矩”，王震在兵团领导层埋下了“抗战干部领导长征干部”矛盾种子。公正地讲，王震对兵团领导层的安排，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根据当时部队的人员情况综合考虑的结果。所以说基本正确，是因为还有因中共政策导致的对“925”起义部队的政治歧视，但这是王震这一级职的人无法改变的。具体讲来，陶峙岳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多是军校毕业，下级军官也多有中学以上文化。但按当时中共对起义军队的政策，改造第一、利用是为了消灭的方针，相信则只是对头面人物的统战价值的使用而已。“925”人员除影响太大的陶峙岳兄弟和云南讲武堂出身的赵锡光将军等少数高级将领在名义上给个有职无权的高位外，其他人员则均处于被改造利用的境地。也就是说，起义军官有能力也不可重用。起义人员不能重用，而随王震进疆的2、6军将士又不堪重用。他们多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子弟，整体上文化水平不及初小。要这些人领兵打仗可以，让他们领导生产建设就不行了。

在王震的嫡系部队6军团过来的干部里，王恩茂只有高小文化，当时却已是了不得的秀才，17岁入党，19岁就是永新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中共永新县委秘书长。20岁给上过大学的任弼时当秘书。21岁就官至红6军团政治部秘书长了。王恩茂的老搭档郭鹏是王震麾下第一猛将，比王年长7岁，参加过毛领导的秋收暴动，资格比王老，战功也比王大，但在19岁的王当县委秘书长的，沒文化的老郭才是个连排干部。

我叔叔是武乡人，抗战初，他高小毕业参加了八路军，入伍不久就调到司令部机要部门。他说：那时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新兵，地位普遍比那些没文化的老兵高，所以一些老红军都挺不服气。可那有什么办法，你不识字呀！

王震没多少文化，但他骨子里就仰慕文化人。他是个在实践中过来的人，深知有文化与沒文化的利害关系。客观地讲，从用人以能上讲，王震在兵团这个生产建设部队用张仲翰、陈实这些文化程度较高，又年富力强的干部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用人在战争年代，甚至在和平年代的作战部队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兵团这一支成建制转业，藏龙卧虎的特殊部队里，因大部分将士将终生在一起生活工作，在“打江山坐江山”“老子把脑袋系在裤腰带里打鬼子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呢”的论资排辈潜规则盛行的时代，一旦遇到运动，这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比如， 1967年3月，丁裴夺权时保留的杨宗胜等4个老常委， 3个是“老红军”，还有1个挨过整的。其中，杨宗胜参加过秋收暴动，资格老、功劳大，按资历和职务都应评中将，但因土改时，被控“包庇”一位的开明绅士，职务由副兵团级降为准军级。1955年授衔时，他评的是中将，报是少将，批下来的是大校。杨宗胜觉得脸上挂不住，扛块大校“牌子” 无颜江东父老，便找了老上级王震，从重庆市调到新疆兵团当了副参谋长。此人文革中未闻有何劣迹，但因不服张仲翰、陈实，而为丁裴所利用则是不争之实。

杨南桂是兵团第一任干部部长（当时，兵团建制很特殊。干部部不是依贯例设在政治部内，而是与政治部平级的单独部门，从此亦可看出干部问题对兵团何等重要了），曾任陈潭秋秘书，文革初，干部部副部长杨兆元是兵团机关最早反丁的领导干部。杨南桂则很早就依附了丁裴，为丁裴去各师游说招降，农六师政委赵予征就是在其游说碰壁后，被打成三反分子的。但不久还是因历史问题被丁裴抛出，不过他1968年就病逝了，还算善终。

杨润贵不是6军团出身。

杨贯之是兵团常委中除张、陈外仅有的一个抗战干部，，进疆时为6军17师政委。1959年反右倾时，曾被批右倾，是丁裴最早拉过去的人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和他一块被批的兵团第四书记王季龙也是6军出身的非6军团老人。联想到文革前，批三家村时，自治区党委依样画葫芦地抛出刘肖芜（时任新疆文联党组书记）、铁依蒲江、王玉胡、克里木·霍加、王谷林等新疆的知名作家、诗人，把他们定为文联的‘反党黑帮’，当新疆三家村批，以应付中央的作法，不能不承认在王恩茂主政新疆时，兵团高层也确有排外的宗派倾向。

这些人的文化比张仲翰、陈实低，但资格却都比他们老。

总而言之，尽管兵团在陶峙岳、张仲翰、陈实的经营下成绩蜚然，但他们的出身、历史和资历一旦面对历史积累矛盾的爆发，他们就立刻从强者变成了待宰的羔羊。

在我对这两位不多的几次接触中，印象中他们都是舍我其谁，说一不二，甚至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绝不会低头的硬汉。然而，他们在丁裴并不高明的攻势前，却是那么地不堪一击，“延安最年轻的团长”30年后，竟让他手下一个团长一封信告倒，这确太不合逻辑了。

如果真凭才智，在我接触的印象中，丁裴李王全捆一块也抵不上半个张仲翰。若非王恩茂投机，丁裴李王不可能这么轻易得手。

问题是，王恩茂为何要自断膀臂、自毁长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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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或叫对质会是在司令部小楼二层会议室召开的。

与会的除设计院三大派（其实远不止三派）代表外，就是兵机造和兵团保丁派的群众。丁盛来的早些，前排的大多是金同和一派的代表，其中也有原红卫兵总部的几个头头。

丁盛一副颐指气使的得意，回答提问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你们可以问贺振新！”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人提问：你对炮打王恩茂有什么看法？丁答：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谁就是我的敌人。

作为新疆党政军及兵团的一把手，王恩茂在文革初是个复杂的让人看不懂们人物。从历史上讲，他是红6军团出身的老359旅，长时期给王震当副政委，应属老兵团系列。但其又在八搂会议后，毫无道理地否了与他共同战斗了近20年的张仲翰（也有说王是奉中央之命才压张抬丁。文革初，江青确公开讲过：“听说你们新疆有个叫张仲翰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们不要让他舒服了，要狠狠地斗他，要打倒他。”但王贬张的时间在江青讲话之前。那个“中央”是谁？从后来把张打为“贺龙的黑干将”看，应是林彪），助长了丁盛的气熖，又似是丁裴一伙的。

丁盛所以对王恩茂态度如此原则，盖源此时王已被造反派称为了“忘恩猫”，是被北京钦封为新疆地方群众组织的革命左派"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俗称"红二司"）重点攻击的对象。尽管王此时为自保，在兵团问题上已完全站到了丁裴一边，但北京那边内定王为贺龙分子，是必须打倒的。丁对此很明白，他没有打倒王的理由，但又以为王沾不得，所以才用原则的等于什么也没说的来敷衍。

另一个记忆深刻地是，丁讲着话，不知那根筋疼了，竟欠起身子伸手去模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姑娘的脸蛋，并色迷迷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而引起会埸一片嘻笑哗然。

关于“六二四事件”，丁讲得完全与我目睹的事实不符，他不仅否认了原来的“强行绑架”说，还绘声绘色地声称他是按照毛主席的相信群众教导，主动走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当埸宣布撤掉了那些坏家伙的职”。这自然遭到了亲历了六二四事件的人的质疑，但这时金同和却以当事人的名义出来征实，并肉麻地称“丁副司令员和我们复转军人最亲，谁反对丁副司令员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一片哗然声中，贺振新在警卫员的开路下进埸了。他穿了件军大衣，双手合十地向大家致意道：我没迟到吧！医生不让我来，我说那怎么行呢，丁盛同志去了，我怎么能不去吗。医生请示了郭鹏同志，才准了我一个小时假。

会埸响起了一阵掌声，还有人喊，贺副政委快坐下吧。

这时丁盛却不阴不阳的来了一句：装死躺下，这会儿有病了，真是时候呀。当初你骂我叛党，骂设计院的群众是暴徒，是小匈牙利事件时的精神劲儿哪儿去了嘛！

有喊打倒贺振新的，也有喊打倒丁盛的。会埸上一时有点乱套。

金同和带着他的一伙人与兵机造的人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这边喊打倒，那边喊万岁。幸好那时还不兴武斗，否则真会打成一锅粥。

我困惑了，两个“老红军”怎么会如此形同水火？

当时坊间广泛流传着这么一个传奇：贺振新是丁盛的“老班长”。长征时，是贺生生一路把发疟疾的丁盛背出的草地。

后来我查过相关资料，知此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贺是江西永新人。丁是江西于都人。长征时贺是肖克、王震的红6军团17师四19团一个营教导员。后属贺龙的2方面军。而丁盛长征时是1方面3军团11团一个连指导员。丁是随彭毛的陕甘支队1935年10月到的陕北。贺则是一年后随朱张任贺的二、四方面军才到的陕北。也就是说在长征之前他们倆人根本不认识，不可能发生那个动人的故事。要说认识也只能是红军整编为18集团军后的事，因为他俩都是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的120师的营职干部（贺振新所在的红6军团缩编为120师359旅，丁盛所在的红28军缩编为120师358旅。）

但当时，我却对此深信不疑。乃至在会上还声泪俱下地拿这个故事当面质问过丁盛。

幸好金同和们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并且很可能也象我一样信以为真，怕因此“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立刻用毛语录和口号压倒了人们对丁的指责，沒有给丁贺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

我仍义愤填膺地不肯罢休，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挤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对我说：小鬼别争了，沒有这回事。我以为他是金同和一伙，拗真地反问他：你是丁盛一头的吧？那人又把我拉到楼下，告诉我：贺副政委和丁盛根本不在一个部队，长征时贺副政委就是营长，哪里还是什么老班长吗！我仍不相信，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是干部部的，是兵机造的。我才将信将疑把不那么固执了，否则那次真不知我会闹出多大的笑话。

可惜，我把这个好心人的名字给忘了。

又回到会埸时，丁盛正要离埸，記得他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问他吧，我是和同志们一块被他定为反革命的！

面对一片打倒声，贺振新也站起来，双手插在大衣袖子里，额头渗着虚汗，声音有些发颤地说：同志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已过了…但立刻被金同和们的打倒声淹沒了。

有人打算去动手，一个年轻的战士冲过来挡住了他们。

埸上响起了“打倒保皇狗”！

我和我的同志们被这埸面震撼了，也挤到台前，和那个差点被推倒的战士站到一起。

这种混乱的局面持续了好几分种，直到那年轻的士兵愤怒地陶出了手枪，对那些企图殴打他的首长的人们怒斥道：“退回去，不然我要开枪了”才算暂时中止。

贺振新昏倒了！

人们哑然了。

那年轻的士兵流着泪，揹起他的首长，在兵机造和我们的护卫下离开了会埸，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50年的世界。

贺振新之死使兵团文革进入了刀枪相见的武斗时代。

兵机造联合红二司掀起了一波反丁裴李的高潮。在一次批斗会上，丁盛被捆了起来。若不是军区的郭鹏派兵解救，后果不堪设想。：

12月18日，石河子兵团农学院的工人、学生为贺振新之死，再次召开大会，要求兵团党委主要领导丁裴参加。在军区帮助下，众矢之的的丁盛当日秘密乘飞机逃离新疆。

１２月１９日，由于王恩茂迟迟不表态，数千兵团学生、工人以要求批斗丁裴李为名，冲击正在召开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昆仑宾馆，向王恩茂要人，不果，逐于当晚１０时起宣布绝食。社会各届为支持这次绝食活动，甚至对昆仑宾馆进行了停水、停电。迫使三干会议不得不转移到了巴音沟。

与此同时还发生交通罢工，整个新疆濒于失控边缘。

当时已被所谓保皇派当成王恩茂的对立面“武（光）吕（劍人）祁（果）”的自治区书記处书記武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北京的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学生绝食情况，引起了北京的注意。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要求绝食者立即复食，并命王恩茂于次日上午与绝食的学生、工人代表到北京解决问题，事态才告平息。

24日，临上飞机前，王恩茂让自治区副主席田仲把一张写到："三干会转移会场，继续开会，区党委的日常工作暂由你主持。"的纸条交予武光。

王到京前，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熊晃正在北京开会，不久张仲翰等也被周召到北京。新疆三大权力中心的主要领导人均被调离，堪称历史之绝。

而这一切均源于一件事：兵团设计院六二四事件；两个人：丁盛与贺振新。尤其是贺振新之死。但我遍查所有有关新疆文革史的资料，却难觅这一件事的踪影，唯一沾点边的是在有关贺的介绍中，最后一句的“冤死”。何以冤死却又不置一词。

这样的正史能当信史吗？

心慧如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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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慧如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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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了，虽然很多往事都已淡漠，但1966年12月初的那两埸座谈会却仍历历在目，有时还会浮现在梦中。我是11月底代表我的小组织“洪流战斗队”应“兵机造”之邀到的乌鲁木齐，主要是参加丁盛和贺振新倆人关于设计院“六二四事件”的对质会。当时，我还未从“老红军情节”走出来，而丁贺二人又都是走过“二万五千里”的正宗老红军，所以对这桩闹得沸沸扬扬的公案还并无定见。为了争取我，兵机造给了我许多有关丁负面情况的资料，其中有一份署名“54军政治部”的文件，内容是丁盛与其女儿的大学同学孟文虹勾搭成奸，扏意与老革命的前妻离婚，其在部队当兵的儿子拿枪要找他拼命的故事。还有一些关于丁“道德败坏、流氓成性”的其它资料。那时年轻人最不耻的不是什么“反党反毛反社”而是这类道德层面的问题。我还未满20岁，何况当初扏意离家来疆就是因不屑母亲再嫁。因之前便对丁在设计院“六二四事件”上前后矛盾有不良看法。所以，对丁的看法愈加恶劣起來。

丁在我心目中倒塌的唯一障碍就是“老红军”这牌耀眼的金牌了。为此，我通过兵机造的关系，专门到1966年初才由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久闻其名却未谋其面，3个多月前便被丁裴宣布为张仲翰集团“副帅”的贺振新家里去进行了一次实地拜访。

贺振新1916年生，江西人，读过两年书。儿童团出身，1930年入伍。历任红6军团51团副排长、湘鄂川黔军区第2军分区干部大队分队长、游击队政委、独立团连指导员、干部大队政委、红6军团17师政治部组织干事、49团政治处总支书记、营教导员。抗战时期，任120师359旅717团3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南下支队第一大队政治部主任、717团政委。内战时期，任晋绥军区359旅政治部主任、一野2军5师副政委。入疆初，任22兵团25师政委。1952年，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后，直至又调回兵团前一直在军事工程学院系统工作。

从这份简历可以看出，贺振新调任兵团副政委与丁裴李王的情况不同，他不是来闹事夺权的，而是一个游子又回到阔别14年的娘家（老部队）。需特别说明地是，其中的“一野2军5师”便是1949年2月1日，中共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时，由原2纵359旅改称的。（在未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之前，有一段时间曾有两个359旅同时存在。另一个是以359旅717团为班底转战东北的刘转连将军的359旅。1947年1月，才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作为5师的副政委，他的师长、政委分别是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国贤将军和时任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处书记的李诠将军。5师后转制是农一师。而他在新疆最后任职的22兵团25师则转制为了农六师。

亦即说，贺振新从根儿上就是红6军团的兵，也就是肖克、王震的老部下。所以，尽管他与裴李王一样都是现役军人，但从历史渊源和亲疏关系上讲，都不能不被视为老兵团。

但他毕竟从1952年就离开了新疆，而且一直在军队工作。比丁裴李王到兵团还晚些，既使从改造兵团上讲，也不该划到被改造的一方。

那为什么又被丁裴李划到张仲翰的老兵团一方，还定其为副帅呢？

就因为设计院“六二四事件”他批丁盛“违反组织纪律”，这放在战争年代就是“叛变”。在一次讨论“六二四事件”的会上，他还说了一句“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次小匈牙利事件”。

这些是我在拜访贺之前便已了解的事情，我想了解的是他是否是如丁所讲得那样：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因当时贺正在病假期间，他的警卫员给我的时间是20分钟。

贺是身着睡衣披着军大衣来到客厅的。他要抽烟，但被年轻的警卫员拒绝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乱套了，你是警卫员，不是司令员”但并没坚持，而是对我笑着说：“你看，我都必须听他的”。听我说明来意后，他坦承：小匈牙利事件这句话是我讲得。我对因此而给大家造成的伤害负一切责任。对“六二四事件”他的态度是：丁盛同志回来汇报说是反革命暴乱，他是被劫持不得已才答应的那些条件。会上我批评过他这等于叛变，沒有调查研究就同意了他派工作组的提议，是官僚主义。在丁盛同志改口说他是支持群众造反的之前，我和他对设计院的事看法是一致的。

当我说到：“当时, 我觉得象一场反革命政变，可十六条下来以后, 我就说不清了, 它既使够不上反革命闹事, 也不能说它是什么革命首创, 把共产党干部当地主斗, 戴高帽子, 游街, 他们要是好人, 哪儿来的这刻骨仇恨？我认为为他们平反, 只是出于策略, 因为中央要求真正的坏人, 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但我怎么想也不相信那些人,是真的为了革命”

贺笑了：“所以,十六条才提倡独立思考嘛。小伙子,20岁的人, 是该用脑子思想了。我这人水平不高, 但以为闹事总是不大好, 这不, 小闹不堵, 大闹不止。绑架上级首长, 强迫首长按他们的意志撤那么多师团级领导干部的职, 不是叛乱, 又是什么？这个观点, 我不会改变！”

当我又说到“可是, 于副司令员现在不承认他是被迫那么做的了！他说他是主动走到群众中, 倾听群众意见—”时，老头终于怒了，气的手拍沙发, 浑身抖动地吼道：“一派胡言！当时他怎么说的, 党委会上那么多人都听到了, 怎么可以这么出尔反尔？主动？那就是叛党！未经党委通过, 一个人有什么权力撤这个, 罢那个？！党管干部是原则, 哦”因过于激动，他忍不住地小声啍了一声, 用手抵住心口, 吃力地喊道“这是不能允许的, 再大的官也不行—”之后, 便歪倒在了沙发里。

这次心血来潮的拜访，使我基本上弄清了事件真相。但贺振新给我留下最深印记却是在我问到的丁是否在投机？贺答非所问地讲起30多年前，他们到达陕北时，张国焘在会师大会上突然喊起了“朱总司令万岁”。他说：小鬼，你还年轻，不懂我们这些老家伙，革命不是喊喊万岁就行了。张国焘后来不是叛变了吗。万岁喊得高不见得就是真革命，你记住，有时万岁喊的最响人，可能正是准备当张国焘的人！

万岁一叛徒。丁盛一张国焘。

这是那个冰冷的冬天，一位几天后便驾鹤西去的老战士最后的遗言。虽然，当时我还只局限于兵团、设计院和丁盛，并沒有想到历史，但这一思维模式使我从万岁文化的狂热中，睁开了一只眼睛，不再盲自相信表象的东西，遇事会用自己的头脑去问为什么了。

有思想未必都正硧，但沒思想却绝对不正确。

“我思故我在”，否则岂非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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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从此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式地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既令人神往地血脉贲张，又令人迷惘地彷徨失落的疯狂时代。

8月10日，原兵团工作团召开设计院和玛管处全体干部职工大会，由玛管处政委王自忠宣读“十六条”。因为没有可以容纳上万人的埸地，就把会场安排在了大泉沟水库边的林荫大道。成千上万的人或坐或站，人嘶马叫地连绵数公里，那场景极为壮观。尤其在读到：“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人群中突然响起了“毛主席万岁” 的口号声，随后各种口号声此起彼伏，使王自忠不得不时常中断文件宣读。

一时间“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成了这时代的最强音，孟昭富、金同和、李清安等一班被定为“六二四分子”上了黑名单的人转瞬间又成了时代英雄。

按“十六条”的一些条文，“六二四分子”确堪称运动“勇敢的闯将”。但经过这一个多月的社教，他们已臭不可闻，而“六二四事件”已似成铁案，甚至还被兵团领导定性为“小匈利亚事件”。

为应对“十六条”带来的冲击，赵锐根据其中的“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条文，在院长申玉崑“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时，欲力挽狂澜，挽回危局，扶殖成立了一个以过去的积极分子为主的“红卫兵总部”，企图主导运动。红卫兵当时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恐怖名头，并模仿地方红卫兵以宣传毛思想名义大搞形式主义，比如到处设岗，要求过路人背一段语录，背不出来不让通行，致使农场职工大面积迟到，引起上下众怒。所以很快就被一夜间冒出了各种名号的群众组织以“官办组织不符合16条”的理由所倾覆。这段时间各单位在社教前后形成两派观点之争仍在继续，并由此而形成了两派对立。但在院这一层面上，过去那种揭人隐私，纠缠于作风问颗的姑嫂之争则日渐落寞， “六二四事件”性质之争则成了“大是大非”的主要辨题，并由此形成了后来水火不容三大派。

一般提到文革多是讲两派，也就是所谓的造反派与保皇派。其实，这只是在官方宣传的诠释，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种分类，所谓造反派和保皇派都有保有造，比如在兵团反张仲翰、陶晋初、陈实等老兵团的被称造反，而反丁裴李等现新兵团的则被称为保皇。从全国来讲，所谓保与造均是由毛江的中央文革册封的，而一些自命为文革史研究者的学者竟依此说来划分两派，可谓是史学一大笑柄也！

从设计院的实际情况看，大体上是以上述的老兵团、复转军人与支边青年形成的三派势力。自流人员因其不成体系，政治地位又低，除金同和那样不甘命运的少数精英人物外，多属游离于政治之外的风派或逍遥派。

前文讲过，老兵团内也分共军国军两派，他们为了保住正统，主动把22兵团的干部当牺牲品清除，他们甚至对张仲翰、陈实这类资历不够深（不够红军资历）的人也并不死保，其以一批资历极深的“老紅军” 为核心，坚决维护兵团的历史，与丁裴李针锋相对。他们的“群众组织”叫“兵团机关造反团”简称“兵机造”。由于他们并不死保得罪了新疆一把手王恩茂而被冷处理的张仲翰，但与丁裴李势同水火，所以被自治区的钦定“左派”紅卫兵第二司令部（简称“紅二司”）当成了造反伙伴，因而也吸引了相当部分的支边青年和兵团内部在校的大中学生。

最复杂的是复转军人这一群体，他们的经历和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视野。当他们为争取自身的工资待遇时，他们是个特别能战斗的群体，谁阻碍他们谁就是他们的敌人。可是当运动发展到必须明确表态打倒那些与他们现实利益没任何关系的高层领导时，他们就不那么“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了。当初孟昭富们反王化德，因为他是人事科长，有权力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问题，却拒不解决。所以他们才视其为敌。可张仲翰、丁盛们又关我什么事？他们打倒李述材，因为他是“925”是国民党的上校军官。张仲翰、丁盛可都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呀！

此外，他们还遇到一个不解之题，“复转军人团结起来”可以，但老兵团也都是复转军人呀！于是他们又弄出一个年限，例如1964年以来的复转军人。但1964年以前的复转军人，如金同和之类的又怎么算？最后他们在丁裴的谋划下又提出了“转业军人、贪下中农、共产党员”的“三块钢板”说，到此问题看似解决了，但他们也因此而置其它人群，尤其是在兵团能量很大的支边青年于对立面。尽管在丁盛、裴周玉、李荆山、王挀东当道的文革中前期，复转军人表面上是胜利一方，但真到治的时候，真正的胜利者还是老兵团。而他们最大的历史功能便是以行会性的血统论分裂了群众。

在丁盛裴当道时期，总体上得势的是“八野”系统，但在设计院却是个例外，曾红极一时的“八野”一号人物金同和却在“一打三反”之前就被他的对立面“红野”击败，并被收监入狱成了个刑事犯。“红野”和“八野”都是以复转军人为主的超大型群众组织，是复转军人在现实与理想（或曰：现实与野心）之间选择与分裂的结果。这两大组织的头头孟昭富与金同和都是当初上了黑名单的“六二四分子”，但结果却天上地下。

何也？

这就归结到了文革中为何得势的“左派”往往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这个难解之谜。以往的学人总是用观点不同来解释，因为双方都是以“誓死捍卫毛思想”来指责对方违背了毛主义。就和今天乌有之乡等毛主义分子批判攺革是复辟资本主义差不多，无论其如何口吐莲花，实质都是利益之争，与信仰无干。直白地讲，就是在争谁老大谁老二。

金同合自命是丁裴嫡系，自然不甘居“一帮土老帽儿”（金同和语）之下，坚持斗而优则仕，违背了已取得政权丁裴求治的原则。而经济上得到了满足的孟昭富们，因其本质就是为居家过日子，本来就没太大野心，符合当权者治的原则。简言之，专制体制下的一切“民主”“理想”“主义”无论如何信誓旦旦，如何天花乱坠，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一个治字！

讲到这里，其实已毋须再赘言支边青年了，在那种体制下是没有理想主义的生存空间的。而作为小知识分子，又大多出身不好的支青们，或者随波逐流，或者攀龙附凤，或者置身事外，或者是出尽风头后激流勇退、知趣逃离。否则都不会有好下场。

本人就是这么一个“逃兵”，一个因贺挀新之死，而对这个革命失去了所有信念的叛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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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是26号还是27号了，反正也就两三天后，兵团工作团进驻并召开大会，宣布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团长申玉崑还专门就其24日的决定讲了话，表示工作团将按政策审查这些同志问题，但对那些胁迫领导闹事的称之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假左派、真右派”，也要严肃清查。从此便有了“六二四分子”一说。

孟昭富、古军荣、李清安等几个带头闹事者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前一阶段各单位被揭发出来的人与揭发人一起成了各单位“社教”的审查对象，本人也不例外。

地质队的社教工作队队长是农八师一个分场的教导员，队员是从单位抽调的营连级党员干部。其中有后来成为“八野” 头头之一 "四方面军"军长、汽二团的李松林。

社教队进驻后，先查经济后查政治，并掀起对队领导的揭发批判，同时也对前一阶段的“闹事分子”进行审查，我因年轻且出身好很快就通过了审查。不久，还被抽调到队部，被任命为由队部一般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大班（30多个人）的班长。并被社教队当成了依靠对象。

但李清安等几个人因“六二四”问题，却没我那么幸运。他被批为“一年土，两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的蜕化变质分子。李不服气，以攻为守的继续揭发赵永华以对抗社教队，逐成众矢之的，甚至被升级为反党野心家。

简言之，虽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社教工作队拥有绝对权威，所以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下来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各单位都是自己人斗自己人，还未发生过矛头指向工作队的情况。但社教不仅沒达到治的目的，反而是扬汤止沸，以至火上浇油的反作用。

设计院的社教是短命的，到7月底，毛下令“统统驱逐之”便无疾而终。

工作队撤走后，留下了一段“权力空白”期。这时，各单位的领导，尤其是一二把手多处于“下楼”下不来的状态，比如在地质队，一二把手的队长和教导员处于停职和打倒之间，名义副手主事，但由于缺乏政治权威，真正当家的往往是下面还没多大麻烦的区队长和指导员们，实际上形成了政出多头的无政府状。尤其在“十六条”下达后，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更是令勇敢者跃跃欲试，也令各级领导均无所适从而退避三舍。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特有现象。这在法制社会不大可能存在的，但在中央集权的人治社会却不可避免。尤其在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动乱时，求变的力量往往超越求治的势力。用文革约定俗成的用语：造反与保皇之间的较量大多是造反势力处于上风。或曰：趋时压倒了传统。

这一时期虽极短，但却孕育了后来的派别。趋时是一切不甘现状人们的本性，用现在的名词叫“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各色人追求幸福的表达方式却不尽相同。具体到设计院大致可分四大种群：老兵团（含“925”）、复员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和自流人员。

老兵团内部矛盾在外力挤压下，为生存渐渐趋同。虽然他们为标榜正统，往往把“925”推出当替罪羊，但总体上还是为保住他们的正统地位。所以，他们往往视为保皇派。

复员转业军人是文革中异军突起的一股新生力量，他们在文革前是介乎于老兵团和支边青年之间的一个不大受重视，没什么出息的一个人群。他们既没有老兵团政治与经济上的优越，也没有支边青年在文化与政治上的社会潜质。他们不甘支边青年超越的同时，把所有不满全发泄在“压制”了他们的老兵团。因此他们在争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更急于打倒老兵团以改朝换代，是当然的造反派。

支边青年是国家移民的产物，他们都是自愿来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因家庭出身而受歧视的“非无产阶级”子女，他们渴望公平，急于与那个令他们低人一头的家庭决裂，他们是以“参加革命”名义离开父母的，尤其是成批赴疆的上海、武汉、抗州等城市青年，都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的送往迎来的。中央和兵团对支青都有具体政策，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政治地位”被官媒宣传的很高。因此，尽管他们经济待遇普遍很低，但政治上的虚热足以使他们梦想光荣。他们不象复转军人那样几乎是赤裸裸地为钱为官而“革命”，也不象老兵团那样为捍卫历史的光荣而“革命”，他们总体上还是那种理想主义者，他们想改变这个世界，却不知为何改变、不知如何改变。他们反对一切不公平，却不知怎样才能公平。正如他们渴望公平、渴望革命一样，他们就象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只想成为一个战士。

自流人员，或曰：“盲流”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都参差不齐的复杂人群：有为求生的难民，也有为换个环境换种活法的小知识分子。有不甘当一辈子农民的乡下青年，也有城里的个无业游民，甚至还有作奸犯科的逃犯。总之，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他们既没有复转军人的阶级自豪感，也没有支边青年的虚热的光荣感。正如“盲流”这个侮辱性的称谓一样，他们在官方政策里和社会舆论中，是处于最底层的一群人。但他们的阅历和遭遇却决定了他们既有比复转军人更强烈、更现实的经济欲求，同时也不乏支边青年的理想主义。他们中无论文化高低、成份如何，究其根本都是因不得志或不满现实，才毅然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出的玉门关。他们就象邓小平时代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家一样，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是自费到的新疆，并全凭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相比之国家斥巨资安置的复转军人和支边青年，他们是真正的自食其力者，是个更成熟也更坚强的人群。

1970年，我认识了一个“河南盲流”，他在库尔勒近郊一个公社落户十年，成了家，自己盖了150平米的住房，当时令人羡艳的四大件全有，日子堪称小康。他告诉我，他所以“逃到口外”就是因为在老家吃不饱饭“俺个堂堂七尺男儿，累死累活还填不饱肚子，我不服气呀！”他没告诉我他是个地主的后代，他爹娘全在那年饿死了。

1971年，在乌鲁木齐我还因丢了钱包，为凑火车票钱给一个也是“河南盲流”的地下黑包工头打过几天工。工作是装车，每天可挣十几块二十块钱。挣够了车票钱，我去和老板结帐，才知他原来是个“外逃的地主崽子”。此人身高一米八，相貌堂堂，谈吐不凡，是文革前的中专毕业生，曾在公社当过会计，文革时诬其贪污，受不了这冤枉便“逃了出来”。他说：不就是嫌俺是黑五类，不想让俺吃公家饭吗。直说呀，干吗非给俺扣个屎盆子！“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和他们没理可讲，俺就亡命天涯活一天算一天吧。”这个人很讲义气，听说了我打工的原因，连说：“兄弟你昨不早跟老哥说呢”并给了我几十块他抽头拿走的钱。不过因为“职业”和“身份”原因，此人有点“末日情结”，除了不偷不抢，吃喝嫖赌什么坏毛病都有，也算是文革中“盲流”的时代特色罢。

另外一个“河南盲流”就是在设计院文革中风云一时，曾为“八野第12方面军一号勤务员”的金同和。此人初中文化，据说还当过两年兵。不甘心在家种地，1963年到新疆投靠一个在兵团当连长的老乡，曾在勘测大队时当过首长的通信员，1965年还被评为“学习毛著积扱分子”，因男女关系问题被下放农场。是与孟、古齐名的六二四分子。此人口齿灵利、能言善辩，又极善攀附，简直就是为文革而生。1966年底，他与丁盛搭上关系，着实风光了一阵子。但最后还是因为“底儿潮”败给了真正的复转军人孟昭富，被定为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而搯监入狱。

我所以在这里重墨自流人员，一则是金同和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二则是因为官史从不会为这个比复转军人和支边青年全加在一起还要多的人群着墨。而他们对边疆开发和人口分布所起的实际作用，绝对是前两大人群所不能相比的。所以，既是为了公平，也算拾遗补缺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