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临终前剖析邓小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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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赵紫阳朋友王扬生回忆赵紫阳2004年7月谈话的文章，写于2004年10月，文章原题为《叩访富强胡同六号》。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反复求证，认为这篇文章内容可靠，颇具可读性。这也是外界至今为止发现的赵紫阳生前最后一次与访客谈话记录。文章透露，赵紫阳晚年仍然关心中国现实政治，包括关注到《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对中国在一党专政之下推行市场经济尤为关注。赵紫阳同时也精辟分析了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赵紫阳家有很好的友谊。六四以后，随着当局对赵紫阳的看管越来越严，在中国政治氛围中自然而然训练出的谨慎使我家渐渐和他们断了联系。今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赵紫阳的儿子联系上了。对于我，赵紫阳不仅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领袖，不仅是制止血腥屠杀的伟大政治家，而且是长辈，是亲人。如今，经历过六四以及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之艰难的正直的中国人，都会对软禁于破旧小院的赵紫阳心生同情，而我更觉得不能不为他做点什么。我非常想见到他，哪怕仅仅是向他传递一分敬重，一分爱戴，让他知道，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在惦念着他。

夏末的一天，我在细雨中来到富强胡同。

紧邻着繁华的王府井，小胡同越发显得苍凉静谧。6号院灰墙上围着一圈铁丝网，门旁墙上镶嵌着的“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石匾旁注有“非开放单位”的提示，身着黄绿军装的两个警卫站在大红门口，在周围的古旧灰暗中显得十分扎眼，这一切都暗示着住户的不同寻常。

我走上前，警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赵家老五。他让我按门铃。门铃响了以后，门上打开了一个小窗口，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再自报找老五，门开了，一个工作人员挺客气地问我，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身份证，原以为他看一下就还给我，没料到他说，一会儿再还给你。后来知道，来客的证件都要登记。

从旁边绕过大概是工作人员住的前院，小通道上有一排白栅栏，有人搬开栅栏让我进去，我就到了赵家人的居住区。

五军已在等我，把我带到老爷子的屋里。

这个房间坐南朝北，一大排窗户面对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习惯，这并不是最适合居住的房子。东墙一排黄色的书架，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机关用具，一张黑色大写字台上零散地摆放着书刊，旁边有一张电动按摩椅，椅子前面放着一个红色的铁皮暖水瓶，是那种在很多人家里早已见不到的旧式暖水瓶，他自己倒开水。椅子后面放着氧气瓶，西墙一排电视音响，两个单人沙发靠着南墙，门口还有一个塑料三角架摆着杂物，陈旧的地板已被擦得红漆脱落了。这就是赵老爷子的书房兼客厅。

坐在按摩椅上的老爷子站起来迎接我。他比15年前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我握着他的手，说：赵叔叔，我们很想念你，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他说：知道知道。

我在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来。我说，五军说您肺不好，说话气喘，那我给你说点外面的事情，您要是累了，或者不该说的，五军提醒我，我就不说了。老爷子说，没关系，我能说话。

我告诉他今年最受关注两本书是《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他说，“我都看了。”

“你知道后来被禁了？”我问。

“知道，分两个阶段，先是不宣传，不批判，还有一个不什么？”

“不炒作吧？”其实我也说不大准。

“后来不让卖了。”老人接话说。

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他也看了，还知道《南方都市报》案任仲夷、吴南生都给省委写了信，还是判了8年。

我说：“您消息很灵通啊！”

老爷子有点得意地说：“有些人告诉我各种消息。”

我说，我给你讲讲我在党校了解的情况吧。

我就讲了党校教授怎么把各种观点往“三个代表”的筐里装；讲了关于法制建设、党大还是法大的不同观点；讲了一党专制与皇权政治的比较，讲到一个教授对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忧虑，说“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真正实现法治，我是看不到了，我的儿子也看不到，我的孙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说”，等等。他听得很有兴趣，说：“党校现在很敢讲啊！”



我说，我听的课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教授照本宣科讲老话，有三分之一比较左或者说是教条，而有一些教授讲得相当客观甚至前卫，很尖锐，很实际。我感觉党校许多教员都有过出国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的机会，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了许多研究。

老爷子说：“现在中国的明白人越来越多了。”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现在的领导人也明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现在的领导人没有理想，没有信念，（点评：有私欲，而且很强。非常糟糕）他们不知道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中国的一党专政是历史形成的。共产党认为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中国老百姓也认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老传统。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建设的党，它控制了全国的所有资源。过去搞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也就是多一点少一点的区别，毛主席也不过是建个别墅嘛！可是搞市场经济了，私人拥有资本、财产合理合法了，共产党就必然会腐败，有权势的人必然会利用他们对资源的控制权把社会财富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但是像中国这样，腐败的面这样广，腐败的速度这样快，腐败的程度这样严重，这是全世界都少见的。审计署最近审计出许多严重案件，各地贪官也杀了不少了，没用！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 点评：赵紫阳真是一语中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



印尼苏哈托军人政权也很腐败，他那一家人也很厉害，但是和中国比，因为这个军人政权没有掌握国家的全部资源，不至于像中国这样，腐败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进每个角落。”



这时候老爷子的小女儿妞妞进来了，我们打过招呼，老爷子接着刚才的话题，愤怒地说：“中国现在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也坏，但可以逐渐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而中国这个最坏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进步！（点评：双手赞成！）”



我说：“其实，也可以有些办法限制腐败呀！比方说，给媒体充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对各种贪污行为、对各种违反科学的决策及时曝光，可以使官员的行为有所顾忌，这是对党有利的呀，而且成本很低，可是为什么中宣部老是阻止舆论监督，老是限制媒体呢？（点评：显然是上头逼的。中宣部的活儿不好干。挨骂的时候居多。为什么？堵嘴。谁乐意让别人堵嘴？没有。上帝赐给了人们嘴，功能无非是吃饭说话。咱不让人说话，不是废了大家伙受赐于上帝之嘴的一半功能了吗？咱废人家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一半功能，人家不恨咱吗？

话说回来，为什么非要搞那么多的“规定动作”？就连奥林匹克的体操比赛，还有一半以上的自选动作呢。而如果奥林匹克评委会要求田径运动员，比如要求长短跑运动员，起跑时必须那条腿，落地时必须那条腿，头仰角多少度，胳臂甩动不许超过多少度，人家怎么跑？不信咱注意注意电视里的长跑运动员们，那跑起来的姿势和表情，什么样儿的没有？你管人家什么姿势和表情干嘛？就管让他们一别抢跑，二别跑到人家跑道上去，三被跑反方向去，四别一动不动，就行了。同样，中宣部管理舆论，完全遵照宪法，就行了，用不着管那么具体。自己累不说，也不讨好啊是不是？

或许有中宣部的同志觉得现在局势有点紧张？那么，现在的紧张气氛能比得上六四刚过之后的程度吗？比不了。当时多少部门的门口都站着荷枪实弹还带着钢盔的士兵？北京到处是一大团一大团的铁丝网。那什么气氛？可是被调到北京管宣传的李瑞环同志怎么管的宣传？——太令人佩服了：

第一，            他先就去了“六四”中因为上街游行的人多，而被整肃比

较厉害的《人民日报》社，这个选点就很有勇气；

第二，            他平实而大无畏地跟记者编辑们说：以后你们还是要多报

道一些老百姓感兴趣的喜闻乐见的东西，不要总登那些大家不爱看的东西了——实际上他暗指的是当时太多报纸来回来去刊登戒严部队的报道，那实在令人们反感透了！

李瑞环同志的那次讲话，在首都新闻界非常轰动，大家奔走相告。笔者也是对他在那个极其敏感时期的聪明又有魄力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

确实，不论管什么，都得照顾绝大多数人的心情和切实需求。这也是人心向背。顺民心办事，错不了。

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李瑞环那样一说，新闻界的气象和社会舆论的风向，很快就发生巨变。那不是很好吗？怕什么呢？越怕越控得紧，老百姓势必骂得越起劲，越花花——这就是那句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中宣部系统：还是别人为地造成老百姓反抗力量的大淤积吧！）

老爷子说：“他们害怕。他们害怕裂开一条缝，各种矛盾冲出来弄得不可收拾。他们必须维护他们自己和他们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点评：非常准）。胡温，不知道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想，即使他们有想法，也很难，要得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很难。”



我问：“那以后怎么办呢？”

老爷子说：“没治了。”大概是看出我没想到他竟用河南口音说出这句北京话，他用手指在空中写着“治”字：“就是北京人说的‘没治了’。没有办法了。”

他咳嗽了一下，接着说：“有人给我讲清末的历史。戊戌变法不过只是一些改良而已，比起后来的晚清新政，新政的变革还彻底一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变法镇压了。到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她也知道政权已经烂得无法维持，后来她自己搞新政。可是晚了，新政推不动，孙中山就领导辛亥革命了。”

“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问。

“谁都不愿意出现剧烈动荡的局面，包括海外的民运人士，也不希望中国通过暴力动荡改变旧体制（点评：非常正确！剧烈动荡就会跟7、8级地震一样会基本上打碎一切，那是没有什么可选择性的——哪个地震会专门震死恶人？不可能。因此：

第一，             剧烈震荡必然会在打碎大家最希望打碎的万恶旧政体

的同时，把一切正常有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法律的秩序全都打碎；

第二，在一切皆碎的时期，强力部门不可能风景独好、完好无

损。因此，社会就完全失去了可以挡得住黑恶横行的强大力量，这恰如钱刚所写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一样，当时在强震刚过的一个阶段，确实是盗贼肆意横行。

第三，有人会提及常言所说的“乱世出英雄”，那也没错。但那得是在战胜了“乱世所出的盗寇”之后，才可称为英雄。但，即便是乱世英雄，要打败乱世盗寇，也需要相当的时间。于是，在那一个阶段百废待兴而尚未能兴的时期里，最苦、最难的，只会是老百姓。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源最少。

所以，但凡有可能采用其他方式，就一定不能走打碎一切的险途！不过，也不是没有人喜欢和盼望天下大乱。谁呢？盗寇们，包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和顶着中共大领导头衔的盗寇！）

可是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到社会情绪无法承受的时候，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聚精会神地继续听老人说：“中国当时有一个历史机会，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邓小平！”他加重语气说：“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搞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下决心的，他看到中国穷，他要发展经济。（点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邓小平在青年时期远涉重洋赴留学时期，在法国看到和经历了什么叫发达的生产力、什么叫繁荣的经济、什么叫强大的国力，对比当时军阀混战而经济发展水平跟西方国家无法相比的祖国，不可能不被激发起极其强烈的“强国志”。而一个人年轻时代的志向，往往可以左右他的一生，这是规律，也是被无数伟人的经历都证实了的——

比如曼德拉，一辈子就在做一件事“反对种族歧视”。并且真的在他的国家实现了。但他却忽视了肆虐南非的艾滋病的防治。于是，在退休后拼命设法弥补。

又比如印度的伟人圣雄.甘地，他穷其所有智慧和力量所争取的，就是改变印度的英属殖民地屈辱地位，实现独立。结果，他做到了，那就成为了印度的永远的大英雄。

邓小平呢，既然在中年得以做为中共最高层执政团体一员，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中共在建国后的一系列严重失误及其可怕后果，那么在他得以重返政治舞台中心时，蕴藏在心中的亲手推进国家脱贫致富的激情，是何等巨大而强烈，确实是什么也无法阻挡。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一门心思地投入了带领全体人民摆脱长期困扰着中国的那个“穷”字的伟大进程。未料，却忽略了“政体改革”。

但这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或许厌倦了中共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一直延续到延安又延续到文革的没完没了的内斗即经久不息的内部政治斗争，而且是无比厌倦！更，每当他看到他的邓朴方被内斗最高峰的文革害成那个样子，就更是对政治方面的斗争避其唯恐不及。更，非常讲究实际的邓小平，对政治斗争很可能是不仅厌倦之极，而且也觉得“没用”。因此他采取了依靠自己无可争议的权威，“废掉”或说努力“超越”政治内斗，从而大排量地、开足马力地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全速奔向“富国强民”的目标。这些，都使对政体改革兴趣极淡，又无暇顾及。这是不是很有可能呢？

但即使这样，邓小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往往只能实现一个重要的目标，比如毛泽东，就是以“造反有理”的强大理念为先导，拼尽全力致力于“打碎旧世界”，结果他一辈子都在干这一件事，永远在“打碎旧世界”，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再到文化领域，“一路在打碎”。而他做打碎旧世界的事情时，总是非常得心应手、

邓小平呢，既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用青春年华的20多年真的打碎了旧世界，又亲眼目睹了中共在“建设新世界”中的种种不成功的探索，因此拼了老命指挥了用改革开放的新路径实现强国志的伟大事业。就是说：他已经实现了，在一生中通过奋斗实现了自己的两个志向，这已经是超乎多国政治伟人的奇迹了。）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钱壮大军事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点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必须“有钱”，才可能强大。周总理也曾在他的报告中一再说：实际上，国际间的竞争靠的是什么？就是“实力政策”。）他希望中国强大。我和他共事这么多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后来经常引用他的一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是说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变坏的那个讲话，不知是在哪个场合讲的，我没有听到。他好像以后也不再这样讲。

邓小平很看重效率。他不喜欢讨论（点评：哈哈，他嫌讨论耽误功夫。再说他年纪也大了，真是没有那么多的功夫跟谁讨论那么多了。他要集中全力去干他看准了的事情。而他这个看准了的事情，是花了他五六十年的功夫换来的。），他喜欢高度集权，甚至决策人越少越好。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苏联出兵阿富汗。他说，政治局开个会，第二天就出兵了！美国能做到吗？美国谁是政府？总统是政府？国会是政府？议会是政府？谁说了也不算，一个事翻来复去讨论半天也决定不了。（点评：这个情况，据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要是非常羡慕的。他们都发现，比较集权的国家，决策要比他们的政府快得多。但这个集权的负面，他们体会不深。反而是中国人体会很深。这是需要重新评估和分析，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

邓小平喜欢说‘拍板’，他常说，看准了的事就去做，就‘拍板’！他不喜欢讨论，后来也反对争论姓资姓社。



他不喜欢权力分散。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打电话来特别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体改委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计划，他大概也只是翻了翻，看看有没有讲三权分立。我认为，他希望共产党强大，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设想。即使想过改革政治体制，但当他看到波兰团结工会闹大了，出了问题，认为不能搞了。”



我问：“领导人如果好，那中国就好，如果不好呢？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几个人，这不是很冒险吗？我是说，这个赌注下得太单一，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他很注意接班人。”老人说。我不想讨论接班人问题，太敏感。

我接着问：“那个时候邓家也有人到美国留学了，没跟他介绍过美国的政治体制吗？”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政治小说《遗嘱》，里面描述了邓的子女和父辈讨论各种体制的情景。



老爷子依然很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一个，是那个时候出国的人还没认识到学习外国的政治体制。另外也和他的性格有关系。邓小平不喜欢聊天，他不爱说话。”我说，这从他子女对他的回忆文章里也可以看到。

“他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欢聊天，海阔天空，无边无际，也许让听的人云里雾里迷迷糊糊，可是他爱聊。邓小平不爱说话，他意志坚定，性格刚强，但是他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就更难了。”

这时候我问：“如果不发生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

他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

“为什么？”

他好一阵没有回答。妞妞催他：“人家问你为什么不能，你还没回答呢！”

老爷子缓缓地说：“我没有实力（点评:这是真话。他在北京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攒够实力，就被推上最高层。另外，他从广东来北京，“政治气候”的差异也太大了。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适应的。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



我没再继续问“实力”究竟是什么。



老爷子思索着说：“我会搞开明政治（点评：用广东的办法和习惯管理北京，再怎么说也是不行的）。。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点评：这个思路非常靠谱。）？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



他忽然想起似的说：“那个字是我改的。原来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我把那个‘下’字删了。我注意过，一直到现在都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五军插话说：“‘领导’和‘领导下’有区别吗？”

老人有点自嘲地说：“唉，也是文字游戏吧。但我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去掉这个‘下’字，表示各政党之间是平等的（点评：至少有个正确的态度。这也很重要。）。改这个字的时候没作解释，没炒作，改就改了。如果解释一下，也许还改不了。记得一天凌晨，当时在人大工作的邓小平的女儿给鲍彤打电话说，我们家老爷子对发展民主党派的话是随便说说的，不能当真，可别写进报告。邓和我的想法不一样。”（点评：那个时期的民主党派也确实提留不起来。被中共左一个运动又一个运动滴早就整的晕晕乎乎、失去自我意识了。甚至有人感觉，一些民主党派“真比共产党还共产党”，意思是，他们非常之左。半句真话也不敢说。不过实话说，那也不失为当时的一种生存之道。不如此，早完蛋了。被逼无奈。）

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搞，民主政治会缓慢推进的（点评：够呛。他势必会遭到中共体系的强烈“排他反应”。他实在是太开明了。超前量太大。而他在党中央的根底，确实又太浅了。）”他的声音透出一种冷静的自信。

我说：“如果缓慢改革，激进派会指责你改革不到位，保守派会攻击你改乱了。”

老爷子说：“是的，所以说，我没有实力呀！”

我问：“那个时候你们体改委有没有一个改革蓝图呢？比方说，那几年我们的报纸上就讨论过国体、政体的问题，我就很想知道中央对未来的国家有什么构想，五十年后国家体制是什么样，八十年后什么样？”

老爷子说：“没想得那么远，很难制订时间表。中国的改革只能一步步走，边改变看。”



话题说到领导人和国家的关系。老爷子说：“毛主席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羡慕苏联的经济发展，但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造成国内的恐怖气氛，他是反对的。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要和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当时苏联认为我们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修正主义呀！”



这和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不同，我说：“毛泽东不是自己都说是阳谋吗？”

老爷子说：“那是后来的托辞。原来社会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说共产党的好话，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点评：所说的那一段，就充分暴露了集权的负面问题——容易大起大落；容易“一放就乱，一统就死”。为什么？动不动搞全国一刀切。国家面积那么大，气候和文化的跨度那么大，怎么能什么都一刀切呢？这是中共领导中最大的毛病之一。要解决，就得设置“阀门系统+自控仪表系统”，跟燕山石化那种大型自动化企业一样，一个化工装置上，有成百上千个阀门，分别控制不同的管路和线路，再分头被相应的仪表反应出来以便旋转旋钮或按动开关，进行实时的或大或小的调控。不能一说要开阀门了，所有的阀门都开；一说要而要关阀门了，所有的都关闭。应该分别不同的功能和需要，对阀门进行无级变速的不同档次雕节，才行。动不动就搞“拉总闸”，也太粗放了。就跟中宣部现在对公民的言论搞的限制那样，动不动全国所有媒体网站都不能用什么词汇，搞现代文字狱。这种文字狱跟网络文化发达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之社会形态确实是严重滴不匹配。怎么管得过来？能不累吗？累死也没用。这个管法不大起大落才怪。

再说，对于公民发表意见，还是应该开辟广泛的可以随时沟通的渠道，避免“血管硬化”和“栓塞”——而堵塞言路就是导致血管栓塞的直接诱因。要相信，大多数都是爱国的，都希望国家好，他们的日子才过得好。另外，与其花那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让中宣部堵住大家的嘴，还不如用同样的精力管好中共干部的“脑、嘴、臀、腿”。现在中共抓四风，应该说，风气还是有一定的好转；在继续努力，并主动聘请民间热心人士帮助中共多提供意见和建议，在所有传媒上帮助纠风——那些爱说话，爱发表意见和评论的公民们，都是热心公益的“社会医生”啊！用起来，就跟西医对中草药的做法一样——充分吸收其“有效成分”如提取人参中的“人参皂甙”等，不是会扩大中共反腐的N倍战斗力吗？帮着中共管好干部队伍吗？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如此叶公好龙呢？中共打天下时，都敢把从战场上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教育教育，换了军装，再训练训练，就收为中共的军队派去战场打仗，多大的魄力？怎么，现在连老百姓都不敢用？不至于啊！）。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后来反右派，民主人士说是‘阴谋’，毛主席就说是‘阳谋’，是回击党外人士，也是对各级干部的一种交代。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

当然，这以后毛主席就越搞越乱了。”（点评：毛泽东就好搞大红大嗡。可能确实是比较浪漫。）

他挥挥手：“唉，现在说这些没意思了。”



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是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赫鲁晓夫是想改革的，但时机不好，太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他先搞总统制，以总统的身份搞改革，不是以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就和共产党有区别了。苏联先搞政治体制改革，尽管现在问题很多，但是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俄罗斯是有希望的。很明显的是，尽管有困难，谁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回也回不去了。”

老爷子按照自己的思路说：“改革造成苏联解体，这是现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大的非议，是指责最多的问题。”

我插话说：“苏联的民族矛盾本来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国的体制也是相对松散的，苏联解体很难避免。”

老爷子说：“是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呀，如果开明一点的话，早该让他们独立了。但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很早就归属俄国，如果处理得好，是不该分离出去的。苏联的萨哈罗夫还是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曾经写过一个建议，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苏联的改革可能步子会更稳一点，社会动荡会小一些（点评：对了。动荡小一点，而不是一点也不动荡。“一点也不动荡”就叫做“死水一潭”。）。”



他接着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国和现独联体国家的过去和现状……这些话题远远超过了我的学识，我已经跟不上他的思绪了。看看对面的挂钟，已经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而且主要是老人家说话，我怕他累了，就提出告辞。



我和老爷子拍了合影，祝福他健康，愿他多保重。临别时他说：“我们今天只是随便聊聊啊。”我说：“你放心，我知道。”我到后院看望了他的夫人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去年患了一次中风，头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但她还能清楚地说出我们家人的名字，这让我和妞妞高兴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没想到老爷子能和我讲述这么宏观的政治问题。欣慰的是，软禁生活并没能禁锢一个政治家的头脑。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85 岁的老人思维清晰，反应敏捷。我深信在他那智慧的头脑中一定还有许许多多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它们应当留给中国人民。我还有机会聆听到它们吗？

三个月过去了。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再见到这位老人。但是和他的子女保持着来往。老人的病情发展很快，现在已经24小时都需要吸氧了。他的儿子告诉我，8月中的一天，大约是在老人家又一次住院回家之后，赵家子女对老人的生活管理提出了许多意见，比如经常断电不能保证制氧机的工作等等，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到富强胡同看望了老人。这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老人听来人说过寒暄问候的话之后，突然说：“有一句话请你如实转上去，如实！因为我以前说过的许多话，传上去之后就变了样。

我要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今年10月17日是老人的85岁寿辰。我祝愿他健康，祝愿他长寿。可上苍留给他的时间还有多少？留给当局的时间又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