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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张维迎评述“胡温的十年”说起
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作为中国政经领域的资深专家，张对刚刚结束的胡温十年执政有着他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观察。就“体制改革”方面，他认为胡温执政十年无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那么，现在的旧制度到底有多旧？“破旧”的出路是什么？这里，我想展示一个标本，并作扼要的分析。
张维迎教授的评论委婉含蓄，点到即止。对于他的第一个判断“经济增长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例如为了“保八”，温家宝政府立马开四万亿药方，让中国经济迅速浮肿起来。所以“最好的增长”是虚胖，人们看得异常清晰。中国的经济数据好看，一是来自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刻意运作，二是政府货币滥发，通胀严重。
二、击鼓传花的房地产炒作正在撕裂中国社会
胡温卸任的2013年，对比于胡温接手的2003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按每平方米的单价大约上涨了10倍，平均一年涨1倍。当听到有人准备拿150万在北京良乡买一套房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倒退10年，这笔钱能买10到13套原地同样大小的房子。对大宗商品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它非常类似于“疯狂的郁金香”事件。“疯狂郁金香”据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泡沫案例之一。金融研究者引述资料说：“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1张床外加1条船……”那么我们看，2012年、北京二环内，一平米的公寓房的价格轻易能卖到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把楼内一张餐桌大小的面积卖出去，可以换回50头肥猪、或28头公牛、或1辆中型货车、或2辆面包车、或20,000斤大米……
当然，在中国大部分别的城市房价没有高到这个程度，折算的实物要打折扣。可即使打五折也是太高。与“疯狂郁金香”热炒不同：郁金香是当年荷兰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而房屋是当代普通中国人的民生必需品，两者影响范围大有差别。中国的房屋政策对官僚阶层以外的数亿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无尽苦难。
张维迎的第二个判断“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证这个结论。我们看到，人民如蚁群一般密集地进京上访。而促使人们上访的突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设部的上访人群中，由土地引发的上访更是高达七到八成。在胡温任内发生、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太石村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三访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为征地纠纷引发。与之相对应的，人们反复看到的官民紧张对峙的景象：两列队伍。一列，是动辄上千“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在坚定捍卫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锄头、铁锹、液化气罐等家庭用品“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在坚定捍卫他们的土地。
政府对征地的积极性，来自它对“土地财政”的追求。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任志强说：政府从房价利益链条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过了七成，这太恐怖！一个本该是为民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府，沦落到赤膊上阵、一心搞钱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张评价胡温执政是“最不和谐十年”，这话让胡温听了不知做何感想。当初胡温自建立组合伊始，提出的首个执政目标就是“建设和谐社会”。——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讽刺。
三、谁是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体？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房价像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这十年，既有赚得盆满钵满、风光无限的马背骑士，相应的，也有被马群铁蹄踩得遍体鳞伤的倒霉人群。后者就是那些一买房就卷入一二十年还贷周期的购房者，他们自称“房奴”。“房奴”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最悲惨的，无疑是正在进城的农民。
1949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共政权严禁农村居民进城工作生活。农民像蓄奴制一样被禁锢在农村受穷，被迫操持祖先在一两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原始农具，修理地球，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中共统治下处境最悲惨的苦主。习近平、李克强这些跟农民有过短暂“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的知青一代，对此景象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毛时代，政府为城市人口无偿提供住房、工作、教育、运动场地等一系列设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搞房改，城市居民基本不花钱、或者象征性的交个几千元，国家以前配给家庭的住房就成为私人所有，领取房产证。这些早期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获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价大概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的积蓄。这是一种政策红利、出身红利。当这些房屋可以用货币估值、可以在市场流通的时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发现，仅这项住房红利，今天可以轻松兑现百万现金、或百万的两三个倍数。它相当于政府给了每户市民家庭送了一辆、或几辆豪华“奔驰”。它是政府给“早期进城者”的多项福利中的一项。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作为“后期进城者”，农民得到了什么。在1980年年代，邓小平打开城市大门、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时，农民啥都没有，——除了无穷无尽的磨难。对后进城的“进城务工者”来说，分房已成往事，想住房得靠买。要买套以前市民分到的那种房子，即便不吃不喝、拿出全家人一辈子的在城里“打工”所得的积蓄，也绝对买不下来。——这是一种人为的、巨大的制度不公！对那些凭借高考进城上学、工作的农村子弟来说，也是如此。开始，政府不让他们的父辈进城，进来就“严打”，这是第一个悲剧；后来让进了，但是想安居，必须掏出他一生的积蓄、或一个家族的积蓄。许多农村大学生就是靠农村父母卖粮、卖牛的钱，获得在城市首套房的首付款的。而本来应该报恩与孝敬母亲的钱，也以月供的形式通过银行，源源不断地“输血”进了政府——这个冷漠的、所谓“祖国母亲”的腰包。
网上有个著名的帖子说房价：北京一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如果农民靠种田收入多少年能买下来？帖主按照中国的农户通常人均3亩地的耕作规模，乘以每亩纯收入400元算，并假设年年都风调雨顺，要“从唐朝开始存钱至今才能凑齐房款”。可我重新核算了一遍，发现那作者算的不对。从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取唐朝中间线763年）到今年，才“区区”一千多年（1250年）哪够呀！还要乘以2呀，老大！
农民攒三百万所需年限：3,000,000÷（400×3）=2500（年）
唐代到今年的时间跨度：2013-763=1250（年）
也就是说，种田的农民必须从老子（或孔子）出生的春秋时代开始，攒到胡温执政结束的2013年，才能攒够这套房的购房款！对中国农民来说，其不幸在于：因为被政府政策打压，我们比城里人至少晚进城30年。此前，我们数亿农民无休无止地为城建出血，为城市输血，自己拼死拼活，挣扎在温饱线、死亡线上，艰难度日。政府把农村积累投入城市，确保城市运转；当我们向往便捷的城市生活，想攒钱、想在城里安家置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被骄横的权力一脚踢回到2500年前——也就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奴隶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这是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房奴。
四、悲惨“房奴”的出路在哪里？
在这里，我想对农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说：我们买不起房，我们在旧制度下找不到出路，我们绝望挣扎，我们缺的其实不是钱，我们缺的是权，——是在制定规则过程中的参与决策的权利。我们农民不能总是对任何规则都无条件执行，而是要拒绝执行不合理的规则！我们农民有理由跟政府交涉，道理极其简单：早先，你恶意地剥夺我们的迁徙自由，让我们彻底丧失了走进市场的机会，丧失富裕的机会、丧失发展的机会；在死活不让我们进城的那些年，你在城市施行的是“国有土地无偿划拨”制度。早来的、你的亲友们，获益于这个制度；当允许我们进城的时候，作为晚来者，你为我们量身打造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并严格执行，说这叫“改革”。毫不体恤我们的苦难，完全漠视我们长期以来作出的牺牲。把我们的来到，当作你的一道菜、当作你百年一遇的绝好商机；你好像认为我们农民不是中国国民、没有点滴权利来分享号称“全民所有”的土地；甚至于，在无偿划拨的土地上、靠全民缴税的财政资金基础上建起的城市学校，你也长期排斥我们的农民的“打工子弟”进入。北京日报报道说：进入2000年后的头五年，因为计生政策，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减少了8万，仅小学就关闭了了766所。可是你宁可关闭闲下来的学校、卖掉学校地产换钱，也绝不放我们的子弟进来。你冷酷到底。
让人绝望的是：你出台的政策，意图用一套房子掏空我们的一生、甚至是来世；在买不起房子，艰难攒钱的日子里，我们被你逼到了那些不通风的简陋平房、逼到了没阳光的地下室；逼到了那原本是蚂蚁、蜘蛛、老鼠栖息的地盘！在这些原本不该是人住的地方，我们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你甚至从没想过，你该为我们做点什么…看吧！去年发生在北京的7-21事件，仅仅是一场突发的大雨，我们的乡亲就像蚂蚁一样，成批地被淹死，——比如山东农村来的姐妹王静，就在那个下雨的夜晚，丧命在丰台区某一间灌满雨水的、她租住了6年的地下室。王静一直向往光明、一直梦想“等攒够了首付，就从地下室搬出来”。她生命的钟摆却在这个雨夜彻底停止，定格在她人生的第33岁个年头；她永远也走不出那间幽暗的斗室；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地下室的居民之一。作为农民，我们的穷困苦难、我们总被黑暗笼罩的命运，既不是因为我们的懒惰，也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因为你定的离奇政策，和我们的糟糕出身……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悲惨房奴走出绝望的基本出路，不是设法找钱，而是设法找权，要找回历史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要设法去跟政府交涉，要求李克强政府正在起草的“中国城镇化”规划里，应该包含我们农民关切的内容，那就是：为农民在城市体面、廉价的落地安居，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要求政府尽快摧毁蔑视农民、凌辱农民的旧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要求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分别有着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学术背景的领导人，用行动来捍卫法治，纠正历届政府对农民的不法对待。此外，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我们农民自己必须争取拥有自己的代表、拥有公平的议席，在任何涉及“分果子”的会场决不缺席，切实捍卫我们的权益。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新华社。2013年3月17发布电讯稿：印度正准备出台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权利法案”。其核心内容是：政府将向每户无家可归家庭无偿提供最少400平方米土地。800万无房、无地的穷人家庭将因此受益。——这是印度穷人抗争的结果。显示印度农民在国家制定规则的层面具有话语权的例子。
五、政府何以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
在这个地球上，人们的土地来源主要靠对土地的发现、开垦和传承。在人类的可控土地中，人造土地的份额估计要少于十亿分之一，这里忽略不论。中共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它当然不是靠造地、不是靠购买、不是靠获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内，包括含金量高的城镇土地、连同房屋等土地的附着物，以前本来都是各有其主的。到1949年，这些土地统统易主，转到中共手里。它们是中共推行“土改”、推行土地“人民公社化”、推行“公有制”、推行“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策举措，完成了土地（以及地上房产）所有权的转移、和全面掌控。
中共在自己的党章里、在讲坛上、在中南海南大门的金色标语里，都反复表示：除了“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谋求任何私利”。意思就是说：它掌握中国所有资源不是出于爱财，而是出于为人民管财的好心；说是为了在中国实践一种更先进的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是为了更好地为苍生谋幸福。可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共从民众那里无偿拿来、由它托管的土地，它没有拿来用于民众的最基本福祉（包括住房）服务。恰恰相反，凭借它中国“唯一地主”的垄断地位，操控房价、坐收地利，让县城在内的中国上千个城镇的房价十年涨十倍，这是胡温在“土地财政”上玩“击鼓传花”游戏上玩得最骇、最疯的结果。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一定会像记得“荷兰疯狂的郁金香”一样，记得“中国疯狂的公寓楼”。
政府掌控的楼房可以像郁金香一样疯长，农民种的粮食不能涨。在粮食供应紧缺的年头，假若某些农民想囤点粮、涨点价，物价局/工商局/法院/公安局……就会立即出现，拿出措施，严加惩治。如果我们农民种的大米涨价跟十年房价同步的话，那么十年前1.4元/斤的普通大米，现在应该卖到14元到20元/斤，而不是当前的2.8元/斤。这个细节凸显的还是一点：旧制度下，中国农民的权利缺失。
六、邓氏构想已经落空，先富阶层绝尘而去
邓小平曾说过他对中国人财富分配的构想：“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致富”。可事实不是这样。在最近的十年更为明显：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准备伸手去拉“后富”一把。恰恰相反：他们将其在“先富”过程中积累的财富，当做他们狙击“后富”的弹药：调集资金、囤地囤房、拉升房价，毫不客气地把目标瞄准正在进城、对住房有着迫切“刚性需求”的城市新移民。他们看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就像捕渔者看准了捕鱼季、看准了鱼群必经的的洄游路线，而在水急口窄的区域，设套撒网、密集布阵一样。我们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受精心的算计，和精准的捕捞。我们那点微薄的积蓄，与未来预期的收益，正面临被人一网打尽的危险！
号称“总设计师” 的邓小平，他关于“共同富裕”的设计已告落空。今天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城市，只看“北上广”就清楚了。就人口与面积来说，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占全国4.3%，面积占全国3%，可是仅凭那些坐落在“北上广”的私人房产的价值，恐怕就足以买下全国所有农民的房舍加农地，甚至还绰绰有余。——可见，农民有多穷。
“北上广”何以能“小小称砣压千斤”？为什么8亿农民手里上100亿亩的宅地+农地+林地，比不上0.55亿人的“北上广”居民及其耸立在0.4亿亩地上的房地产值钱？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受到“旧制度”的蓄意坑害。因为中国一系列法律规定了：农民的地产不能上市交易，不承认有售卖的资格。
信神的人说“人本高贵”，讲法的人说“人人平等”，但现实残酷。可以说，中国城乡的鸿沟，从宽度来说，已宽过世界最宽的太平洋；从深度来说，已深过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过去了，我们农民的命运始终被一些自称“人民儿子”的人死死地掐住。比方说：同样的罹难赔偿，农民通常只是市民的几折；同样的房地产，通常售价不到城市房地产的一折、甚至少于半折。农民的人，没有完整人格权；农民的物，没有完整的物权；农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宪法、民法、物权法的保护。数量庞大的农民，被少部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的根由。中国的主流官媒偶尔也念叨“农民兄弟”这个词。可惜，我们农民从来没有在那些跟我们称兄道弟的人那里，感受到一点点的兄弟情谊；从来没有得到“兄弟分糖”时候得到应得的、最底线的、哪怕是做做样子的公平。比方说“兄弟分糖”，作为他们口头中的“兄弟”，我们往往难以舔上一口糖纸！
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我们农民不但会穷过今生。如果情况不变，我们可能会万劫不复，世世代代成为“渔人”的家佣，和国家的贱民。甚至不得不经受“买你一条命，补你几平米”那样的屈辱。——比如，最近对来自安微农村的“京温女孩”的赔偿；这样的例子无数。
七、房价：牵引农民加速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石磨
上面，我列举了农民的烦恼，房奴的烦恼。这是中国不公正的“旧秩序”里苦难群体遭受的一个苦难境遇。我把它作为一个标本来呈现。这里面还包含了仅属于作者个人视角的观察、研究，和剖析。希望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人进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因为对这个旧制度的标本分析里，牵涉到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历史的……多维层面。
在1953年——也就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的第四年，先贤梁漱溟对农民遭受的苦难就了然于心。他对毛泽东说，中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太大，有“九天九地”之别。之后的几十年，差别没有缩小，而是越拉越大。到胡温卸任，这个差距应该扩大到“十八天十八地”了吧？即便胡温任内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减负了。但不可否认、异常明显的是，因为城市房价暴涨十倍、城市居民财富急剧升值，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中的比重急速坠落，几乎落到“十八层地狱”之中，已经看不到任何翻身的希望。
八、因为有了房事，人们无法忘记温家宝
温家宝先生曾多次说：他希望随着他在总理职位卸任以后，人们尽快忘记他。我想，这一点恐怕很难。
就人脑的记忆规律而言，一个人最无法忘记的，是他人生中经受最甜蜜的事，和最痛苦的事。前者，比如他筹办结婚、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甜蜜房事；后者，比如他筹款买房、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痛苦房事。如果再深层细分，买房人与卖房人，也可能一方巨痛苦、一方极甜蜜。因此我感觉：在过去的十年，千千万万有过难忘的“后一种房事”的中国人，他们都不会忘记温家宝。
九、“房奴”的启示：不被人民约束的权力，必定遗祸于民
在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度，在一个号称“亲民总理”温家宝的治理下，农民的进城如此烦恼，房奴的安居如此烦恼，这些事实，展示的是中国旧制度的荒谬，和中国民生的艰难。请大家注意几个时间点：1949年中共土地的获取；1987土地有偿转让政策的出台，政府对其所托管土地的牟利的制度化通道打开；2003年后房价猛涨，房奴愁苦……显示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的发力路径。
在人类的历史上，洪水的肆虐、猛兽的肆虐、瘟疫的肆虐、权力的肆虐，都曾出现过。每次，它们都对所经之地的人们带来巨大伤害。痛定思痛之后，人们把洪水隔离在河堤之中；把猛兽隔离在保护区之中；把瘟疫病毒隔离在实验室的储存罐、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在中国，洪水、猛兽、瘟疫这“三股势力”，基本得到约束；而对权力的约束，则还有待实现。这是习近平承认的事实，也是他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原委；这是“旧制度”的内核，也是中国“新制度”建设的目标。如果我们中国人短期内依然不能驯服权力，我们或我们的子孙，随时会面临莫测的风险，随时可能在权力的利爪之下，被伤得体无完肤、被啃得血肉淋漓。——无论他是刘少奇，还是习仲勋；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概莫能外。所以，习总说的话，我们要帮助他实现、或者鞭策他实现！
钞票泛滥发行，票子一天天变毛；土地财政出现，房价一天天走高；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大国里，亿万计的国民找不到安顿肉身的一个窝；大跃进时代，农民饿殍遍地；新世纪里，房奴哀鸿遍野；缺食物、缺住处……这都是权力不被约束，所造成的惨痛的民生灾难。横看列国、纵看历史，这都堪称是政府糟糕治理的一个标本，是后来当政者当引以为戒的一个镜鉴。
说权力、说民生、说在中国的生存，总是很累。下面我换个话题，说点轻松的：我以前经常去北京的香山溜达。在山上，我总能看到一些可爱的松鼠，毛茸茸的尾巴，油光光的身体。它们爱在松树林里玩耍，从一棵树的树枝跳到另外一棵树的树枝；它们在绿草地上为一棵松果狂奔，享受着类似于富人打高尔夫球时的场景；它们吃野果、喝泉水、住窝巢；它们的家，“开门”就见山、见树、见水。——可见，它们住得真好，相当于中国富人住的别墅区。——你看，为追求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而一掷千万，这是今天中国富人们在选择别墅时候要求的基本条件、标准配置。
香山松鼠的快乐生活让我想起：假定，这些北京的松鼠，也跟北京房奴一样在某种“伟大力量”的英明领导之下；假定把一只松鼠一生能够采集的果子，折算成500斤核桃；假定它想要一个安歇的窝，某“力量”要求它先交500斤核桃，才可以给它一个窝，那结果会怎么样？——我想，它的幸福生活会立即终结；它会崩溃、发疯；——我想，除了人类中极少一小部分人以外，没有哪个物种能承受这样一种活法。——幸亏，这只是我为了文章论说的需要而虚拟的一个“假定”；幸亏，某“伟大力量”的统治暂时还没有延伸到松鼠家族的地界上。否则，它不会潇洒得起来，它会生不如死。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多么让人憧憬的场景。北京的松鼠显然是实现了，北京的“房奴”却还远远没有实现。房奴的重负，是政府力量“威加海内”的结果；松鼠的轻松，是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的结果。
香山松鼠的快乐生活，给我们以启示：如果人类权力不被约?敲茨芰υ酱螅龊υ酱螅徊坏θ耍够岷ν蛭铮晃蘼凼呛樗⒚褪蕖⒉【故钦恢植荒鼙辉际牧α浚蝗缑挥姓庵至α浚?2500年前，孔子在一处荒凉山野意外看见一家人，他们为了避苛政，而选择在老虎出没的山上定居。这个实例，体现人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体现人们规避政府力量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生存选择。
最后，简要重复本文的要点：我们中国人必须告别让人苦恼的“旧制度”。如果想安全地、有尊严地在这片祖先遗留的土地上生活下去：要么，设法驯服权力；要么，作好被权力吞噬的准备。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种下怎么的因，将决定我们收获怎样的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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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3 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