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我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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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我的班                                  ——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的同学章俊突发脑溢血死了，静静地死在他租住的那间花店里，死在鲜花盛开的五月，终年五十三岁。

      章俊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一起度过九年时光的同学，是我们这个九年一贯制、有五十位同学的班里，第六位去世的同学。也就是说，在五十出头的年龄段上，我们班的死亡率超过了10%！

    我和章俊的最后一面是在今年春节的同学聚会上，当时他坐在我的身边，并在趁人不注意时，低声向我询问延迟退休从何时开始，他还能不能在55岁时办理退休。当年他在市橡胶制品厂工作时，干的是特殊工种，按政策可提前5年退休。当我含糊地告诉他，延迟退休怎么也得在三年后逐步实施，他应该能在55岁时办理退休。他听后脸上露出些笑容，嘴里喃喃地说：“那就好、那就好，能那时办退休我就没负担了。”

    1979年我们中学毕业时，章俊没有考学，而是顶替母亲退休的全民号头，进厂做了一名徒工。30岁出头那年，他与同厂一名女工结婚，次年生下女儿。1999年底，工厂破产转制，章俊和他爱人同全厂几百名职工一样，被一刀切买断了工龄，拿着八千多元工龄补偿金离开了工厂。此时他女儿还未上小学，两口子却同时没了工作，断了收入，俩人只好四处打工挣钱养家。章俊在火车站或大型长途运输车上当搬运工，也干过挖沟的力工，爱人则辗转在各种建筑工地做涂漆工。女儿上学后，家庭开支增大，俩人正值壮年，靠拼命干活苦苦维持，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能维持下去，何况女儿学习成绩优异，让俩人心里充满了希望。

    2011年，章俊的女儿考上了南方的一所重点大学，与此同时，他爱人却查出罹患血癌，三个月后离世。此时章俊年近五十，已经干不动体力活了，为了偿还给爱人治病的欠款和支付女儿的学费，他卖掉了自家一室一厅的住房，租赁下一间小花店，靠卖花的微薄收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支付女儿上学的费用。好在女儿在大学学习努力，年年拿到奖学金，给他减轻了一些负担，也使他很骄傲，经常在同学们面前提起女儿，一脸幸福。

    那天的同学聚会上，章俊还跟我憧憬起他的未来：“闺女今年6月末就毕业了，她学的是热门专业，工作已经有着落了，她说上班就能开六、七千块！闺女有文化，人长得漂亮，还孝顺，以后成家也不用我操多少心。开花店挣不着几个钱，我也干不动了，过两年我办退休开上劳保，以后就投奔闺女去，我也过几天轻巧日子……”

   可是，章俊这个并不奢侈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从记事那天起，就被书报上说成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过得是“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可我们自上小学起，所遭遇的却一直是种种艰辛。

   如今网络上常常披露一些贫困山区里的小学—— 破败的校舍，残旧的桌凳，衣衫褴褛的孩子……，其实，这也是我们当年的写照！

   我们班同学当年在入学年龄时，上的是文革期间的“抗大小学”——几个相邻居委会（如今的社区）里的孩子，被安置在一栋日伪时期修建的破旧平房里，房子的窗户没有玻璃，窗口被木板皮钉死。冬天上课要糊上窗纸，同学们还要从家里带煤坯和废木块生炉子取暖，甚至去捡煤核。教室里没有桌椅，上学要自带板凳，写字是在膝盖上的一块硬纸板上…… 三年级时，我们才被转到一所有操场、有自来水的小学里，用上了课桌，但依旧没有玻璃窗、没有暖气。直到我们小学毕业，全班进入一所中学时，情况才有所好转。

    恢复高考后，尽管大多数同学努力备考，可当年只有百分之几的录取率，全班也只有七位同学考上大中专院校，其余同学大都进入工矿企业或商店工作—— 我们这代人并没有多少接受中高级正规教育的机会！

    我们班去世的第一位同学是余博。当年他中专毕业进入省城一家国营大型工厂当车间技术员时，曾招来许多同学的羡慕。尽管他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还在业余时间念了电大，又学了自考本科，可在他工作十五年后，那家工厂破产。他失业后遭遇文凭歧视，年龄偏大，求职无门，经商被骗，妻子带女儿改嫁。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患上了抑郁症，在一个闷热无风的夏季夜晚，他从高楼上纵身跃下，年仅39岁。

    第二个去世的同学是方力刚。他下岗后去采沙场打工，死于堆沙滑坡，那天是他40岁生日。

    第三个去世的是刘月美。这位我们班最高挑的女生，在劳务市场揽工时遭遇歹人，被骗至市郊某僻静建筑内虐杀，死时四十二岁。

    第四个去世的是宋喜悦。他是我们班里家在郊区的同学，他家是典型的农家院—— 独门独户，绿树环绕，位于一条清澈的小河边，河里的各种鱼儿和他家院子里的清凉井水曾是我们的最爱。可自从河上游建起化工厂后，他家里的人就莫名其妙地生病。他那身体健康的父母双双在六十多岁时，死于肝昏迷和肾癌，他死于尿毒症，终年45岁。

    第五个去世的是翟秀凤。她是集体所有制工厂里的女工，也是同学中最早下岗的。她未能生育，被丈夫抛弃。下岗后一直在个体小饭馆里打工，干一些洗碗、摘菜的杂活，二十多年累弯了腰。她经常患病，却从不去医院。47岁那年已没有哪个饭馆肯用她，她只好靠捡拾废品为生，勉强糊口度日。2012年第一场雪那天，她因心脏衰竭死于自家那间阴冷的小屋，时年虚岁50。

    得知章俊死讯，在本市的同学都赶来了。闻讯赶来的还有索债的苗圃老板和花店的房主。同学们凑钱为章俊还清了未结算的进货款和房租，大家含着泪，一起动手把花店里的各种花卉制成44个花篮，每个花篮写上一位同学的名字—— 那是我们健在的同学内心滴血的祭奠，愿章俊在天堂里从此不再劳累。

    如今，我们班44位同学中，只有九位同学有正式工作，可他们并不轻松，供孩子上学、购房办婚事，给父母看病，常使他们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其余的同学，除二位经商、一位继承遗产生活较为宽裕外，几乎都是靠打工为生，日子过得挺艰难，盼望着早点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全班近一半同学的家庭不完整，4人丧偶，17人处于失婚状态，9人没有房产。年纪最大的男同学刘青松，55岁仍在建筑工地攀爬做架子工，54岁的史承海，每天靠骑黑三轮挣钱养家，女同学汪英丢下自己刚满月的孙子，跑到北京给一位大款当保姆带孩子，荣桂花打工近二十年，却突然撇下丈夫和儿子，离家遁入佛门，从此不再过问家里的事情，连过春节都不回家……

    写这篇短文时，我的心里很乱，完全没有平日写作时的那种自如感，只是机械般地敲击着电脑键盘。面对那些失去了青春的同学和一张张过早苍老的脸，我已经没有了写下去的气力……

     但是，全班多数同学那种不抱怨、不懒惰、能吃苦耐劳，敢于直面人生的精神令人钦佩，千千万万个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英雄和基石！                     

（写于章俊同学出殡的当天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