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齐家贞 ----《红狗：一个被释女囚的真实故事》序与后记

超群

作者：廖天琪齐家贞

齐家贞原本是个情感丰富的寻常四川女娃，但是灾难的时代把她造就成一个奇女子。出生于1941年的齐家贞的一生，可说是一部悲怆三部曲：1961-1971十年劳改；1971-1987沉浮于家乡重庆十六年，就业、婚姻、生育，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日子；1987至今，定居澳洲，成家立业、著书立说，可谓苦尽甘来。

1961年，齐家贞二十岁，用卖掉母亲的表和自己的血的钱，买了火车票只身跑到广州，寻找偷渡出国的门路。她想到美国读书，想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还要带上她那已经被劳改过五年、曾是前国民党官员的父亲。结果是父女俩人同时被捕，罪名是“叛国投敌”。父亲判了15年，女儿判了13年，同时在四川第二监狱服刑。这是齐家贞人生乐章的第一部分，凝重缓慢，万物俱悲，真是载不动许多愁。

史家将来要记下一笔。文明遭摧毁，人性被撕裂，整个社会倒退至蛮荒时期。谁不幸被锁定在这一个时代的漩涡里，那么轻则伤筋动骨、苟延残喘地活下来，重则家破人亡、万劫不复。齐家贞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青春岁月是在劳改营中度过的。地狱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和动物一般的生存条件，齐家贞在她的传记文学《自由神的眼泪》里，将父女两代囚徒的死里逃生的经历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从劳改营里出来的齐家贞三十岁了，她在中国这块经历了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这些史无前例的狂飙风暴遗留下来满目沧桑的故土上，又生活了十多年，从小监狱里放出来，又进入中国那个铁幕似的大监狱中，身上打下了劳改烙印的她，在街道邻里的睽睽众目之下，没有重获自由的感觉，也没有拾回应得的尊严和爱情，反而备尝生活的艰辛。她期待的爱情和家庭的温暖落空了，连带着头顶上一小片可以栖身的屋檐也失去了，令她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游走于父家与夫家之间。父亲和弟兄虽给她关爱，但是小小鸟巢容不下数名成年的子女，她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终于再度决定离开这块生了她，却未养育她，她所爱，却不被爱的国家。

离开中国，决定前往澳洲去开辟新天地的齐家贞，已经是个46岁历经沧桑的中年女子了。这段介于监狱和自由世界的16年生活，甚至比牢房里的日子更为艰难、复杂，令人心碎。她曾经一度有个念头：“回到监狱去”，至少那里有吃有喝，头上有块遮拦。然而齐家贞是个热爱生命、追求自由、向往爱情和幸福的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红狗》是作者将她16年之间，在老家重庆的生活忠实的记录。本书不仅反映了她个人的爱与恨、情与欲、得与失，这是以中国这个大舞台为背景，将形形色色的被政治运动扭曲了的小人物，生动展现的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浮世绘。

就像每个年轻人那样爱作梦，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齐家贞都还怀着梦想，但是她的梦一次次破碎。有一次一只遭人活生生剥皮的小狗，血肉淋漓地出现在齐家贞的梦里，她蓦然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小狗，受人压榨、凌辱，痛苦却又无法言说、无力反抗。这本书的题目《红狗》就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比喻。虽然今天的齐家贞是个事业成功，家庭生活幸福的女性，但是她要把读者通过时光隧道，让他们品尝当年的痛，以取得痛定思痛的震撼。

从劳改营里出来之后，家贞在邻居的冷漠猜疑的眼光下，回到已经支离破碎的父母家中，当时父亲还在劳改，不久母亲死去，她就跟四个成年的弟弟蜗居在狭窄不堪的家中，一边努力地工作，尽量赚钱养活自己。几经挫折和奋斗，终于当了电视大学的老师，自己也进入了进修班学习，并通过论文答辩。齐家贞渴望爱情和家庭，然而结了婚之后才发觉这是一个全然冷感的男人，她无法忍受他的冷漠、自私、猜疑，不得已又回到“娘家”，栖身于父亲、弟弟们那个小小的屋檐下。

她对丈夫还是存有幻想，不免思念。她又放下尊严回到他身边，结果怀孕。然而丈夫怀疑她跟别人有私，对她极尽侮辱，两人甚至斯文扫地，大打出手。从此，这对冤家就在不休止的争吵、分离之中。家贞带着幼儿几乎流落街头。最后终于走向离婚之途。经过十多年的居无定所的流浪，家贞离开中国前最后两年，终于能住进一间小黑屋，算是有了自己栖身之地的“家”。

有个性、又好学进取，年轻的姑娘齐家贞不乏爱慕者，从初恋的小情人，到劳改营中的几个跟她有旧情的男人，命运把她跟这些人聚拢又冲散，最后再度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重逢。私下相恋了二十年的两个中年男女，监狱的铁门、社会的藩篱，人们的眼睛和嘴巴，是隔在他们之间的千山万水。联系他们的只是几个瞬间，四目远距离接触中，相互交换的一束情思。

齐家贞干凅的心灵和肉体终于在跟旧时的柏拉图式情人，在她寒碜的小黑屋里结合之际，得到了雨露的滋润。她那间不见阳光的小黑窝顿时篷璧生辉，充满了生命的喜悦和祝福。然而两个将近半百男女的“偷情”也得像中学生一样偷偷摸摸，磨磨蹭蹭地避开邻居的耳目。在中国人不能有隐私，不能有尊严，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

作者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揭露一个长久被噤声的禁忌题目  劳改营中的“性”问题。成千上万的男人被关在集中营中，精神上被党的教条主义涤荡，物质上饥不裹腹、衣不蔽体，从事牲畜一般的劳动。他们男性的迫切生理需要是没有人过问的。谁如果有“异常”（其实是正常）的表现，不遭毙命，也会受严重惩罚。

几十年来以革命的名义，阉割了它的男性。压抑的性、变态的性，加上极度贫乏、狭小的生存空间，造就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古怪性格的人和离奇的怪现状。齐家贞笔下的各色人物栩栩如生，多半的人都是性格上残缺不全的畸形人。就连她自己身上也带着某些心灵残疾人的影子，她的易受伤害、在“第一次”离婚时所表现的优柔寡断，都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敢爱敢恨的烈性女子齐家贞。

《红狗》的主人翁，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毫不掩饰自己的瑕疵，也不对周遭那些畸形的人和事作道德和价值判断。她用忠实的笔为读者做了白描，然而她的素描却比一幅色彩浓烈鲜艳的油画还震撼人心。

笔者跟家贞神交已久，一年之前才有机会见面。她身上既有传统东方女性的敦厚体贴、宽容大度，又糅合了现代职业妇女的干练刻苦、果断精明。她是个性情中人，一生的风浪和奋斗也没有改变她那颗温柔的心和执着的性格。跟她接触，令人产生一种动人的认知：爱永远比恨更有力量，个人永远比拥有军队和国家机器的政府更为强大。齐家贞活出了劳改，她活出了那个钳制人性的中国社会，浴火重生的齐家贞不是孤立的，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这就是希望所在。

2008年2月12日于华盛顿

写在《红狗》出版之前

齐家贞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二十岁入狱，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我三十岁出狱，这十年的监狱生活已经记录在我的第一本书《自由神的眼泪 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里。

十年牢狱之灾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段生活是如此地刻骨铭心，以至于四十八年后的今天，只要提起监狱劳改队，当时的情景立即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高墙、电网、机枪、岗哨、队部、监房；还有，墙上“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大字；吊在屋檐下晒乾了当土烟抽的菜叶；丧失劳动力软搭搭坐在坝上晒太阳“自然灾害”的幸存者；在队部门口喊“报告”晒成黑炭元尚有气力挑抬的男女犯人；从小监房出来倒马桶，已经疯了的女大学生 忘记这一切是办不到的了。

这段生活是如此地刻骨铭心，以至于四十八年后的今天，已经生活在澳大利亚二十二年的我，还是无数次在梦里又回到了监狱 和我父亲以及众多的男女犯人在一起，战战兢兢自己问自己，这一次，我又犯的是什么罪呢？

刑满出狱之后，我不再奢求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我还是可以指望过一个接近正常人的日子，如果满刑“新生”后，我真的回到了“人民队伍”的话。

披着“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劳改皮”，我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劳改释放犯”一样被打入另册，面临的是怎样的“新生活”呢？我的第二本书《红狗 一个被释女囚的真实故事》，写我一九七一年出狱后，到一九八七年出国前的经历。

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经过十年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孔不钻的强化洗脑后，我的脑被洗得很成功很彻底，服服贴贴规规矩矩，回家对亲友讲的话“比省委书记还进步”。然而，文革后社会上无处不在、泛滥成灾的黑白颠倒、唯利是图、口是心非、损人利己，与监狱干部“文化大革命深入进行，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宣传大相径庭。仅仅两年，我狱中十年接受的“重新做人” 的训导被彻底粉碎。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难以适应这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它也反映在我的婚姻里。

入狱前我没交过男朋友，出狱不久我和所有的饮食男女一样，摆脱不了恋爱、婚姻世俗的引诱，三十六岁嫁了人。嫁出去不久就家无宁日，我为捍卫爱情至上的观点，与他频繁地争吵，不断地搬进去又不断地“滚”出来。甚至“爱人”变仇人，大打出手，离婚路也走得非同寻常地曲折、艰辛和漫长：

不经意间，我续写了二十年前劳改队里一段男犯女犯的未了情。

居无定所，我对幼小女儿爱莫能助，深感愧疚；那些痛苦难熬的每分每秒，那种情感折磨的孤独无依；白日寻不着快乐，黑夜看不到尽头；活下去太难，死，又找不到说得服自己的理由；三分象人七分象鬼，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是我当时的生活写照。

十年监狱是我一生的灾难，它葬送了我的青春、我的理想、我的美梦、我的前程 十年不幸的婚姻，则把我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私产 爱情，无情地摧毁。

这些故事记录在《红狗》里。我就是一只剥了皮，满身鲜血，但是没有死，只得活下去的红狗。

我这段生活的喜怒哀乐、情仇怨恨，和常人的似乎毫无二致。

注意，我使用了“似乎”二字。

表面看来“似乎”，其实不然，很不然！

恋爱、婚姻的组合与解体，婚变的里里外外、婚外恋的林林总总，由此而来的欢乐痛苦笑声眼泪，古往今来，都是人生舞台的主旋律，是唱之不衰的主题歌。

事实上，在社交圈子里，人们自由碰撞，无规则、无目标，肉体的欲望经常喧宾夺主，它捉弄、催逼理智去睡觉。谁爱上了谁，谁娶了谁常常很盲目，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都是情欲萌生、真情流露，都是难以捉摸的自然演绎。这是主人公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在扮演自己，初始、发展、收场，不存在任何模式，都是自主的、由衷的。由此演幻出万千喜剧，千万悲剧，喜也好，悲也罢，只要发自真心，只要是自己的决定，它无所谓是非对错，无所谓需要谁谁来负责任。

但是我，我们这种人，爱情家庭故事的初始、发展、收场完全不出自个人的感情、意志，完全不是自己的正常作为和决定，象演木偶戏，一举一动由牵线人操控。

他们，被政治风暴抛出生活的常轨，剥夺了一切权利 思考的权利、说话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性爱的权利 一句话，他们无可抗拒地变成非人、非我、病人 包括神经病人，他们与畜生一样，只是劳动力。他们丧失了作为人的高贵与尊严，象畜生一样只为欲望而嫁娶，交媾繁衍，在人间制造出那麽多无情无爱的夫妻、那么多胡乱拼凑的家庭。与此同时，无数恩爱夫妻却被强权政治拆散，无数幸福家庭被强权政治解体，导致难以言述的感情折磨、心灵创伤和数不胜数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从现象上看，无论它与通常不幸的爱情婚姻有多少相似之处，实际上这都是国家在用政权的力量侵犯、驾驭个人意志，他们干预、扭曲、践踏私人的感情，使这些非人、非我、病人们本该享有的正常生活无可逆转地扭曲，变得不正常很不正常，他们在“政治巨掌”的操控下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似的活着，带者无限的爱的遗憾和恨的悲哀死去。

《红狗》里讲的我，以及几个与我生活有关的男人，就是在我们被变成非人非我病人之后发生的故事。我本可以讲个好听得多，有趣得多，令你笑逐颜开的故事，如果当权的不是那么专制、那么泛政治化、那麽蛮不讲理、那么动不动就把喜欢自由的人塞进牢笼，断送他们的理想和爱情的美梦的话。

右派柳其畅、反革命右派林方、右倾反革命汪进、死在边境上的金利胜，还有在街道工业上班的郑洪海，如果不是政治飓风把这些可怜的小树叶吹聚到了一起，如果各自生活在正常的天地里，地球这麽大，人口这麽多，天各一方的他们怎么可能与齐家贞相遇、相识、相知，衍生出后来种种不幸的故事？

如果柳其畅迎娶了他心爱的高中同学江爱，而不是因为他的结婚报告被部队拒绝 结婚凭什么要报告，凭什么要上级批准 大发牢骚后当了右派，他会接受那个没什么文化，在社会上造反在家里也造反的他的第一任老婆吗？他会遇上第二任老婆，“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忍受的坏脾气”女人齐家贞，以至于又是离婚收场，害得他当老光棍吗？

如果林方不为帮流沙河说了几句话，打了点抱不平当上右派反革命，忙着入狱出狱，四十岁了还找不到老婆，还是个处男，医生会警告他再这样单身下去，他将成为一只“废退”了的飞不起来的“野鸭”吗？他的也是右派的哥哥会因为可怜、同情、关怀他弟弟，说服老婆一女侍二男，希望林方与自己共有一个女人吗？

如果汪进不是因为爱党爱得太深“向党交心”，弯腰驼背写了一百条意见而当了右倾反革命坐牢八年，他美丽贤慧、文工团舞蹈演员的妻子会同他离婚吗？不曾离婚，他老婆会嫁给一个大她那么多岁还是个癞子的老男人共产党员，做她两个儿子和她自己的保护伞吗？不坐牢，汪进怎么会钻进劳改队与他本来无缘相遇的女犯人齐家贞碰头，后来，又重续二十年前在劳改队里萌发的旧情呢？

本人也一样，如果不存在想出国读书就是叛国投敌，说了几句真话就是造谣破坏，就得判刑劳改服苦役，齐家贞在大学里幸福地读她的书，做她居里夫人的梦，关谁的相干？偷了谁的葱，砸烂了哪家的秤砣？她想独身，没人不准；她要嫁人，随她的便。她嫁得好她幸福，她嫁错了人她再嫁，嫁十次，哭一千回，都是叫化子碗里的沱沱肉 讨得的，她自己负责。她怎么会搅上柳其畅、林方，还有汪进，整个生活来了个底朝天，承受如此沉重的感情灾难，几乎使她打算放弃生命。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句话的意思是，局部，哪怕是无比微小的局部，对整体的影响都可能极其重大。如果祸从天降，牵动老百姓的不仅仅是一发，而是手脚，全身，大脑，殃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全家，而是前后左右一大堆人，后果的不堪设想就无可置疑了。

我认为，自愿在河里游泳因脚抽筋而大喊救命的，与不会游泳被强力推进河里而大喊救命的是绝对不同的“大喊救命”，思考各异的“大喊救命”，探求它的前因后果，不被表面的相似迷惑，才是本书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