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对于全国人民而言它是一场浩劫，可对江青来说却是她人生中最风光的十年。她先是担任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从幕后走到前台。即便陈伯达不倒台，她也是文革小组的当家人。文革虽然只是个“小组”，可却可以号令天下。九大上，江青又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名正言顺的党的领导人。要不是毛泽东阻拦，十大她还能跻身于政治局常委之列。
 江青（左）与周恩来（右）、陶铸在天安门城楼中厅聊天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要萧陶说，江青应该不完全具有“五不怕精神”，起码她怕毛泽东跟她离婚。此外，江青还有“五怕”，怕风、怕声、怕冷、怕热和怕光。当然，这“五怕”跟毛泽东所说的“五不怕”不是一码子的事，可对于江青而言却都是要命的事。
因为怕风，江青住所的窗户全都安装了双层玻璃，还要拉上三层窗帘。她住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时，通往她卧室和办公室都有两道密封门。只有她外出时，才能开门开窗透气。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一住就是八年
刚搬进钓鱼台国宾馆时，江青住在离马路不远的5号楼。她嫌吵，很快就挪到里面的11号楼。这还不够，又让11号楼西侧的玉渊潭公园封园。因为怀疑有窃听器，江青于1969年春节前搬进10号楼。本来已经有双层玻璃窗户，她又让再加两层。她去广州休养，住在珠江边的别墅里，夜里行船所发出的汽笛声吵得她无法入睡，第二天她便把陶铸叫去，要他下命令珠江晚上禁航。
江青怕声怕得有点邪乎。她睡觉时，不仅卧室里不能有任何的声响，就连工作人员在外面走路都不能有声音。工作人员一律不得穿硬底鞋，走路时更要蹑手蹑脚。即便江青没有休息，他们也一样要注意走路不能有响声，更不能大声说话。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刚去时，就是因为不注意，说话声大了点被江青训斥过好几回。
 （自右起）江青、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从这个排位看，江青是第三号人物）
年岁大的人很多都怕冷怕热，因为自身调节能力差了，当年江青也就是五十来岁，可在怕冷怕热问题上比八九十岁的老人还矫情。她对室内温度有着严格的要求。据杨银禄透露，冬天室内的温度要保持在21.5摄氏度，夏天要控制在26度。可有时温度也跟着她的感觉走。同样的温度，心情烦躁时就觉得闷热，郁闷时就感到太冷。她曾对杨银禄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她的随心所欲弄得工作人员无处是从，她也经常因为温度的高与低找工作人员的茬。在她身边工作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提心吊胆的状态中度过的。
一般怕光的人只是睡觉时不能有亮光，江青不睡觉时也一样怕光。她所住的地方室内的光线都很暗。护士如要拉开窗帘，都得事先征得她的同意。
 参加完毛泽东追悼大会，江青在警卫员的搀扶下离开天安门城楼
1956年，江青在苏联做过妇科手术，随后又接受过化疗。化疗之后，她的内分泌系统受到损害，造成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从起初的睡眠障碍，慢慢发展成为“五怕”，但真正让“五怕”变成“疾病”的不是那次的化疗，而是她手中的权力。
 这身衣服据说是江青自己设计的
有的人一旦掌权大权，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不仅对周边环境越来越挑剔，容忍度也越来越小。江青就是这样的人。“五怕”的毛病，其实她很早就有，只是没有那么严重而已。
 周恩来在钓鱼台跟江青一起与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
文革前，江青住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当时，她只是中宣部的一个挂名处长，又跟毛泽东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自然不能有那么多的讲究。自从搬进钓鱼台后，不仅伺候她的人多了许多，还给他配备了专职秘书。江青最爱跟身边工作人员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为我工作就是为党工作。言下之意，她就是党，党就是她。这其实也是她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时间一长，她真就以为自己是党的化身了。既然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她理所当然地要求别人给她一个让她最满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说正是她手中的权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她“五怕”的“病情”加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让这“五怕”成为她对工作人员发泄的借口。
江青虽然有“五怕”，可也有不怕风、不怕声、不怕冷、不怕热和不怕光的时候。限于篇幅的关系，这里无法展开细说。不过，反过来说明“五怕”不是生理疾病，而是一种心理疾病。  一向专政别人的江青最后反被人专政了
成为阶下囚后，江青先被隔离一处地下室，后来转到秦城监狱，最后吊死在保外就医的一处民宅里。按说这些地方的条件跟钓鱼台国宾馆都无法相提并论，可当江青脱去“党的领导人”的外衣后，“五怕”的毛病也就好得差不多了。江青“五怕”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有毛病不要紧，就怕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自己让小毛病变成大毛病，变成无法根治的大毛病。 | 
发表于 2016-1-27 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