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或者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1958年5月，从1938年开始，有近20年时间走着顺路、“风光”无限的粟裕，运道截然而斩，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受到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
先小会再大会，定调子再扩大，这是一个整人的“潜规则”。几次小范围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会议，参加者有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10位元帅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未参加），主持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注1）。发言最激烈的是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5个人。
准备功夫做足后，批判小会转为有1400人规模的大会，参加人员也扩大到全军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原华东野战军的高级干部自然有不少人奉命与会。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实际的最高指挥员，三野将领过长期在他的指挥下浴血沙场，早将粟裕看作是三野的一面旗帜和自己的光荣。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触。
三野将领不过关，批粟行动就卡壳，搞不下去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彭德怀于是开始组织有力人物做三野干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压力。他们轮番上阵，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过关，与粟裕划清界限。
陈毅过去是三野名义最高负责人，现居外交部长，以口才著称，又有领衔批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的经验，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选。他除了找人个别耐心谈话外，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专题发言。
彭德怀很满意陈毅的讲话，高兴地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注2）刘伯承、粟裕、肖克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而只有粟裕的罪名是“个人主义”，刘萧是另外的“教条主义”。陈毅大批个人主义，无疑针对的是粟裕。
同时，如果陈毅只是一般隔靴搔痒地发言或者如有人所说的“明批暗保”，那么绝不会获得指责粟裕“阴”的彭德怀如此兴奋不已的评价。
但令彭德怀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的8月21日，又一个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时，陈毅因留守北京没上庐山，这时候赶紧继刘少奇之后，重炮出击，第二个表态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注3）
因为陈毅出面和彭德怀等人的巨大压力，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起粟裕来。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黄克诚），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后来有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浅薄者认为，批粟时三野将领不敢出面给粟裕说话，说明粟裕威望不够或者本身就该批。
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内心阴暗。
按此高论，1959年批判彭德怀，彭德怀的“威望”更是小得可怜。全军不但没有人站出来帮这位昔日的解放军副总司令说话（钟伟是偶然的例外），他最亲信的副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曾被人称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彭总”的张宗逊还当了急先锋，反戈一击，在庐山会议批彭最积极（因此保住了副总参谋长一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甚至将彭德怀一拳打倒，说“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也动了粗，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他头上。其他野战军将领落井下石，譬如萧华之类更是不胜枚举。
彭德怀如此，林彪亦然。
1971年“九一三”后，当年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四野将领们，除了沦为阶下囚，失去发言资格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无一人敢挺身而出给林彪说话，几乎都是闻风而动，赶快揭发，与林彪撇开干系。吴法宪其实早在得知林彪上了飞机后，就积极主动协助周恩来采取全国紧急措施，多次请示周恩来是否打下自己多年追随的“林总”的飞机。只是最后被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话否决，否则，堂堂威望无比的林总，真有可能直接死在嫡系老部下的手中。
此前此后，批刘（少奇）批邓（小平）无不如此。
因此，以组织高压下的形势逆推被批判的对象威望不够，甚至揣测被批对象本身一定有问题的结论是相当荒谬的。
但实际上，相比之下，批粟的情形还要略好些，除了其他野战军的萧劲光、陈赓帮着说公道话外，毕竟还有几个三野的高级将领敢当面抵触，以示不满批粟。
批粟裕的时候，他的嫡系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成为重点“攻关”对象。
但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叶飞是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陶勇则说：“首长，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我来念吧。”
果然，陶勇发言前就郑重其事申明：“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xxx首长的秘书xxx写的。但这里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
结果，陶勇的发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则另有办法。他不拿讲稿，即兴“揭发”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
接着，他讲了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一役基本解决歼灭蒋军的主力问题。“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后说：“粟裕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
他的话一出，四座皆惊。与会的贺龙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这种肝胆相照的仗义，他很是赞赏王必成，说：“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4）
王必成“又臭又硬”的不合作态度，也就成为1979年在昆明军区任上，被重掌大权的邓小平临阵换将，改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不久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闲职），不能参与指挥对越作战的由头之一。他最后只得让儿子、怀孕的媳妇和女儿上前线，悲壮地说：“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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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