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战胜张国焘：中央政治局成王牌】

超群

                一、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此前，毛泽东的个性很强，无疑要妨碍他和身边的同志，尤其是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交流与团结。对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深有体会，他对妻子贺子珍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从此毛泽东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毛泽东提出把遵义的政治局会议变成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提出这一建议呢？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就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这和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中央局会议扩大到各军领导人参加的思路是一样的。


    这一建议被采纳。后来，参加会议的除了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陈云、朱德、邓发七个政治局委员和王稼祥、凯丰、刘少奇三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外，还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他们都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对李德、博古提出批评，保证了会议成功。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常委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遵义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在3月24日又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二、两河口会议到沙窝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里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秦邦宪）、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何克全）、刘少奇参加会议。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史称两河口会议。


    政治局分管军事的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主报告。关于作战指挥问题，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是：第一，应统一集中，指挥权要集中到军委；第二，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织左、中、右三个纵队；第三，加强政治工作，克服当前困难，保证战略计划的实现。


    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报告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决定由博古起草政治部训令，由张闻天起草中央政治局决定。


    为适应两军会师后新的形势和任务，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是主席朱德，副主席有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但是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指挥军事的决策人。这为中央实际指挥红四方面军提供了组织保证。


    为促进两军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会议还决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和周兴、金维映等人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慰问。


   张国焘找李富春谈话，李富春7月6日给中革军委发报，说张国焘“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1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 “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泽东深思熟虑，选择妥协，但是让出哪个位置、退到哪一步是个难题。他找到张闻天，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着，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张闻天一时想不明白：“这个有什么麻烦呀？”


    毛泽东笑而不答，抽起了卷烟。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谋略：“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起初作为疟疾来治，后来发现他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确诊为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不得不卧床休息。


    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


    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中央书记处期待已久的电话。


    张闻天通知他：“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军委主席朱德及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向各兵团首长发了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由）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事实证明，毛泽东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中央总书记，那么，张国焘就主持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那就是中共中央的一把手了；张国焘的权力将会更大，甚至很可能改组中央政治局，因为在政治局，中央总书记这一票是最重的。

    如果张国焘担任中央总书记，不但会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进入政治局，更重要的是后来草地惊变、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因为那时候，正牌子的中央就在张国焘这边，北上的毛、洛、周、博等人的中央政治局也就会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共产国际也很难支持他们，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正式决定：


    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


    任命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周纯全）任副主任，并决定设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兼任总指挥、政治委员，叶剑英和杨尚昆兼任前指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李特和傅钟担任前指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得到了全国红军的指挥大权。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人负责的前敌指挥部指挥。


    毛泽东不得不对实力低头！

    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军委总负责人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中革军委于当日发布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并以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短短三天，张国焘就接管了军委，重新调整了全军军事系统，别具一格地组织起从军委到前敌指挥部的梯级结构，将军委的具体指挥权转移到红四方面军总部。


    改组军委和统一前委后，军队行动的决定权和指挥权集中到了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四个人手上。在张国焘看来，朱德为人谦逊，不擅争权；徐向前精通军事，对政治闻达不以为意，而且长期在自己的控制下使用；陈昌浩则是自己忠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了军权。




    7月21日，中革军委第一次以“朱、张、周、王”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命令》，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张国焘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主持下重新成立红军总司令部。军委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曹里怀、胡底、伍云甫、罗舜初、刘金锭等部分干部与红四方面军总部王宏坤、蔡威、宋侃夫、徐长勋等干部组成新的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伯承，副参谋长王宏坤，参谋主任罗舜初。


    总司令部组建五个局作为办事机构：第一局局长曹里怀（红一方面军干部），第二局局长蔡威（红四方面军二局改编），第三局局长宋侃夫（红四方面军干部）、政委伍云甫，第四局局长黄正平（不久病逝），副局长徐长勋（红四方面军干部），第五局局长王维舟（红四方面军干部）。胡底调任侦察科科长，不久因公开反对张国焘被秘密杀害。


    中革军委原一、二、三、四局没有编入总部的剩余人员随后编入沙窝会议后成立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二、三、四局，第一局局长钟赤兵，第二局局长曾希圣，第三局局长王铮，第四局局长郭化若。
    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成立仅仅十几天，就单独北上，在俄界会议改组为陕甘支队司令部。



    宋侃夫后来回忆：


    张国焘在前方会见了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卓尔基后，曾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会师后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朱总要过来，刘（伯承）参谋长也要过来，他当总政委。总部所属的一二三四局也要调整，你们这一摊子归总部，变成总司令部三局。原总部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是被俘人员，把重要部门交给他管，他觉得不很放心。因此，王诤调回一方面军司令部三局任局长，要我做总部三局的局长，一方面军的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王子纲先在三局一科当科长再说。现在一方面军减员很厉害，人员少，病号多，掉队的也不少，身体素质很差，营养不良，装备也不好，队伍已经不象样子。原总部很快就要过来，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我们变成了总部的三局，我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辖下十二个台，一至五台是原四方面军的电台，六至十二台是一方面军并过来的，六台台长刘寅，七台台长荆忠昌（原五军团的）。八台台长汪名震，十台台长岳夏，九台、十一台、十二台台长的姓名忘记了。原第三局局长王铮则带一部电台随一方面军活动。




    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后，立即下令收缴原中央红军各军团之间互通情报的电报密码本和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与军委、中央通报的电报密码本。红军各军与中央、军委联系，各军之间联系，此后都必须通过张国焘和前敌总指挥部沟通，切断了中央、军委与原中央红军各军的联系。后来，彭德怀曾提到此事，说三军团的密码本被收缴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毛泽东以及一军团隔绝了。


    从名义上、组织分工上，确是由张国焘为军委主要领导人。红军各总部机构的重大调整虽然留用了原军委机构与中央红军的大部分干部，从总体上看，中革军委最高指挥权和各总部实际领导权已开始由张国焘所掌握和控制。


    军委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没有了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第四局等办事机构，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张国焘都在总部。

    但“党指挥枪的原则”没丢。如决定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松潘战役计划》及部队部署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红四方面军情况汇报的讨论，沙窝政治局会议关于会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毛儿盖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等，均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川康边错误方针，一再重申坚持实行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


    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毛泽东不仅不遵守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而且发动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攻势，这就使各项调解努力均无效果。中央政治局突然通知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内容我事先毫无所知。与会人物除两机构的委员以外，尚有徐向前、陈昌浩和军委会的主要参谋人员。主席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状况，徐向前当即发表了一篇朴素的报告”，“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他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而且迳直要求会议接纳他的检讨意见，作为定案。”“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个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他似乎是为批评而批评。其他的到会者始终不表示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




    张国焘对担任总政委一职仍不满足，觉得大权尚未独揽，战略问题还要报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核准，而他在政治局又是孤掌难鸣，处于绝对少数。


    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完满解决，不执行军委计划，并将进攻松潘的命令擅自改为佯攻松潘，后来干脆下令停止进攻松潘。


    张国焘把目标指向了中央政治局的控制权。


    1935年7月28日，毛泽东等来到了毛儿盖。在这里，张国焘要求中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为了统一思想，8月4日至6日，中央决定在毛儿盖以南20公里处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等人参加了会议。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约十公里）举行会议，会址位于松潘县毛尔盖区下八寨乡的沙窝寨子，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以及组织问题。


    会议在关于组织问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沙窝会议，说张国焘会后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而陈昌浩说，中央听不进张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谈到1935年8月4日至6日召开的沙窝会议时说：
　　
　　“听说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向中央要权。”


    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了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国焘对此非常不满意，说：要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还可以多提几个人。


    毛泽东当即反驳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人选，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说：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非常策略地回答：“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工作。”将张国焘的意见挡了回去。


    张国焘提出增加四方面军九人进政治局，是大有来头的。


    张国焘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有两个：


    第一，他这个军委总负责人和周恩来不一样的。


    周恩来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军事者，又是军委总负责人，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一切军事工作有决定权，军委的许多电报、文件都是他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出的；而张国焘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总负责人，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第二，中央政治局才是最高决策层，决定事情时表决就要少数服从多数的。


    张国焘对此极为头疼，因为政治局此时十人（陈云已经从泸定桥出川），他只有一票而已。如果增加九名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加上张国焘本人，就有十人，而毛泽东他们只有九人：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朱德、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如果张国焘的计划得逞，那么，中央政治局的任何重大事情付诸表决，张国焘可以掌控局面，因为他有十票对九票的结果，换句话说，这样的话，张国焘就可以实际上控制中央政治局，甚至可以以合法的会议表决结果来改组中央最高决策层。


    这九人是哪些人？沙窝会议增补的六人肯定上了名单：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先念、傅钟、何畏。剩下三人大概是：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


    拥有政治局的大多数表决权，已经是毛泽东等人对付张国焘的最后一张王牌。


    政治局会议上，毛、张两位中共“一大”代表互相对飙，毛泽东指责张国焘：“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为此，张国焘对毛泽东极为不满，即使在多年后重提这一会议时，仍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


    这足以说明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实现其野心难以逾越的障碍。


    8月6日的会议主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很久。毛泽东等人看透张国焘企图以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的用心，所以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坚决不再松口。但从大局出发，同时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并尽可能地与张国焘搞好团结，还是做了让步。


    这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增加朱德为常委”（见《周恩来年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国焘、陈昌浩、朱德（这六人是军委常委，称为小军委）。


    会议最后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张国焘提出改组红军总政治部。中央政治局作了让步，决定由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会后陈、周即以原红四方面军干部为主重组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秘书长黄超，组织部部长于江震，宣传部部长刘瑞龙，青年部部长王盛荣，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托夫、后郑义齐，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


    会议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此，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


    8月8日，军委发布命令，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昆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李富春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朱瑞继任。组建一、二、三、四局。红一军、红三军恢复一、三军团番号，林彪、彭德怀仍任军团长。这一天，陈昌浩正式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同一天，中革军委为贯彻夏临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和红三军与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红三十军、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组成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红五军、红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齐头向甘南进军。


    8月11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陈昌浩致电各部：“为着加强与统一一方面军的领导与指挥，特组织一方面军司令部，并任命周恩来同志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特此通令、并转所属知照。”9月4日，中央任命周昆为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任命朱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年谱》1935年记载：


    七月，张国焘要求增九位同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未达目的，即借口“组织问题”未完满解决，迟误军机，并将进攻松潘的命令改为佯攻松潘，从二十六日起停止进攻，致使胡宗南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策应胡部，于二十六日占领懋功，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在此后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六人均未以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资格出席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其他会议，也未以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史学界对这六人的六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身份存疑。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中央领导重新进行分工：王稼祥重新负责红军政治部工作；中央组织部由张闻天兼管，罗迈（李维汉）为副协助工作；博古改为分管宣传部工作；长征中的主要工作军事由毛泽东负责。这一分工没有周恩来的工作，原因是他当时重病在身（患肝脓肿，高烧不退），无法承担具体工作。


    要注意的是，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常委分工，决定政治局常委内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当时周恩来患病）。第二天开政治局会议，陈昌浩、徐向前亦与会，即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行动问题报告。这就进一步在张国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现实情况下，由毛泽东重新代表党中央主管军事，领导军委工作。周恩来仍是党中央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增选）、中革军委副主席，并代表党中央负责红军总政治部工作（陈昌浩是总政治部主任）。至此，毛、周、王三人小组仍然是党中央军事领导核心。


    一言概之，张国焘是军委总负责人、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这是明文公布的；但是，张国焘不同于前一任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中央分工军事；而张国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得接受政治局常委分工军事的毛泽东的约束管辖。














                  三、俄界会议到三月会议
















    张国焘顽固地反对北上，坚持南下。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中央接到张国焘来电后，严令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焘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密电陈昌浩。电文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为了贯彻中央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央书记处决定连夜率领一、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学校迅速转移，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合同志书》。


    一、三军团出发后，徐向前、陈昌浩大为吃惊。陈昌浩问徐向前，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进行“劝说”。李特骑马追来，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毛泽东劝阻他，他就大吵大闹。毛泽东邀他到旁边的一所教堂里坐下来谈。


    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


   毛泽东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定的。政治局的决定难道还需要张国焘同志批准吗？”


    李特一时语塞。作为一个党员，他当然知道政治局决定是党的最高决定，当然不可能需要张国焘一个政治局委员来批准。


    但李特不听劝告，要强拉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毛泽东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毛泽东最后还对李特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的。


    伍修权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当时有些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泽东却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就这样，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回班佑去了。毛泽东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随部队通过一座木桥走过了巴西河，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6月14日，在懋功，一座木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9月9日，在巴西，一座木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开。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没有受到多数人反对。据张国焘回忆，会议有三千人参加。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原属一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罗炳辉“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继罗炳辉发言之后，原红五军团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红三十二军政委何长工登台发言，言辞激烈。


    据宋侃夫回忆：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


　　——多年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点事我早忘了。”


    9月12日，中央根据8月以来与张国焘的争论，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当时，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十分愤慨，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毛泽东不同意。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对毛泽东主张保留张国焘党籍一事予以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博古觉得过去对张国焘太客气了，应当揭露他违抗中央命令的行为，总政委一职应该撤销，当然不是今天或明天，这要等到内部认识到他的错误危害时再进行，这样有利于团结争取四方面军的全体人员，也关系到许多在左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


    经过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会议还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的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毛泽东正式成为军事总负责人，取代了遵义会议后军事总负责人周恩来。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


    在延安开会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讲了很长的话。他特别提到：“张国焘对‘毛、周、张、博'不特笔之于书，而且用在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张闻天还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年后也应验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知道自己的处境，赶紧写了一份《我的错误》的声明，过关了事。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