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他身边正在发生的无声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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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他身边正在发生的无声政变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9月13日)作者：张杰

1966年5月18日，当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修正主义政变时，很多人感到云山雾罩，不明就里。其实，政变在中共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它已经发生了很多次。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党内清洗后，毛泽东就针对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官僚集团展开了一场政变。他通过群众造反，重新夺回他的领导权。这场夺权运动就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是在疯狂的个人崇拜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是有民意基础的。林彪是他营造个人崇拜氛围的得力干将。尽管毛泽东对林彪的猜忌最终导致林彪的叛逃，而使文革惨淡收场。随着毛泽东的寿终正寝，邓小平发动了针对毛泽东集团的政变，以逮捕“四人帮”和罢黜华国锋为标志，并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有民意基础的。为他开创新时代是他的得力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最终，邓小平先后罢黜了他们，也使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正在颠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回到毛泽东的极权主义路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政变。其标志是政治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树立党的绝对权威，从中央的集体领导制回归到个人独裁制，从限任制回归到终身制。经济上发展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抑制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强制民营企业入股国有企业而实现新公私合营，让民营企业逐步淡出历史舞台，最终从邓小平主张的市场经济回归到计划经济模式。文化上将中共党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强制性嫁接，严控意识形态，对异议人士和不同政见者进行打击，开展新的反右运动。习近平的政变是从邓小平时代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尽管时代的变化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习近平的变天应证了温家宝卸任前的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真可谓一语成谶。但习近平的政变却没有民意基础，人们期待的习王联盟也并未出现，习近平形单影只，从而也注定了他要走的路是一条不归路。十九大后，正在政变的习近平，也正在遭遇着一场针对他的政变。
第一，官僚集团的不作为和冷眼旁观
习近平上台后，下手最狠的就是官僚集团，整得官员们官不聊生。2009年至2016年八年间，共243名官员自杀，其中过半选择跳楼。其余的自杀方式分别是上吊，服毒、失踪、开枪、撞火车、溺水和割腕等。总之，一旦东窗事发，中共官员们个个刚强壮胆、视死如归。但十九大后，人们发现中共腐败并没有减少，相反更隐蔽，也更严重。华融资产公司的董事长赖小民竟家藏现金2.7亿元，相当于约3吨，放在一起，超过3个立方米。贪腐的原因固然与官员们的堕落有关，但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使然。习近平不改变制度而仅仅严惩贪官，就类似于养猪杀猪。中共就像一个黑社会，官员既然入伙，不腐败根本就无法升官发财。8月26日，中纪委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可谓严刑峻法，条例仅开除党籍就有45项，可谓上管灵魂，下管肉体。习近平想用这些家法像绳索一样将8900万党员捆起来，让他们不敢妄议朝政，不敢贪腐，只能做服从他的牲口。但他想的太天真了，既然动辄得咎，这些本无政治信仰的官员就干脆懒政、怠政，只动口，不动手，看你起高楼，看你宴宾客，看你楼塌了。
第二，逃亡中的民营企业家
9月10日，马云宣布，他将在明年，他55岁生日时卸任主席职务。卸任后，他会留任集团董事局成员，直至2020年股东大会。根据福布斯数据，目前阿里巴巴市值达到4200亿美元，员工多达6.6万人。马云的个人净资产则达到366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十一位。马云的提前落幕事实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中国民营企业辉煌时代的终结。马云、柳传志、吴小晖、王健林、王石、郭广昌、刘强东等都是中国标杆性民营企业家，他们发迹于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的江胡时代，都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但他们都没有预见到一个问题，习近平时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气候让他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开始向海外倒腾资产。2017年6月，习近平对他们出手了，切断了他们的资金流，责令他们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吴小晖自持有邓小平家族背景，不予理睬，结果老大震怒，安邦集团被强制接管，吴小晖入狱18年。海航董事长王健，7月3日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意外身亡。万达的王健林急忙资产大甩卖，并宣布彻底告别房地产。嗅到政治血腥味道的马云赶忙说“我可以随时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刘强东说：“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尽管他们说得言不由衷。民营资本家的逃亡意味着中国最有创新意识的资本精英群体消失了。
第三，中国知识精英的出逃
中国改革开放除了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普世价值的知识精英，他们生存在中共的体制内，代表着社会良知。习近平上台后，开始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进行打压，首当其冲就是披露习近平“七不讲”的记者高瑜。其后，2015年7月开始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集中抓捕和构陷。十九大后，众多知识精英被迫害，如北师大史杰鹏、山东工商大学李默海、中南财经科技大学翟桔红、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等等均遭政治迫害。但习近平的政治高压并没有使所有的知识精英屈服，他们正利用习近平的天敌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在抗争。清华大学许章润先生针对习近平的政治倒退二次发文痛斥。他尖锐地指出，当今中国领导人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不懂时势大道，却又深深打上文革政治烙印，狂傲之下，背离历史潮流，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至于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万马齐喑的习近平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出逃和精神出逃。
第四，老百姓的焦虑和绝望
十九大后的习近平不仅动了老百姓的奶酪，而且打翻了奶酪。他一连串政治后空翻，使中国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期，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均已结束，国家经济亟待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习近平不顾中国尚在发展中国家和有上亿贫困人口的国情，盲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对外大撒币，展现了一个纨绔子弟的德性。中国经济萎靡不振，货币超发，汇率摇摇欲坠，房地产泡沫严重，p2p连连暴雷，经济危机一触即发。中美贸易战爆发，中国应对捉襟见肘，中兴芯片事件让中国的科技实力落后暴露无遗。老百姓感到繁华已尽，金融海啸即将咆哮而至，一场前所未有的财富消灭运动已经到来。前几日，杭州一名P2P的受害者，一位年轻的母亲王倩，她在对国家的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从小接受爱国和爱党教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粉。当她多年的血汗钱被诈骗集团圈走，政府不仅不能帮她追回资金，相反她成了维稳的对象。在她亲眼目睹了访民被暴力驱打的场景后，她决定离开这个肮脏和充满谎言的世界。在遗书中，她告诫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将来留学移民。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和愤怒，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使中国人感到不安全和恐惧；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形势使中国人感到失望；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使中国人感到荒唐。信息的屏蔽使各种谣言传播。习近平已经成功地让官僚集团、民营企业家、知识精英和老百姓成为他的敌人，也使他自己成为穷途末路上的孤家寡人。习近平在发动针对改革开放的政变时，他的身边也正在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鹿死谁手，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离明斯基时刻还有多远？

2018-09-12  何清涟 来源：大纪元


前一向，由于P2P爆雷，不少人预言中国面临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所谓明斯基时刻，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认定的两个主要标志性现象，比如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中国都很严重。他说的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中国也毫无疑义地进入了这个阶段。从这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界有人判定中国进入明斯基时刻，确有判断的事实基础。但中国有能延缓明斯基时刻的制度因素。西方概念用于观察中国问题时，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明斯基的观察对象是美国等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却是专制极权政治强管制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体制有几大不同：1. 美国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政府只是规则的制订者与市场的守夜者，政府不掌管石油、土地等各种资源，也不是跨国企业的所有者，只能出台经济政策鼓励或者限制某一领域的发展，比如川普减税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但政府不能自己参赛。中国政府不同，中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政府垄断土地、森林、矿产等一切资源，是全国所有国企的所有者，以及全国土地的最终所有人，政府不但制订规则，还自组团队参赛并充当裁判。
2. 西方国家的央行独立于政府，可以独立制订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任务都由央行完成。美国政府除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要求美联储配合政府工作，一般情况下不能干预美联储的日常工作。美联储对经济的调控主要通过利率升降来控制。而中国的央行没有独立性，完全听命于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华尔街日报》2011年6月2日的报导（《中国货币政策谁说了算？》）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各官僚机构、各种神秘莫测的委员会以及影响力隐蔽但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相互之间较量妥协的结果。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在这方面一人说了算，这使得其它主要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中国协调经济政策。周小川做了三任央行行长，据说因资格限制，经常不能参加政治局常委讨论货币政策的会议。有了这本质的不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操控干预能力之强，远非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够相比。它的坏处显而易见，如今金融系统的诸多定时炸弹，比如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包含银行巨额坏帐（其中的房地产业贷款与国企贷款风险最大）、巨额地方债务（媒体前些时候称今年22万亿地方债或爆发违约潮）、影子银行系统的各种金融平台的违约风险，都是政府持续不断推出各种货币工具对冲风险埋下的；它的抗打击能力也因此远比西方国家强，比如它可以在旧的货币工具出问题之后，不断推出新的货币工具，对冲各种风险。近年来，由于依傍国际大舞台，中国政府还采用“以空间换时间”（一带一路、在非洲开辟中美贸易战第二战场，重新对自己的经济进行战略定位），以及“以时间换空间”（拖延战术，比如定向引爆P2P等，延缓地方债危机到来），不断腾挪，只是腾挪余地越来越小。
经济下行时，中国如何对冲风险？这样一个全能政府，也就扛起了全能之责。比如现在中国金融危机有几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大炸弹，比如60万亿的地方债务、史无前例的巨大房地产泡沫、涉及数百万投资者的P2P平台的支付危机，全部捂住肯定不行了，必须定向爆破。这在美国，政府没办法选择让哪个先爆——当然美国如果面临这么多经济领域的危机，也早就控制不住了，只能在爆发后再行修补。但中国政府凭借自己近乎于蛮干的超级控制能力，可以左右权衡，挑出对全局影响最小的P2P，先释放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些压力。这两天传出因为P2P爆雷而自杀的有好几位金融难民，网上骂声一片。但政府对此早有风险估算。6月中旬，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的化解金融风险方法可用12字概括：金融拆弹，定向爆破，压力测试；并对P2P特别提出警示：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10%，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道理也简单：炸弹这么多，拆解得逐项来。P2P被选中做第一个定向爆破点，政府应该是出于两重考量：一是总量小，1.3万亿人民币总规模的中国P2P行业，相对于中国252万亿元的银行业总资产而言，仅占千分之五的比例，于大局影响较小。二是这个借贷平台造成的“金融难民”数量虽多达数百万甚至逾千万，但受损失程度大都没有严重到要与政府死嗑的程度。中国政府这样干，不是第一次，而是多次。比如处理银行坏帐，朱镕基时期可以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帐，并将其打包出售给亟欲进入中国市场因而想了解金融系统运作的外资投行；温家宝时期，可以通过吸引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重组坏帐累累的中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上市，两次都成功地将银行危机化险为夷。自2009年政府注资4万亿救市、成为全球第一大印钞机后，中国政府就通过股市与房地产这两个“货币蓄水池”，轮番对冲滥发货币的风险：2015年股市5.28暴跌，市值蒸发4万亿；今年6月19日，中国股市千股跌停，市值蒸发超2万亿。从200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完全是通过政府对银行贷款的控制，对房地产实行一轮又一轮的炒作后，将前期发展积累的杠杆大部分转嫁到了房地产购买者的头上。结果是：长达数年的“房地产去库存”后，终于将全国房产拥有者与政府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利益共同体：房价下跌，政府面对巨额银行坏帐（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房产购买者都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主体），而房产拥有者则担心财富缩水而会支持政府维持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比如今年全国各地政府出台政策，规定拿到房产证后两年内不得交易，锁定房地产流动性，央行得以再次增发人民币。
正因为美国与中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美国的雷曼时刻成了明斯基时刻；中国眼看着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但中国政府却通过所谓的“创新货币工具”定向定量地让中国经济保持一边通胀一边紧缩的奇观，得不到定向贷款支持的领域陆续被“去产能”，例如火电、电解铝、建材、粗钢、煤炭等行业。某些无关全局的金融肿瘤会被挤破，如P2P。也因此，中国暂时不会进入“明斯基时刻”。但欠下的债最后总是要还，这一时刻到来的危险始终存在。



至暗时刻前夕，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又期待着最不坏的结果

2018-9-11文 | 曾瑞

今晨看朋友圈，见一图片，抬头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上吊，下配一段文字：“秦以来，历朝计约375个皇帝，被杀的约143个，占38%，皇族直系家属死亡的就更多了。一些就知背书名不知读书的人，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不懂历史的人必定重蹈历史覆辙。而懂历史的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不懂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图片制作者还以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的历史事迹为例，证实历史多么惊人的相似。读过一点历史书的应该都知道，当年抗秦，刘邦游而不击，项羽才是主力。抗秦胜利后，鸿门和谈，项羽放虎归山。刘邦后经广武、荥阳、垓下三战夺得天下。江山鼎革，刘邦立即大搞运动，迫害功臣，连韩信都杀了。刘邦死后，他老婆吕后掌权，差点江山易姓。幸亏周勃、陈平等老同志发动政变，才保住了胜利果实。之后，经文景之治，韬光养晦，取得发展成就。一到汉武帝，又开始大搞集权，复辟秦制，经济上国进民退，垄断资源；文化上独尊儒术，严禁议论；特务遍地，酷吏横行；还大力强军，对抗匈奴，打通西北……汉朝从此由盛转衰。有人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只有好皇帝与坏皇帝的区别，内里从来没变。以史为镜，我们好像又回去了。像范蠡这类有先见之明的，早就规劝过朋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欢乐。子何不去之？”但朋友没走。当年胡适走时，也劝过很多朋友一起走。但很多人留了下来，甚至不少人从海外赶回，只为一个崭新的国。留下来的命运如何，已经无需多言，也不敢多言。前几年，李嘉诚走了。近几天，马云开始退出。这些都是信号。此地不宜久留，这可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该怎么走，走出去又怎么办？我们面临着清醒的拉娜出走的问题。对当下形势，我算是比较清醒的。早在2015年，多数人还在大力称颂时，我就发出过微弱的言论，预感到变相的WG又开启了。我不指望唤醒别人，只是提醒自己。三年前，我虽有清醒的认识，还是抱有乐观态度，总觉得不至于太坏。三年后，我依然抱有乐观态度，还是以为他们很难把时代拉回去。但种种迹象与事实表明，这种乐观好像已成自欺的侥幸心理。我怀抱这样的侥幸心理，实在是因为我没有出路，只能心存一点渺茫的希望。但凡能走，我绝对不会留下。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承认，自己确实越来越没有安全感，非常担心他们重来。当年，正是50-60后一代年少青春之际，开启了浩劫。70后一代只受到部分影响，80-90后则几乎在新环境下成长。由于没经历过特殊时代的残害，我们这一代是有望成为新人的。只要按照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这个社会必定会变。当此际，他们有没有可能重来，再改变几代人的人性，好维持不变。这是我最担心的。要维持不变，回到过去，必然首先破坏私营企业，开始公有化。只有一个普穷的社会，在公有化体制下，才能继续毒菜。种种迹象与事实表明，他们正在朝着毁灭的方向走。我们的经济会不会像委内瑞拉一样大萧条，以致发生大饥荒？面对这样的大萧条，普通人又该怎么应对？为此，我专门咨询过一些做企业的前辈，问他们需不需要至少储备点粮食。有人建议我储备点粮食。有人则说暂时没必要，先观望，到年底如果还无改变，再考虑储备粮食。有人说就算储备，也不宜太多，免得成为负累，不好轻装出逃，甚至沦为被打的对象。我手头没什么钱，一点积蓄都是辛苦挣来。眼见人民币贬值已经破七，心里也很着急。我又咨询有没有必要把仅有的一点钱换成美元。回答是，如果不出国，则没有必要。我相信前辈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便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点钱无形中越变越少。在这至暗时刻似乎将至的前夕，人心惶惶之际，我能做的好像只有等待。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又期待着最不坏的结果。他们说，未来有五年苦日子。仅仅是苦日子，并不难熬。毕竟，我是苦出身，现在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我担心的是更大的灾难。经过慎重考虑后，我还是决定，至少在未来五年内，我不会买房，不会生孩子，以免背上重债，到紧急关头，无法轻装出逃。反复思考的结果，无非一个逃字。到时，至于能不能逃走，全看造化。一旦到了紧急关头，我是绝对会抓住一线生机外逃的。但愿我还有那一线逃出生天的机会。我们这个民族，其实是最能忍的。只要还能活下去，受再大的难，吃再大的苦，都会活下去。苟且偷生也好，好死不如赖活也罢，反正要活下去。余华说过，活着不为了别的，仅仅为了活着本身。而有那么多人被迫死去。据统计，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饿死了3000万人，1966年爆发的WG，斗死了2000万人。被称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总共被杀30万人。相比之下，这个数字不算渺小吗？他们至今没有道歉，反而要重来。我们又能说什么？我们这些竭尽全力也活不好的人，还敢说什么？大洪水到来之前，能上诺亚方舟的早就走了，剩下的多半是买不起船票的。我们只能在这里继续看表演。不管是曙光闪现，还是黑夜降临，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结局。实在呆不住了，就像《黄金时代》里的王二说的，我们还可以跑他娘的。人折腾一辈子，总归一死。在终极意义上来说，正如莎士比亚所论断：人生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到头来却毫无意义。怀着如此必然一死的决心活着，也便什么都不怕。只是，我还想追求活着的快乐与幸福，同时也依然希望他们能走出历史的怪圈，不要把这可贵的人间，再变为活死人的地狱。



見證中國的傲慢　港人的憂慮

資深傳媒人　潘小濤

近年參與過中港基建項目交接的港方人員都滿肚怨氣，因交接過程幾乎由中方主導，而中方官員又非常強勢，根本不與港方商量，那種以我為主、以我為尊的態度令港方人員氣結。更甚者，港方職員無論做得多苦多累，不但得不到讚賞，當被傳媒揭發問題或批評時，總是港方受靶。或許正因這樣，港方人員才將在西九總站拍下的「內地人員在站內打機、聊天或睡覺」等照片，交給香港傳媒吧！高鐵香港段的建造、交接、通車，讓港人見識了何謂「中國的傲慢」。從決定建造高鐵起，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不斷強硬起來，開始時還有商有量，今日已變得不假辭色了。最明顯就是一地兩檢的安排，開始時還給予香港幾個選擇，後來則無視一國兩制和港人的抗議、憂慮，堅持要割走西九總站的月台及B3層（口岸區），變成中方的司法管轄區，且從不作出安撫港人的承諾，講明僅作清關及出入境之用，不會有強力部門藉此在港跨境執法。港府誠信破產　難保障港人。近日有關Wi-Fi的安排曝光，更將這種中方以我為尊態度表露無遺。中國的大城市已經很現代化，其高樓大廈美輪美奐程度更勝香港，但無論多先進富裕，有兩個領域是無法跟香港比擬的，就是司法公正和政治自由。雖然香港在這兩方面已日漸褪色，但仍遠勝中國的城市，這也是一國兩制的重要成果。可惜，西九總站的一地兩檢再將這兩大優勢削弱，數百名中方執法人員進駐西九固然令人憂慮（至今不知有多少中方人員進駐西九，是特區政府去年所講的200、500人，還是港鐵替中方進行飯盒供應招標時所講的700人，抑或傳媒近日報道的800人分兩更駐守）。從銅鑼灣書店職員被強力部門跨境執法，到眾志成員前往廣州、深圳旅遊探親時被公安扣留，記者在國內採訪時屢遭跟蹤扣留，甚至有牧師「被邀請」到深圳學習宗教政策等，這些「特殊人士」的遭遇雖令市民不安，但畢竟大家仍有僥倖心理，認為自己不屬敏感人士之列，應不會被強力部門青睞。但西九總站內的Wi-Fi用戶資料將交予國內部門，則所有乘客的行蹤和通訊都無所遁形。高鐵站內的Wi-Fi免責聲明表示，如在內地範圍使用Wi-Fi服務，服務供應商會把用戶的個人資訊，轉讓或分享至內地認可機構。所謂內地認可機構，即是公安部門。在香港，收集個人資料有諸多限制，任何公司、政府部門都不能凌駕私隱條例。相反，中國的公安權力極大，國內電訊商、網絡供應商甚至網遊公司，都會蒐集大量用戶的個人資料及通訊內容等，要麼自行保存留待公安隨時檢查，要麼直接傳到公安局，否則可能違反《網絡安全法》和《國安法》。雖然運房局長陳帆特別澄清，「在香港口岸區，甚或只要列車仍然在香港範圍內」，一切個人資料均不會傳給其他人，港鐵可能表達得不夠清晰，之後會有人交代清楚。真是這樣嗎？若中國公安要求西九總站的Wi-Fi服務供應商交出用戶個人資料，這家公司敢拒絕嗎？政府在高鐵及一地兩檢安排上，對港人說了很多大話：不一定要實行一地兩檢（其實早有決定）；一再下調高鐵乘客的估算人數（早就高估了乘客人數）；表明內地人員不會於站內過夜，近日反口說會有通宵更內地人員留在西九……可以說，政府在高鐵問題上早已誠信破產，他們說個人資料不會傳給其他人，你會相信嗎？事實上，中美貿易糾紛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方要求外國公司轉移技術，將數據中心轉移至中國等，都涉及到知識產權、通訊安全。雖然這些要求符合中國法例，但在西方是非常不合理的，加上天文數字的貿易赤字，因而觸怒美國政商界，成為貿易戰的主要理由。這是中國順風順水高速發展多年後養成的傲慢，就是你們想來中國賺錢，就該讓我予取予攜。對美國的跨國企業及高科技公司尚且如此，更何況香港？高鐵通車為港人帶來更多憂慮，不僅是安全、收支等，而是此例一開，加上北京越來越強勢、傲慢，日後特區的政府部門、通訊商還不乖乖向中國公安提供手機及互聯網用戶的資料！



通車慶祝謊言治港成功

2018年09月13日 黎廣德

高鐵香港段經過八年建設，通車在即。本來眼見一項特區成立以來耗資最巨的工程完工，港人理應雀躍慶祝，但事實擺在眼前，除了少數貪新鮮的高鐵粉絲甘願排隊兩天買票搶搭首班車之外，多數市民心情激動，不是因為預見出入內地如何方便，而是因為眼見特區官員不斷堆砌大話掩飾失誤，簡直當香港人是儍瓜。高鐵工程橫跨三位特首任期，2009年底由曾蔭權班子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一開始便大話連篇：工程預算從300多億元變成600多億元、效益估算不符現實、環境影響隱瞞不報、一地兩檢含糊其辭，對公專聯提出可節省一半成本和工程量的錦上路方案橫加抹黑，一意孤行在建制派支持下通過撥款。到了梁振英時代，揭弊者透過傳媒揭發港鐵管理失誤、工程延誤，政府官員初時矢口否認，直到證據確鑿，又把事件淡化為溝通不足，再成立調查小組以圖轉移視線，迫不得已要申請追加撥款才肯承認超支延誤，為了保住問責局長毋須問責便由馬時亨接替錢果豐當港鐵主席，再以千萬元分手費送走行政總裁韋達誠。進入林鄭月娥的「新思維治港」，大家才發現馬時亨根本從未執行調查小組的改善管治建議，傳媒一次又一次揭發監管不力，工程質量失準，問題更蔓延至沙中綫工程。運房局長陳帆更撕破臉皮推銷一地兩檢，不顧科學分析，再次拒絕民間提出的深圳一地兩檢或雙站雙檢方案，無論民主派議員指出法案條文如何錯漏百出也置之不理，再在建制派盲撐下強行通過。這場高鐵荒誕劇最大的危害，不僅是虛耗港人血汗積蓄，而是特區官員令謊言治港成為常態。心水清的市民自會記得，曾蔭權和鄭汝樺誤導市民時還會半遮半掩，因為明知心虛；但今天林鄭月娥和陳帆講大話時居然理直氣壯，例如把鬼祟進行的午夜交接儀式說成技術安排，把公安人員違諾在西九站過夜說成通宵更，擺明車馬要香港人硬啃官員的謊言。
這種危害絕非限於高鐵，因為強迫人民在明知是謊言時接受謊言，習慣在謊言中生活，正是實行專制管治的法寶。當大家習以為常，不願花氣力揭破皇帝的新衣的時候，統治者便可以一步一步把管治水平降低而毋須向公眾問責。殷鑑不遠，林鄭班子此時此刻正在玩弄這種把戲。本月初財政司長陳茂波在他的網誌低調公佈：「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支持下，金管局正在跟部份央企探討合作，共同物色一些回報穩定並具有吸引力的海外項目，考慮以股本投資人的角色作出投資。」這短短幾十字就等同宣佈用香港特區儲備報效國家，以真金白銀支持習近平一帶一路的擴張政策，所謂「回報穩定」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與高鐵撥款當天承諾不低於4%回報率並無二致。
一個由自己全盤管理的香港境內工程也爛得亂七八糟的政府，竟敢叫市民相信它到海外投資基建項目可以有回報？天大笑話莫過於此。此事一旦打開缺口，港人儲備耗盡之後連大白象軀殼也見不到一隻，比高鐵鬧劇可怕何止十倍。屆時不僅民生開支要勒緊褲頭，公務員退休長糧也凍過水。說不定今天陳茂波正沾沾自喜，因為公眾似乎對謊言已經習慣，連傳媒也懶得就此追問，事成後他「功在國家」，下任特首寶座捨我其誰。



中国会再发生一次革命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9月12日 转载)练乙铮

整个夏天一直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表明，反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声音也许正在中国，甚至在北京本身有所增多。他在官方新闻标题上的出现不如以往那样引人注目。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批评了他对中美贸易战的刻板反应。在他出访非洲推销他格外热衷的"一带一路"计划时，一个涉及数十万支问题疫苗的全国丑闻爆发了出来。这一连串惊人的不幸和政策失误，以及随后发生的抱怨，让人们不禁在想，是不是有人联合起来在攻击习近平——尽管并不公开。但是，谁敢与自毛以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为敌呢？习近平没有已知的意识形态反对者。中国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要么被关进了监狱，要么被他标志性的反腐运动打垮了，要么已经死亡。今年早些时候，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任期限制，包括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习近平上台刚五年多一点，中国权力斗争中的主要角色已开始明朗。一方面是所谓的"红色贵族"，习近平是他们的旗手。另一方面是我称之为"平民"的派系，由来自前几任政府的领导人带领，其中最有名的是江泽民。"红色贵族"出身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政府担任要职的老一辈革命者家庭。他们大都在曾是皇家花园的中南海生活和工作过，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交群体，直到文化大革命将他们驱散。与这些开国元勋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官员们自认是共和国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经历了一次复兴。"平民"一词指的是没有显著的1949年以前革命血统的官员，他们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了统治阶层的顶端，或是由于毛泽东乃至后来的邓小平把老一辈边缘化之后被提拔上来的。借用南斯拉夫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用来描述苏联共产主义权贵的说法，这两个派系目前主导着中国的"新阶级"。两者都是利己的、腐败的和专制的，但他们表现出重大的政策差异，并已处在危险的对立状态。
红色贵族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国有部门控制市场和企业，这是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前辈们遗留给他们的思想。平民们则更倾向于市场，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人的权力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毛时代经济的改革中得到了巩固（并积累了财富和特权）。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红色贵族摈弃了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们喜欢的"韬光养晦"手法，采取了让人回想起毛时代的扩张主义和高度民族主义的立场。列宁消灭了俄国的沙皇贵族、资产阶级和富农。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杀死了第一批布尔什维克中的大多数。后来在苏联出现的新阶级大多是政治背景平凡的技术官僚。毛的做法不同，他遗留给今天的东西也与苏联的不同。他也消灭了拥有土地的人。许多他1949年以前的同志遭到排挤、羞辱和流放。但他并没有将他们杀掉。1976年毛泽东死后，老一代中的一些人重新掌了权。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这些人被邓小平再次推翻，因为他们同情亲民主的学生或抵制邓小平的资本主义改革。那年，江泽民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掌握着正式权力，或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在他不再担任党总书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让他得以把许多亲信安插在关键职位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江泽民的人（他们大多是平民）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这让许多红色贵族诧异且羡慕。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平民派系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领导下得到了扩大。这两人的权力基础是共青团。共青团是一个培训希望获得党员资格的普通民众的训练营。但后来出了个习近平，他是实打实的红色贵族，他的父亲是共和国的一位早期高级领导人。就像哈姆雷特将篡位者赶出去那样——这是个流行的比喻——习近平很快就对平民派系的这两个支系展开了攻势。他首先将反腐运动专门对准平民派系——一开始主要是江泽民的人，之后也开始针对团派的中坚分子。后来在2016年，他公开羞辱共青团，削减资金，并将其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也就是他的控制之下。如果习近平在两个五年任期后继续掌权，那么红色贵族的优势可能无法阻挡。之后会怎样呢？有些人哀叹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正在回归毛泽东时代。但如果红色贵族不断崛起，中国的政治可能会一直退回到中世纪。中国社会在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之间经历了剧烈的结构变化。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Naito Konan)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指出，在宋朝的开明专制统治之前，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非正式的世袭贵族统治，由皇帝任命政府高级职位，并控制科举考试。皇帝们创造了一个封闭、自私和贪婪的精英阶层，直到整个系统突然崩溃。内藤指出，多年来，王朝保持着稳定，虽然皇帝经常被其他贵族推翻。另一位历史学家谭凯(Nicolas Tackett)最近解释了贵族阶级为什么最终消亡，而且为什么那么快。研究了九世纪的数百篇墓志铭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唐朝帝国是被黄巢所推翻，他对王朝心怀不满，从盐商变成了起义者，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发动叛乱，并迅速将其演变为屠杀——从肉体上彻底灭绝了整个中世纪贵族阶级。这是一个应该让中国领导人担忧的先例。习近平的阵营可能看起来很强大，但他的基础很小：根据一位红色贵族的说法，他们的人数只有大约四万人。在习近平的阵营里还潜伏着危险的挑战者。他上台执政时，本来是一位折中的候选人。在习近平于2012年底取得党的领导权之前几个月，另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红色贵族薄熙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阴谋被挫败。（薄熙来因腐败被判无期徒刑）不时有关于政变的谣言传出——有时是官方声称——去年也有这样的传言。随着习近平背后的精英凝聚为政治贵族，它还通过限制互联网、社会资料搜集和广泛监视，乃至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极度镇压来监督中国社会的封闭。腐败依然猖獗，尽管遭到更严厉的镇压，抗议和民众不满的其他公开表达形式仍在继续。如果在未来几年，习近平的红色贵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经济剥削将会加剧，从而助长阶级差异。随着平民派系走向失败，红色贵族中强大寡头之间的纷争将成为焦点。届时是否会出现一个现代版的黄巢，并且知道如何煽动不满的人们奋起反抗——当然，这是没人能说清的事情。但有些人似乎担心这种可能性。2012年，习近平的密友、当时的反腐败工作负责人王岐山呼吁共产党员阅读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这本书是关于1789年推翻法国君主制的民众起义。提到黄巢可能正好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