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一代-----历史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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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一）历史流泪了
本来拟议中的这一章节叫“知青”。但反复权衡后，以为这个约定俗成的名词函盖不了这一主题。作为文革中一个牵涉到亿万国民，影响到后来半个世纪，甚至更长些的大事件，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文革本身。所以，斟酌再三还是以为用“沉沦”更确切一些。

何以为沉沦呢？

因为发生在文革中的那场以国家意志为意志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违背了城市化的经济规律，是逆历史发展的倒退行为，也是对国内本来就低下的生产力的严重摧残。更可怕地是它扭曲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几乎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作家肖复兴在《绝唱老三届》自序中有这样一段对此说得很透彻直白：“我常想起我笔下的那些老三届，青春时节下乡，青春已过步人五十岁上下时下岗；历史在大踏步地倒退时，以他们作为历史的牺牲品；，又是要他们作为时代的润滑剂。他们的生命淹没在这样两段历史之中，他们的青春已惨不忍睹，他们的来路又是如此艰难苍茫。哪一代人赶得上他们？对比上一代，他们没有老本可吃，他们的身上也有伤疤，但从来当不成奖章。当然，他们更无法同下一代相比，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新的一代已经强有力地横在他们的面前，取代了他们社会中心的位置，他们被无情地抛在社会的一隅，在下岗的大军中，可以大量地找到他们的踪影。他们还剩下了什么?他们没有了青春，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地位，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这样一老一少的两头。他们在讲究出身的年月，背负着档案袋里出身这张沉重的纸；他们在讲究文凭的年代，背负着是没有文凭这张沉重的纸，这两张纸足以把他们的身心压弯。”

所以当不得不掀开这太沉重，却又绕不过去的一页时，我握笔的手颤抖的厉害：这不是学者可以自由飞翔的旷野，也不是诗人能够呻吟的星空，而是一代人无奈的必然归宿。做为这其中一分子，它是历史，更是现实。是梦想，也是逃避。说它是天堂，因为它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炼狱；说它是炼狱，因为它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天堂。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到不想得到的东西。”

我要说：“民族有两大悲剧。一是把毁灭当成重生，一是把重生当成毁灭。”

遗憾地是这样的民族悲剧在一百年以来不断地重复着，而且一次更甚一次。如果说57年反右毁灭的是民主魂，那么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毁灭的则是重生的民族根。1600万学子失学务农，按万分之一的概率，也能出1000多个大师级人才，但事实呢？除了几个二流作家几个逗艮的演员和一批不入流的大小官吏，又有几个堪比钱三强、黄万里、曹禺、老舍的人物？

沒有，几十年了，共和国一直在吃民国的老本。

人才乃强盛之本。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执政党出此下策呢？

简言之就两个字：就业！

前面讲到过，毛亲历武汉“720事件”后，虽然又在上海策划了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武斗“八·四武斗”，但他已经从林彪的神采飞扬和许世友的一跪中发现，他发动的造反运动终将像他搬起的一块砸别人的石头，砸到自己脚上一样。而要防止这种结果，就必须靠完全忠于他个人的军队，周恩来不行，林彪也靠不住。

尽管从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以后，面对上千万中学生回到校园都又无课可上的局面，毛指示曰：“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于是，从1967年起，军队就开始奉旨派人中学。1967年2月中毛又把“军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3月7日，毛又要求军训人员“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军宣队奉旨全面进驻，实际等于戒严或军管状态。

有研究者认为，“军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由此可见，军管的强度之大。” 更为荒唐地是，在军队对地方实行军管，在毛的旨意下，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的总政治部也被毛派军人实行了军事管制。以至后来被毛钦命的总政治部主任 李德生也以为这是“一场荒诞的闹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闹剧呢？

因为毛已明白，林彪们的万岁并非发自真心，他在1967年8月4日给江青的信中明白地写到：“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也就是说，军队四分之三的高级军官是不可相信的，所以才会发生这类看似乌龙怪事。

没有人知道毛这个“百分之七十五”根据何在，不过这符合毛信口开河、云山雾罩的秉性。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提出要武装左派，而这天正是王洪文血洗上柴、大获全胜的日子。我倾向于这是武汉军民给毛留下的印象：杯弓蛇影。正如毛曾嘲讽过的叶公一样，好龙者怕龙腾，造反的始作俑者，其实最怕真的造反。毛要收了，尽管他认为军队靠不住，但他绝不敢与“百分之七十五”枪杆子硬碰硬，为了安抚军人，决定对军队最反感的“革命闯将”开刀，委曲求全地附合了周林，10月14日，毛同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以求结束不得人心的造反运动。

毫无疑问这是文革的一大转折，但又是一种痴心妄想的一厢情愿。小鬼们不会那么乖乖地重回魔瓶。随之而来的问题甚至比原来的乱局更难收拾。因为生产停滞，大学又停招，此前被当造反工具使用的66、67、68届毕业生已失去了使用价值，上千万不谙世事却又激情燃烧、血气方刚、革命成性的青少年既升学无路，也就业无途的闲在城市里，显然是一个大麻烦。

怎么办呢？

1968年7月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高调宣传北京长辛店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原名蔡玉琴的蔡立坚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这位女学生后来被称之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先驱者”。

8月，官媒公布了毛的“最高指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

10月，一年前北京25中学生曲折10人自愿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事进，被毛的文革班子拔高到《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高度。一反其不问生产，只抓革命的得左劲，要求报纸、电台大力宣传。陈伯达明确指示，今后初高中毕业生要大量到农村去。戚本禹则重提“斗私批修”，号召掀起下乡高潮。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披露了毛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而掀起了城镇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其实是对一代人的放逐。

明明是解决不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却偏偏要用革命需要来粉饰，这是毛的惯用伎俩。在建政早期，中共还是很诚实的。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明白：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同年12月，毛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时也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中共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中共在《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1964年1月16日，中共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亦即说，早在文革之前，城镇中小学生上山下乡就已经是中共当局的既定政策。换句话讲，由于执政党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这一代人的命运早为当局决定了。

文革使中国的经济停滞，城镇就业市场和工矿生产规模不但没有增长，很多地方比文革前还有所萎缩，无法提供就业岗位。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向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使被文革中断了的移民政策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它不再承认是就业问题，用当时孩子们易以接受的革命词藻把上山下乡包装为：“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宣传还是欺骗？

在狂热的万岁声中，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但因为这是毛决定的，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有大220万中学生下乡。还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人。

但“上帝已死”，万岁不再。沉默太久的孩子们终于爆发了：“不回城，毋宁死！”这个并不高尚的口号，却赢得了上千万知青的响应，历史低头了，历史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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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二）
历史流泪了人在神的世界里生活久了，能感动他们的就不再是神曲，而是人的呐喊。
“不回城，毋宁死！”这个口号不仅与那个“革命革命再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便是放在俗不可耐的今天这个口号似乎也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它却迫使历史低头，甚至流泪……
“不回城，毋宁死！”从政治上讲，是对十年前响应“伟大领袖”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反动，是对“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决绝和背叛。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否定，是从神殿回到人世的第一声呐喊！
然而令所有史家困惑地是这呐喊不是发自知青更多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陕西、山西，而是来自非传统移民地区的只剩不到9万知青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云南兵团是1970年3月1日才挂牌成立的，也可以说是为满足知青的虚心才由省农垦局改帜。
严格地讲云南兵团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农场，而是橡胶场。它的老底儿是1955年，为解决橡胶原料，在铁道兵司令员王震的策划下由4000余名复员转业官兵开辟的9个军垦农场。1956年，王震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举荐，以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的身分出任新成立的农垦部部长后，1957年统一划归其下辖的云南省农垦局管理。至1963年全省农垦农场合并为40个，职工为6.5万人。由于知青的加入到1972年年底，云南兵团干部、职工达18.7万余人，总人口达29.6万人。累计接收北京知青8000多人，上海知青（包括郊区青年农民2万余人）4.76万人，成都知青17000人，重庆知青24000人，昆明知青1万人，总计约有11万。但到1977年底，整个云南兵团的知青只有8.71万人，约为1972年知青总数的70%。
那30%那里去了？
走了！
除少数死亡外，均是以那个年月最流行的词汇：病退、困退、升学，统称为走后门的形式回城了。
从一份统计资料可以看到，到1977年底，上海知青还有37000人，走了1万多人，约为21%；四川（包括成都和重庆）还有32000人，走了9000人，约为22%；北京还有2900人，走了5000多人，约为65%；昆明还有3600人，走了6400人，约为64%。
这组数字真实地反映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随着林彪事件的影响，一大批曾被关被管被打倒的中共官员陆续解放、平反、官复原职，知青中的官员子女也陆续以各种原因和理由“走后门”离开了农场。比例最高的是北京，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央部委所在地，从1972年以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获得解放的高级干部最多。其次是昆明，也不难理解，县官不如现管，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昆明是省府，是省委省政府驻地，还是昆明军区和省农垦局所在地。再加上昆明市政府，所以居次席也理所当然。四川比例略高于上海，一则因为它是西南局所在地，对云南有辖权；二则是因为上海近5万人中有2万多农民，若刨去这2万不可能有官员子女的农民，其比例也高达百分之四十多。
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写到：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识青年已走了一半。每走一个人就波动一大片。北京和昆明市的知识青年所剩无多，上海、四川知识青年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据统计，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知识青年中，各级干部(含地方、军队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子女约占总数的6%-7％，即近1万人。其中高级干部(地、师或行政十三级以上)子女约1300余人。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大批干部恢复了职务，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知青中的干部子女随即远扬。1974年，留在兵团的干部子女仅剩千人。到1978年下半年，这样的知青已不足百人。
黄基秉在《快要发黄的信》中讲到，由于"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往往该走的走不了，不该走的却走了，引起知青很大不满。知青中流传着"高级干部送上门，中级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老百姓盼望开大门"顺口溜。
亦即说，在云南知青闹返城风之前，已有30%的知青返城了。而返城的又多是干部子女，其中包括那些最早主动要求到云南“扎根边疆”的先锋们。姑且不论干部子女返城合不合理，但在绝大多数非干部子女的知青看来“上山下乡”较之运动初期的红卫兵运动是一次平等回归的运动，所以一旦这一平等的表象被打破，人们往往又想起了印象中飞扬跋扈的“联动”。把这当成在红卫兵运动中被批得臭不可闻的血统论之回潮。就我本人的经历看，从1967年“联动事件”以来，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在社会已声名狼藉，先是几同暴徒，后是几近流氓。但这只是指整体，是抽象印象。具体到个体，只要不是太飞扬跋扈，还是能为其所在的人群包容，甚至那些能平等待人的优秀者，往往较其他出身的人更易成为其所在的人群的领袖。简言之，在知青这个半封闭的社会群体中，干部子女的动向往往是这个群体稳定或动荡的风向标。
而干部子女的这一风向标作用，在云南兵团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曾轰动一时的北京65中红卫兵头头李镇等向周恩来总理递交请愿书“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被称为“北京五十五”的故事，就是以一批高干子弟为主角的活报剧。
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活报剧有三个有别于“知青”这个特定概念之处：1、其主角除是干部子女外，还是高三学生；2、向周恩来总理递交请愿书的时间是1967年11月27日，离京启程的时间是1968年2月8日。都是发生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前的故事；3、他们到云南时，那里还是知青的处女地，从历史的行程来看，他们不仅是云南“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改变了当局关于“上山下乡”的流向布局。
毫无疑问“北京五十五”是当初云南兵团知青的旗帜，尽管严格地讲，他们不符合“知青”这个历史符号，但他们却是云南兵团知青从无到有又由盛而衰的风向标。甚至可以用一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形容他们对云南兵团和云南兵团知青的作用。
何以这么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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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三）历史流泪了
这从1967年11月27日，“北京五十五”之一的林力、张春荣和张劲辉在人民大会堂向总理递交“我们希望到南方去支边，建设第二个橡胶基地”的《请愿书》时，对周总理反问：“你们没有罢课闹革命吗？”的回答“我们是高三的学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早就该毕业了。”便可见一斑：他们不甘毕业即失业！
需特别指出地是，在文革初，高三学生是一个既有别于大学生，又有别于初中和其它高中生的一个特殊人群。大学停招打乱了他们的整个人生，他们不像大学生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工资不会少，工作不用愁。也不像学弟学妹们还不必为未来着急，天真地把革命当课堂。他们都已十八九岁，不能不为个人前途焦 ，所以文革对他们无异当头一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是文革当然的反对派，因此造反运动对他来讲是被动的，大多持消极态度，少数风头人物，或者是组织安排，或者是本来就高考无望的那些差生，其中不乏对前途渺茫的发泄。但很少有和初中生一样真想“革命到底”的。
“北京五十五”与自愿下乡插队的蔡立坚被宣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先驱者”一样，被宣传为文革中，云南知青支边的先锋队。二者相同的都是为了就业，并为此成了后来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典型代表，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二者不同的是，工人家庭出身的蔡立坚是为山区农民所感动，立志到农村扎根。干部家庭出身的“北京五十五”则是在咨询了相关部门后，得知国家正在云南斥资建设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又到云南去考察，由于有农垦部的介绍信，受到省地及农垦局的热情接待，并得知西双版纳的条件在各个垦区中最好。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寻找一个符合那个时代的理思想的就业方向。相比之下，他们比蔡立坚基于现实的冲动更现实，多少有些功利色彩。
有过知青经历的博友自然之恋给本博留言说：“对很大一部分头脑正热的中学生而言，在那个混乱邪恶的年代，城市里无学可上，无工可做，三天一个重点，五天一次高潮，腥风血雨，飞沙走石，能跳出风暴中心，顺势躲到乡下去，在土地上匍匐下来，也算是一种侥幸、解脱和回归。事实上，知青撤离城市已经成为文革从高潮迅速跌落的转折点。这也许是知青情结至今不散的真正原因。所以关于那个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是与文革分割开来看更睿智些。”
我理解自然之恋这是指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客观效果而言，尚如此还是可以成立的。但以为其中“在那个混乱邪恶的年代，城市里无学可上，无工可做，三天一个重点，五天一次高潮，腥风血雨，飞沙走石，能跳出风暴中心，顺势躲到乡下去，在土地上匍匐下来，也算是一种侥幸、解脱和回归。”同样适用于蔡立坚与“北京五十五”们。
实际上在1967年和1968年，在联动事件和朱成昭、叶向真的反叛影响下，北京已经有很多头脑不那么热了的大中学生选择了逃离，他们或者是以“革命”的名义离开北京到了农村牧场，或者是索性离经叛道、自甘堕落，离开“革命”又不愿或不敢反革命，流入社会与最底层的地痞流氓为伍。（本人经历过那种堕落，这种情况在被称为“流氓三部曲”的王山的系列小说里写得很形象，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总之，那是浑沌中透出一丝微亮的时代，借着这一丝微亮，真诚的“激情燃烧”开始被现实的个人主义腐蚀，青年人一旦从盲目的真诚中走出，就会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我究竟为什么活着？
那时，囿于传统革命教育的桎梏，这些人之初的常识，对我们这代人就象天问般地深奥，许多人宁可怀疑自己是否资了修了，是否反动，甚至是否反革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触动那个把我们引向动乱的祸首。但现实逼着人们努力地想睁开沉重的睡眼，虽然还走不出那个虚幻的伟大梦，可毕竟睁开了一只眼，半睡半醒毕竟不同于沉睡了。

这便是那两年的中国，城里的想出去，城外的人还在往里挤。当这一切都成为往事时，回首近半个世纪前的故事，我很难评判当年两种“逃离”的选择孰是孰非，尽管前者至今仍被官媒当成英雄，但从已发生的历史看，他们给社会和同类带来的伤害，绝对是索性堕落的陈成、小混蛋们难以比肩的。可同样是逃离，前者是英雄，后者却是罪犯。恐怕这就是古人何以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原因，至于公平不公平，某以为文革后，名不见经传的王朔的痞文学虽不为官方待见，却深受读者欢迎，因而一举成名的事实，可以理解为是对这一社会现象一种另类的历史定论罢。

“北京五十五”与蔡立坚都是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就具体的个人而言，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那个时代规律，是合理的，是无可指责的。但就社会影响而言，他们的行为又是逆历史潮流，客观上起到了误导社会，甚至有助纣为虐之嫌。

何以这么讲呢？

难道没有“北京五十五”与蔡立坚们，城镇知青就不会上山下乡了？
当然不是这样。

其实，姑且不论上山下乡乃中共安置城镇无法容纳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国策，从1955年起就已开始实施。单就文革前一年， 1965年中央在制定“三五计划”时就有知青安置一项，“三五”期间计划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共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以插队为主。当时的布局是：华东地区接受北京知青4万人，50％安置在粮棉产区，25％到山区，25％到旱涝地区。华北地区，京、津两市知青主要支援边疆，根据向山区进军的指导思想，将安置一些人上山，并在黄骅一带建立农场，改造洼涝盐碱地。西北地区，计划在15年内接受城市知青86万人。新疆兵团计划每年安置内地大城市知青5万人。西南地区，为配合三线和一线建设，知青将主要支援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实际上，恰恰是文革使这一移民规划搁置了两年。从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停办大批中专、技校。至1968年，全国共有仍400万老三届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毕业生不走，又造成小学毕业生无法正常升入初中，学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亦即说不安置这些在校毕业生，整个学校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转。但当时全国都处于“内战”中，国家根本无法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怎么办呢？抓生产的周恩来急于消除这些不稳定因素，恢复秩序。抓革命的毛也厌烦了小鬼们的朝秦暮楚，一句“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政治天平由乱转向了治。于是，“三五计划”的移民方案又被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

也就是说有没有“北京五十五”与蔡立坚们，根据“三五”计划，上山下乡都是这一代人必不可免的选择。
所以说他们有“误导社会，甚至有助纣为虐之嫌”，则在于他们被当成了政治运动的工具。正如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所说的那样，“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这个《总结》除沒讲知青上山下乡是从苏联学来的外，基本上讲得是实话。这里最可贵地是坦承了知青问题的最大错误在于文革时把一个很简单的就业问题搞成了政治运动。在中国无论什么内容的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文革时的上山下乡已不再是单纯的移民，而被拔高到耸人听闻的“防修反修”和“三大革命”高度，也就是说它与“三五计划”的动员、自愿已不搭界，实际上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否则就是反对毛的上山下乡运动，反对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革命。

那十几年里，不知有多少人因“反对毛主席上山下乡政策”而被批被管被关被杀，其中既有罪大恶极的乡间恶魔，也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军中色狼，但更多的则是不满这一政策的知青和知青的父母。

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这一涉及亿万家庭的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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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四）历史流泪了
首先声明，我绝不反对城镇青年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而且本人当年也是死活要到新疆去的一个支边青年，我非常理解“北京五十五”与蔡立坚们，是个和他们一样的逃离者。我不反对农村人进城市，世不反对城市人下农村。相反，却一直以为把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是共和国决策者最大的失误。

从世界发展潮流看，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是工业社会一个主要特征，城市需要农村的产品、土地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农村需要城市的文明、资本以及先进文化和工作机会。

从政治文明或人本主义看，所有现代国家宪法大都有“迁徙自由”的条目，而绝无城乡限制。既使在实际对公民迁徙多有限制的毛时代的宪法上也有这一条目。亦即说，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人在法律层面沒有地域或城乡差别。

综前所述，文革中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违宪，而且还与现代文明相悖。

需特别指出的是，它与这之前的以上山下乡为名的国家移民并非一个概念。那时的上山下乡确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不足和农村土地不足的社会问题，除王震搞的几次复转军人成建制屯垦外，数以百万计的支边移民基本上都是如“北京五十五”与蔡立坚们一样，是自愿的，也就是说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迁徙自由”中的自由二字。

迁徙少了自由二字，就变成了古刑律中的：流放！

另一个重大区别则是，国家移民主要是从经济考虑，把过剩人口移往地广人稀的边远地区，如新疆、东北、西北等。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却部分违背了国家移民政策的这一原则，为尽快地甩包袱，相当部分的中学生被强行安插到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四川一些原本就地少人多的农村，与国家移民的初衷背道而驰，完全起不到移民应有的效应，反而加重了土地的负担。正如1978年3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说得那样: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是同农民抢饭吃。

到这里需离题回顾一下上山下乡的历史，因为时下对知青的研究走入了形而上的歧途，把正常必要的国家移民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混为一谈，混淆了“知青”的概念，以至有了“青春无悔”之类的邪说。不明白移民与防修反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山运动是风马牛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意志。这其中本质的区别就是插队与插场，插场是把过剩人口输送到地广人稀的待开发地区，插队则正相反。

鲜为人知的是终结了毛的上山下乡运动的邓小平乃是“插队”一说的始作俑者：1963年5月，邓小平在审阅中共浙江省委批转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后，与当时主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交换了一下。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会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这份报告主要内容是该县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少与吃商品粮人口过多的矛盾，在1962年不仅动员了从农村进城的4428人回乡，还安置了5307名久居城镇的人口下乡插队，城乡两头工作扎实，下去的人基本稳定。省委批语中说:“久居城镇的人口到农村插队是否可能？到农村以后能不能巩固下来？是不是只能安置劳动力而不能安置家属和其他辅助劳动力？是不是只有土地多、劳动力少的地方可以安置，土地少的地方就不能安置？这些问题，嘉兴县委的报告都已作了很好的回答。”

1963年7月，谭震林在各大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这一思路。在听取了各方情况汇报后，周恩来拍板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能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神。

1964年1月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后，明确指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邓还算了经济和政治两笔帐方面：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有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安置要集中，不要分散。每个省选若干个县，土地有潜力、山区有潜力的地方，成批安置青年，结合治山治水治碱，投点资也合算。这样，就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了。一个公社安置百把人，就是一个势力。据下乡的同志反映，农村有三股力量，一是本土干部，二是复员军人，三是下乡知识青年。这三股势力合作得好，就可以把事情搞得很好。扭不在一起，就会搞坏事。集中一点的办法，关心他们也好关心，容易巩固，容易组织起来搞文化娱乐活动，组织业余学习；报刊也好供应；也好搞科学试验。这样花钱（投资）也可以集中，效果也容易看得见。南方人口少的地方，像大别山也可选为一个点，安置青年去治山。选择这样一些地区，知识青年也好发挥作用。给青年以理想，去改造自然，就有了奔头。总之，城市青年下去，不搞理想，单是当个农民，是巩固不下来的。与会的周恩来又当即表示支持说，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正式把“以插队为主要方向”写入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份关于知青下乡的中央文件。

而在这份文件出台之前，国家移民的主要方向是边疆农场，可以说是邓小平改变了这一安置格局。注意：周恩来两次支持邓的“插队说”其实都是有保留的，1963年7月，他首先强调“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但又讲“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投资少，效果大”其实还是偏重插场。1964年1月9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一句“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要搞好插队”流露出对插队的忧虑。

那么文革时，周为什又积极推行下乡插队呢？

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就不用讲了，关键是巧妇难为无米炊。据官方统计披露，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其中1968年后为1600多万，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约占72％。

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在邓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之前虽已有相当数量的“插队”发生（其实大部分为回乡），但真正的形成全国性插队还是发生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而其时邓已下台久矣，但主政的周恩来仍把这个“二号走资派”提出的政策当国家意志扏行。周所以如此，正解可用政策的延续性敷衍，那毕竟是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政策，但实际上还是从扏政当局的现实考虑，向来务实的周不得不量力而行，毕业生必须下去，而无论是插场还是插队，都需要国家掏钱。尽管在这前后，周为插场已匆忙组建了十余个边疆兵团，可面对数百万毕业生仍是杯水车薪。农场是要发工资的，正如邓当年算得那笔经济帐，从性价比上讲，插队比插场要经济的多。而当时的中国最缺的就是钱。于是大批毕业生就被放逐到并不缺劳动力的农村去了。

显而易见，这完全违背了原来国家的移民政策的原则，正如时兼任全国知青办主任的李先念说的那样，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邓小平一句“实际上是同农先民抢饭吃”不仅概括了农民对下乡知青的态度，也在实际上否定当年的他自己，这一方面说明他实事求是、为公为民的治国理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插队”是很不成功，甚至是很失败的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当局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盖棺论定。

值得探讨的是李先念的四不满意中，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都好理解。但为什么说国家也不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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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五）历史流泪了
因为它违背了国家移民的根本规律，不但未给国家带来预期利益，相反还成了国家财政负担。

中国历史上，国家移民在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中，可谓是一种社会常态。其中大多为战争造成的，比较有名的例如：三国时期刘备的部众迁蜀，宋朝南迁、蒙人、满人入主中原，以及国民政府失败迁台等，我称之为政治移民。我这里讲的主要是非战争因素的由国家主导，甚至补贴的“湖广填四川”、“走西口”、“闯关东”之类在和平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我称之为经济移民。其既不同于今天移民海外个人行为的移民，也不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殖民的战略移民，是一种为国家需要或允许的基于个人自愿的纯粹谋生的经济行为。

所谓经济移民最具典型的莫过于发生在清初的“闯关东”了：1651年(顺治八年)，为解决满人入主中原后举族“从龙入关”，致使本来就的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有土无人”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朝庭下旨移民:“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愿出关垦地者”！）两年后又颁布了招民开垦的国家奖励政策:“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据史载第一个“支边青年”是浙江义乌的陈达德，他组织了140户农民于1654年出关，被授予辽阳知县。可谓是杨华垦荒队的开山鼻祖。

但由于规定必须有组织地出关，移民速度远跟不上国家需要。清庭又以清世祖福临名义颁布了一道补充命令：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从顺治十一年六月起，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二者并行。为了鼓励“支边青年”垦荒的积极性，清政府在税收上规定新开垦的土地三年起科。1672年(康熙十一年)又改为十年起科。1676年恢复三年起科旧制。1679年又改为六年起科。总之，清庭对这一国家移民政策是极为重视，也是很认真的。

那么何以又谓之“闯关东”呢？

其实，这是一个误读。清庭所以鼓励民众出关垦荒，目的是为了填补生产力空白或不足，以增加赋，是为强国，并非是为富民。所以其相关规定很严格，比如必须将“将所招人数、籍贯、姓名，具册上报户部，户部核准之后”，由招募者带领出关，须到辽东知府、知县处交接。而且其允许的范围只是原来汉人相对集中，由于满人入关而土地荒置的辽东省。也就是说，来不来是自愿，但安置在哪儿却是官方说了算。换句话讲，按规定汉人是不许乱跑的。

但有勇气离乡背土到关外谋生的人，用今天的话讲，大多是些就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敢用青春赌未来不甘命运的血性男儿，亡国之恨尚未消，亡命之痛又重生，尽管他们未必都有复国之志，但大多不甘为异族顺民却是可以想见的。

而只有百万人口的满族为保持政权稳定，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国策，为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不仅强行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并以保护满人“龙脉”名义于顺治十一年开始沿着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近900里长的“柳条边”，并设20座边门，每门常驻数十军丁，禁止十边内居民越过篱笆去放牧、打猎、采参、淘金。但近千里的边墙只有不足千人护卫，哪里阻止得了人越边呢！而且闻知关外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还有金子和人参，出关的人越来越多，据史载：山海关副都统来仪1803年(嘉庆八年)11月11日奏云:自10月初一至11月初9，40天内，出关的山东人、直隶人、山西人多达8218人，平均每天205人。这些都是合法出关的，从海上偷渡者，则不知有几。

人多了，边内土地就不敷所需，于是便有人开始越边，此应为闯关而非闯关东也。

正因为闯关者多了，清庭才不得不对人民妥协让步。从嘉庆年间(1796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1902年正式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开垦蒙地的奏请，禁垦蒙地的政策被迫取消，“走西口”成为百姓的合法选择。光绪30年（1904年）之后，东三省移民也进入到了全面开放时期，再无闯关之虞。光绪33年(1907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二百多年的封禁至此结束。1908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准并颁布的《沿边招垦章程》，标志着政府从被动到主动招垦移民，使得东三省户口数量在数年内激增。据专门研究者估计，清后期的放垦政策，东三省的移民及其后裔总数达1344万人，其中奉天省500万人，吉林与黑龙江合计844万人。与此同时，至1912年，移民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也达400万之众人。甚至后来的民国政府也延续了清庭移民实边的政策，推出一系列招垦及鼓励移民的法规条例，例如：《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黑龙江清丈兼招垦章程》、《吉林全省放荒规则》、《绥远清理地亩章程》、《辽宁移民垦荒大纲》等。使国家权责法律化，移民有法可依、规范有序。可谓国民两利。

总之，清朝的这一延续了200多年的大移民是中华历史上经济型国家移民最为成功的案例。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与之相比，规模较之更大些的被史家称为“大槐树下”的明朝大移民，因当局只讲国家利益，不讲自愿原则，采取强制办法，变移民为流徙，尽管经济效益巨大，却很难为史家称颂。

从官史记载看，明初的国家移民势在必行。蒙元本身就缺乏治理农耕社会的能力，又一直实行严厉的种族压迫政策，在其统治的九十余年里，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在其最后的26年，不仅战争纷繁，而且中原又洪荒不断，致使人民流离，天下大乱。

但这时的山西晋南却是另外一番景色，因山高水深，且有个后来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也”的元未第一名将、汉维混血儿的王保保（扩廊帖木耳）镇守，明军第一大将徐达亦惧其锋芒。此外在中原天灾人祸之时，那些年山西却风调雨顺，在王保保有别蒙古人的汉化治下，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因而诱使中原百姓纷纷而至。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不足六千万（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却高达四十多万（403，450人），占全国人口15%以上。

显然易见，这种因战争移民形成的人口分佈是不合理的，素以农民领袖自居的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为了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制定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国策，即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延续五十年的移民运动。其主要是从山西和江浙一带往中原地区移民。其始于洪武三年，终于永乐十五年，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波及18个省，500个县。

据史载：朱元璋为解决宽乡劳力不足，狭乡缺少土地的矛盾，1307年下旨迁苏、松、嘉、湖、杭民四千余户去临濠（安徽怀远、定远、凤阳、嘉山境内），徙江南民四十万于凤阳，迁山西泽（山西晋城）、潞（山西长治）二州民于河北、山东、河南。凡移民垦田，都拨发路费，更牛和籽种，并免税三年。

客观地讲，朱皇帝的移民政策并不比清庭的差多少，其所以为史家诟讥，不在政策本身，而在其运动形式。按书面规定，移民方式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但由于不是基于自愿，违背了迁徙自由的前提：自由，具体扏行者只有采用征派的强制手段。但越是这样人们就越是抗拒，这其中有农耕社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也有对新政权本能的不信任和反感。例如一直是与新的朱明政权对抗的蒙元势力最后的堡垒的山西，人们会那么快就山呼朱皇帝万岁吗？尤其是那些为避洪荒和战乱从中原流落到山西的移民，你再宣传中原地方怎么地好，几年不纳粮，可谁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何况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朱元璋是了解农民的，于是只有征派，下旨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强征。

于是便有了“洪洞县大槐树下”的人间闹剧。

当时按官方规定移民者必须到洪洞县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因为迟迟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官方便张贴告示曰：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得迁。另有一说是告示限定某日凡不愿迁者必须到那里向官府陈情。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到大槐树下时，埋伏在这里的官兵，立刻将大槐树包围，不论男女老幼全部迁移。不从者便捆绑成一串连接起来，被官兵武装押解离乡。据传今人称大小便为解手便源自于此次大移民，被反绑着双手男女老幼，在押解途上，要大小便时，开始就冲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我要方便。”时间长了，约定俗成的简化为只须喊一声：“解手。”便可。

除此之外，朱明还对战争结束后，过多的军队采取屯垦戌边的安置办法来移民。如明洪武17年(1384)朱元璋为了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下令把随沐英、蓝玉平定云南的士卒家属限期从内地送往云南。并把他们编制为类似于军垦农场的卫、所、营、屯，按军政需要分别安置在一些重要地区。实行军队留戌屯田同时，朝庭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开发还鼓励商人到云南经商，给予优惠，并以改变身份为号召，把分散在江浙一带的惰民（指在宋朝末期宋元战争为元军捉住的战俘。这些军人成为战犯后失掉了土地，释放后被称之为惰民，只好从事手工业及社会最低层的职业）送往云南，以增加云南汉人的比例。据史载：“洪武二十年从江西、江苏、湖南、浙江等地区迁来的汉族民一次在祥云屯耕的就达二万五千多人。”

那么，从“历史就是现实”的角度去看这两次史上最大的国家移民，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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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六）历史流泪了
我看到的是：躺在床上抱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的毛，坐在台灯前翻看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周，行走在以他名字命名小道上思索着的邓，还有……

诚如莎士比亚说他的戏剧就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一样，历史往往也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尤其在文化悠久的中国，历朝历代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穿上古代英雄的衣服，模仿他们的豪言和壮举，并赋予他们以极具煽情的时代强音。
与600多年前，随傅友德南征，一举扫平云南后，奉朱元璋令将军队以屯田戍边形式就地安置，并大量招徠汉人移民，使云南真正成为中国一省的沐英相仿，随彭德怀横扫大西北，坐镇新疆的一兵团司令员王震亦如沐英那样奉旨将进疆部队成建制地就地转业为军区生产部队，并于1954年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使有2000年屯垦史的新疆迎来了第一批国家意志的成规模的永久性移民，并在迅速膨胀中有效地改变了这一欧亚文化交容地区的人口和文化比例，功效不在沐英屯田云南之下。

这里有必要认识一下这位俗称“王胡子”的当代沐英王震将军。因为他不仅是新疆移民的始作甬者，在他调离新疆，兼铁道兵司令时，还以在新疆时同样的办法，在东北组建一大批军垦农场，堪称共和国屯垦之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国家移民大势，文革中负责“上山下乡运动”具体事务的国务院知青办就设在王震创立的农垦部内便是个明证。（顺便说一句，该机构在文革前叫国务院援外办，1964年本人去新疆，因去向不对，按规定北京去向是东北，上海去向是新疆。就是经王震批准，由在农垦部内办公的援外办出具的手续和川资。）亦即说负责国家移民的周的国务院系统政策主要还是在国营农场安置。

王震，湖南浏阳人。1908年生，鉄路工人出身。1927年加入中共。1929年参军。其军旅历史上最辉煌的是在1934年7月出任肖克为军团长的红六军团政委，其时他年方26，入伍才5年。这位开国上将军，历史上最出彩的不是打仗，而是“花蓝花儿香”的南泥湾开巟。其与毛的个人关系也始于这一时期，他在1942年曾短期兼任过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毛为亲笔为这位历史上与自己鲜有隶属关系的“非嫡糸”的旅长题词，称赞其“有创造精神”。王也因此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而他的359旅则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中共诸多将帅中唯一一位荣膺过“劳动英雄”的王震，硧实与众不同，他不象彭德怀等一些老帅感叹“没仗打了，我们这些人也没用了”，他似乎天生就是个搞经济的材料，终其一生都在忙农场建设。而其中最成功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了。

从王震的简历看，16岁就到粤汉铁路工作，显然没读过几天书。他文化不高却不象一些与他情形相仿的中共高官那样喜欢论资排辈排斥知识分子，比如众所周知的对被定为右派的艾青、丁玲等人的保护。据知情者披露，在西进途中他就与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讨论过左宗棠征西、屯垦拓边的问题（1878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击溃阿古柏收复新疆后,奏请清政府于1884年正式建立新疆省,为巩固边防左宗棠大力发展民屯,是近代史上新疆的屯垦事业一次卓有成效的高潮，据史料称，1884-1905年,全疆共新垦荒地960万亩。这也是王震极为推崇左公的原因罢）。从时间上看，王是1949年11月7日飞抵迪化的，军委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12月25日下发的，亦即说他决心学左宗棠开边拓土在此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的机械扏行。那为什么前面说他是“奉毛旨”呢？因为在其入疆前，毛曾对他说过：“新疆比你过去经营的南泥湾要大１万多倍。当年左宗棠曾留下诗句，‘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希望你到新疆后能超过左文襄公，把新疆建成美丽富饶的乐园。”　　

从后来王震对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陶峙岳说的：“在北京，我已经跟毛主席、周总理吹过牛了。要叫新疆变成第二个南泥湾，这光靠我王胡子一个人可不成，你可要助我一臂之力啊！”来看，毛的那段话应是王回京参加国庆活动时讲的。此外，从王对陶的话中，亦可看出当时毛已对王讲过关于陶峙岳及7万起义军人的处置办法，那就是就地转业屯田。

如何安置战后庞大的军队，尤其是那些原对立方成建制投诚反正的军队，是任何一个武力夺得国柄的政权都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朱元璋如此，毛也不例外。

王震入主新疆两个半月后，在内乱尚未平定的情况下便以军区名义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全疆部队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外，必须发动11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要求当年“开荒种地4万公顷”。

据史料考证，随王震进驻新疆的2、6两军加其他随军非军人员总共才11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王震真会让他的部队都放下枪杆子去拿坎土馒？

当然不是这样！

这是在做给陶峙岳、赵锡光、陶晋初们看。曾参加过对江西共军围剿，在黄坡战役吃过共军苦头，时已年近半百的陶当然不会连这也看不出来，但他是为保全7万部下，才下决心当叛将的，所以为了弟兄们，陶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还不算太坏的现实。

这并非我无据的推论，这从1954年7月15日，新疆军区向西北军区、军委总参谋的请示：新疆生产部队领导机构由22兵团部和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组成，名称为“生产建设兵团”。因仍用原22团番号领导权将包括2、5、6军的生产部队不相宜；取消22兵团番号则可能引起起义将士、特别是高级起义军官思想波动；另，2、5、6军的生产部队不愿一下脱离军队性质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可能引起部队思想波动。根据部队当前思想情况，采取完全脱离军事形势的名称尚需一个过渡时间。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后，22兵团番号可以撤销。和同年8月6日，军委总参谋部的回复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关于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电报中:“7月15日电悉。关于22兵团部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后改用生产建设兵团的名称问题，如你们已征得陶峙岳、赵锡光等的同意时，即可按照改变之。”可以明白看出来，这里讲得很明白，是22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也就是22兵团全体与军区管理生产的部门合并，并非与2、6军全体合并。军委总参谋部的回复所以强调“已征得陶峙岳、赵锡光等的同意”，因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与当初劝降时的承诺相挬，等于“杯洒释兵权”。

实际上早在这之前的1953年5月，毛就令王震将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22兵团的五个师己分别被改编为：农业建设第六师（25师），第八师（师26），第九师（27师），第十师（骑兵7师），工程建设第一师（骑兵8师）。

由“三区革命” 整编过来的5军只有两个师，分别编为农三师和农四师。从2军副军长任上到民族军（5军）当政委的顿星云在部队番号撤销前即被调任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而军长，成名于伊宁暴动的俄国人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则在番号撤销前的1953年7月返回了苏联。

与此同时，2、6军也分别拿出两个师,改编为农一师、二师和五师、六师。

进疆之初分任南北疆军区司令的2军军长郭鹏在1954年2月升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6军军长罗元发在军部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编为西北军区空军后，出任西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4年10月，22兵团与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22兵团番号撤销。陶峙岳虽长期名为军区副司令、兵团司令，因一直不是中共党员，在党委制的情形下，其实只是个摆设。当年新疆流传有这样三个“最”：权最大的是王恩茂，钱最多的是赛福鼎，军銜最高的是陶峙岳。

兵团成立初期，接替因过左而撤职调京的王出任自治区第一书记的王恩茂任兵团第一政委，而兵团司令、副政委也多在军区任副职，在程序上归军区和中共新疆分局双重领导。1956年，农垦部成立后，又改为归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当年7月兵团参加了自治区首届党代会，从此割断了兵团和军区最后的一点血脉：党组织关系。

也就是说，从1956年起，兵团人从法律上就不再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鎬”的“不穿军装的军人”，而成了老百姓，成了真正的移民。而真正的大规模国家移民也正是从这之后开始的。

据资料披露：兵团成立之初的1954—1957年，农场从43个扩建到59个，职工从10.55万人增到17.87万人。但从1957—1966年，农场增加到158个。人口从31.15万人猛增148.54万人，职工达到80.86万人。占自治区人口的比例由5.58%上升到16.39%，职工人数则占全区就业人口的近一半（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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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七）历史流泪了
綜前所述，可以说，新疆兵团在文革之前，已从国家财政的负数变成了正数，它不仅每年要接受数万甚至更多的城市青年，养话了百万人口，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还略有节余。据不完全统计，在共和国最黑暗的“三年大饥荒”之前的1956一1960的5年里，接受了从江苏、安徽、湖北、浙江等省到新疆的移民达80多万人（所以说“不完全统计”乃因这是官方数字，官方一般只统计其计划内的数字，也就是国家移民，而很少关注计划外，也就是当年被称为“盲流”的那些因种种原因而自行跑到新疆的移民。），这从兵团在这10年里的人口骤增可以看出，这些移民大多为兵团安置。

值得一书地是，这期间的移民形式很杂，有兵团成立前，为解决官兵婚姻问题，王震特别从山东、湖南以参军为名招徕的数万女兵；有镇反运动中被判刑遣送边疆服刑的原国民党人员；有军队裁汰的复转军人：反右派和反右倾遣送来疆的右派和右倾分子。亦有稠乡河南、四川、陕西因修建水库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公社化后变为赤贪的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民及其子弟。这些自费流落到新疆的移民，就是被称为“盲流”意即盲目流窜的那些人。尽管那时流入边疆的人数厐大，但并沒有“知青”一说。甚至连“支边青年”的说法都没有。比如在农二师我接触过一些国家组织支边的湖北、江苏人，他们年龄大多并不大，但却被称为支边农民，而不是称支边青年。

支边青年这个说法是从1962年后，也就是“大饥荒”刚过去，上海市按“王柯协议”对口支援新疆，发起“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热潮，至文革为止，每年按计划向兵团输送数万青年学生（那时叫社会青年，意指那些无业的初、高中毕业生），“支边青年”方成为时代语言。继上海之后，社会青年较多的一些大中城市，如武汉、杭州、温州、天津也以“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名义组织过成批青年学生移民到兵团。

毋庸置疑，王震在新疆屯田移民上是比较成功的，尤其对国家来讲，它不仅为战后安置厐大的复转军人提供了一个安全可行的模式，为内地过剩人口提供了就业场所和方向，起到了开疆拓边的战略移民作用（屯垦戍边），还成功地培育出一个功能齐全的超大型综合性生产企业集团。在其屯田之初，有效地解决了20万大军的基本供应，在其发展成长期，不但解决了百万员工家属的衣食住行及生老病死需求，还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粮棉基地，彻底完成了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转变。至文革初年，兵团工农业总产值从成立时的2.29亿元增到9.77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从8233万元增到3.64亿元，工业总产值从1.46亿元增到6.12亿元）。粮食产量从12.24万吨增到72.03万吨。工业企业从115个增到297个，建筑企业从142个增到175个。财务盈利从1391万元增加到1.13亿元。

至1966年止，新疆兵团在全国农垦系统中也独占鳌头：人口占全系统五分之一强（21.22%），职工占近三分之一（30.56%），耕地面积近三分之一（29.74%）。工农业总产值占四分之一强（27.1%），粮食产量占15.66%，棉花占39.63%，糖料占26.87%。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占71.52%，建筑企业占96%，运输企业占87.5%，商业企业占80.64%，当年兵团企业盈利额占全国农垦的三分之二强（71.18%）。

显而易见，中共建政之初的对新疆的国家移民战略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收益，但某以为从共和国的历史角度看，新疆兵团最值得骄傲地并不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统计数字本身，而是使这些令人骄傲的数字成为现实的人文成因。背后的“大饥荒” 三年时，尽管它生产的粮食名义上均归国家所有，因此必定会被自治区和北京政府大量征调，这也是口内几个饿死人最多的河南、安徽、四川、甘肃、青海等省灾难的原因，但兵团并没有发生它们那种大规模饿死人的灾难。何以如此，很简单就是没像河南、安徽等地那么吹牛皮，牛皮破了以后，为圆牛皮又以“反瞒产”名义迫害基层干部，强征强抢，为个人政绩而不惜人民遭殃。这一方面是兵团属全民所有，在法律上兵团的所有生产产出均属国家所有，职工和家属名义上与城镇居人一样按相关工种定量吃商品粮，再加上新疆地大物博，可供个人食用的种类与途径很多，比如我在农二师时，一些生活困难的老职工上工时在渠里下一个可进不可出的鱼萎，下班时便可收获几斤小鱼。再有他们吃盐是排渠出口凝结成的土盐，不须花一文钱。至于秋夏一些诸如黄羊、野狼、刺猬，甚至野猪之类的野兽，往往也是他们改善生活的猎物。

除此之外，我以为关键还在于人，还应归功于兵团的历史构成和当时的中高层人员组成。它是由两支文化底蕴深厚的正规军军队构成（民族军不算，因其在兵因成立后未发挥任何作用），在这一时期，以第二政委张仲翰、参谋长陈实等原一兵团过来的领导与陶峙岳、陶晋初等国民党起义人员关系融洽，形成一种兵团文化，而其主导表面上是南泥湾精神，实质上是由原“925”起义部队官兵文化程度较高，因此尊重科学、不尚空谈的求真务实的为内核。本人曾在以22兵团人员构成的石河子地区（农八师）和一兵团人员抅成的库尔勒地区（农二师）各工作过7年和8年，对两师的直观印象，归纳到一点，就是前者稳后者浮。农八师在文革前一直是兵团最大最富的一个师，农二师则正相反，从2006年官方统计看：农八师总人口64.24万人，就业人数22.89万人，在岗职工人数13.78万人，在岗职工平均货币工资14567元。农二师总人口20.84万人，就业人数7.57万人，在岗职工人数5.49万人，人均生产总值13332元。前者不但在规模上是后者的三倍，其生产力水平也要较后者高出一筹。1970年末本人从石河子地区调农二师的名师是下放“支援农业”。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22兵团与1兵团的文化差距。尽管，一些自以为胜利者的原一兵团干部往往不服气地骂陶峙岳的部下是“925”“国民党”，但在文革前，这种矛盾还须服从于生产力的高下，不如人就是不如人，加之兵团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农垦部副部长兼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翰本人文化较高，且从根上讲，也是起义人员（其乃抗日初，国民党河北省民政厅长张荫梧之侄。担任过国民政府博野县公安局局长, "七 七"事变后，利用伯父关系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1939年7月与贺龙的120师359旅719团合併，番号一度仍为其原
津南自卫军
），且从进疆后又一直给赵锡光的九军、陶峙岳的22兵团当政委，深知文化对生产建设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在他主政时期，这一历史矛盾存在，但并未爆发。

但能够躲过“大饥荒”之难的兵团却未能躲过文革这一刧。对此，官媒总是八股式地将其归之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显然不是史家的语言。不过就兵团来讲，这里的确与林彪有一定关系，因为实际上的祸首，两个运动前新调入的兵团副职：一个是从54军军长调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的丁盛少将，一个是刚到北京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旋又调任兵团第三政委的裴周玉少将。二人都自称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来”解决兵团领导权问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讲到这儿，我以为有必要暂时离题讲一讲丁盛的故事。三年前一位海外留学青年让我讲讲新疆文革，我告诉他研究新疆文革首先要弄清兵团文革。而兵团文革的关键人物是丁裴李，贯穿始终的是以复员军人为主的“八一野战军”。其时，暮年的丁盛出了本回忆录，为其文革后被定为参予四人帮叛乱而双开呜冤叫屈，其子也在网上撰文为父呜冤，称丁后半生33年就打了这一仗。因丁确是个个性十足的骁将，尽管文革时官至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但没什么文化，丘八印记难改，因此本质上还算不上是个政客。所以这本其口述、由金光、余汝信抓刀，在香港出版的只摆功不言过回忆录，还是颇为生动，尤其对中国这个有英雄崇拜情结传统的社会来讲，如不识丁盛其人，一般读者都会相信他确是个比窦娥还冤的蒙难将军。因此，这本书使其博得了包括海外学人在内的众多同情者。

但作为文革初与其有过一定接触，并因其劣行而“对革命感到失望”的19岁的真诚地以为是在“跟随伟大领袖进行新长征”，发自肺腑的以为是在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阶级弟兄的青年人，40年后再闻其名又读其文实犹如又见其人：一个满脸无辜却当面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侏儒！

这也正是我不得不离题万里的原因：血写的历史有时会因无知而被墨写的演义而改变的面目皆非，就如施耐庵的小说把斩华雄的孙坚变成了关羽那样。

丁盛这本回忆录与文革后，中共大员们的“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官样文字一样，有史实，但只言当年勇，讳过失，不说后来熊。不太一样地是，丁沒什么政治理念，再加上时过境迁，有些政客们避讳的事，比如江西苏区打AB团的事，丁也敢讲，而且是批评性的讲，因为那不是他的过。但凡是他的丑事，他则连一般政客或諉过或饰非都不宵，索性根本不提。比如他是为什么被免去54军军的那段风流脏事，不但只字不提，还挺爷们地夸他老婆孟文虹。而这段由他的老部队54年政治部名义传出的令人作呕的“婚姻”却正是千百万如我一样嫉恶如仇的青年当年与其彻底决裂的引子。再比如1958年他率五十四军奉命镇压甘肃回民骚乱时，如虎入羊群般的对赤手空拳的民众大开杀戒。及1959年他率54军西藏平叛时，竟违抗命令炮轰布达拉宫的劣迹，自然更是不会提，似乎从来也没发生过一样。更令人不解地是，已是耄耋之年的人了，却对他在新疆文革初，扶殖复转军人分裂群众，挑动群众武斗、陷害战友等众所周知的事也讳莫如深，并把自己也装扮成一个造反运动的受害者，好象他真的多无辜一样。

那么，丁盛在文革初，究竟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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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八）历史流泪了
前文已讲过，生产建设兵团主要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和部分五十年代初入疆的中共部队改编而来，辅之以各种形式的支边人员。六0年代初，新疆成为“反修前哨”， 北京出于政治考虑，在成建制安排部队转业官兵进疆以改变兵团人员成分的同时，也陆续抽调一批转业军官到兵团及各师团任职。丁裴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调到兵团的。

兵团的历史、性质和生存环境决定了它是一个相对封闭且带有一定排外性的经济集团，它既不象吃军费的军人可以只讲政始不管生产，又不象自己养活自己的农民能只管生产不理政治。所以它很难适应北京的这一“掺沙子”的举措。在“文革”前夕，由于丁裴李和复转军人的强势，兵团内部上下已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上层的是兵团、师、团领导之间解放军系统与起义干部的矛盾显现，反映到基层的则是复转军人歧视、压制、打击“925”起义人员和支边，尤其是被称为“盲流”的支边人员，渐成风气。在这种情况下，自称奉了中央命令来改造兵团的丁盛、裴周玉代表的新兵团与张仲翰为首的老兵团的矛盾也浮上了水面。

据传，丁盛赴疆上任前，中央有人就给他交了底：要他狠抓兵团的阶级斗争并取而代之。这人是谁不知道，但据丁自己讲是林彪，但他的回忆录里不仅并没这一节，相反据他承认他第一次面见林已是1968年以后的事了。显而易见这人绝不会是林，根据此人喜欢吹牛自夸、满口跑火车、裤子就不认帐的习性，可以认为他是在拉林的大旗做虎皮，以吓唬老兵团，并达到号召群众的目的。

实际上，丁并非直接从54军任上调兵团的。他在中印战后，便因与孟文虹的作风问题而被军委做了复员处理。当时坊间相传，丁为达到与孟成婚的目的，非要与时在军委干部部任职的原配离异，林彪很生气，问他“要小老婆还是要军籍”，丁答曰“要老婆”。因此而退出军界。据兵团干部到副部长杨兆元揭露：丁到兵团中央组织部的手续，而不是军委调令。也就是说丁是犯了错误被贬到新疆的。

但林彪未和丁盛讲“狠抓阶级斗争”“改造兵团”，不等于就没有这回事，否则丁也不敢那么嚣张。而且从兵团运动发展的情况看，北京应确有此计划。我虽还未找到直接证据，但以为可能奉此密旨的唯裴周玉也。这从1966年5月，兵团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裴周玉便任组长，李荆山任副组长，而丁盛则只是小组成员之一这个史实可以看出，第一副司令员政治上地位还不及政治部主任（李荆山），这在那个排座次极为敏感的时代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亦即说，丁并没什么特殊背景和特殊使命，而第三政委越过实际主持工作的第二政委张仲翰，则凸现了裴周玉这个人的政治分量。此其一也，其二，裴历史上是保卫干部出身，上世纪30年代初便由红三军团去红军保卫局训练班学习，此后长期从事保卫、锄奸工作，而且其人历史上有个至今不明的最大疑点：他1935年12月起任刘志丹为军长的红28军保卫局特派员，（当时毛只给２８军派了特派员）。据他称刘志丹死时他就在刘身边，但与刘的警卫员谢文祥所述死因不一样。而当时陕北就对刘之死有“不是牺牲在晋军的枪下，而是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毛在说到刘时也用了“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何为意外呢？周恩来则说的透了一些：“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了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会牺牲”。

总之刘志丹之死成了个历史之谜，裴周玉这个保卫局特派员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清楚。但历史多少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有刘志丹左右手之称的杨森、杨琪，也在刘志丹死的前后不久分别战死。其中时任28军第3团团长的杨琪在刘死之前一个月，在同军特派员裴周玉一起指挥作战时头部中弹而死。杨森的死与裴无关，但他是在刘志丹死后不到一个月的1936年5月间，在红30军参谋长任上，掩护大部队战死在了刘志丹遇难的三交镇！

亦即说在3个月里，刘志丹和他的左膀右臂全部“英勇牺牲”了。

难道这只是历史的巧合？

是天算还是人算？

人在做，天在看。贼不打、三年自招。

据时任28军政委宋任穷的《宋任穷回忆录》称，是他派裴周玉去保护刘的“志丹同志和我商量，让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和参谋等随志丹同志一起去”宋还在回忆录中坦言“志丹同志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没有任何困难……红28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志丹同志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
宋这席话翻译过来就等于在说：刘志丹在世，我们是指挥不了28军的。
再联系到1962年，毛和康生借阎红彦的嘴，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把包括习仲勋和刘志丹夫人、亲属和陕北干部基本一网打尽的史实，已足以说明毛对刘志丹之死是有难言之隐，否则何以会因一本歌颂烈士的小说而如此大动干戈呢？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裴周玉不是个一般人，而是个可以通天的人物。

其三就是裴李均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进修的高级军官，又都是先于丁以现役军官身分调入新疆，裴是在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即调疆出任兵团第三政委。而李荆山则是由林彪亲信黄永胜的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调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

凡此种种都说明，丁绝不具备裴李的政治优势。

那为什么在这三个人里，丁又排在首位，而且在8月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调整时，丁盛又取代裴周玉当了组长呢？

合理的推论是：裴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思维慎密、行事低调，不具备丁那种大开大合、猛冲猛打、不计后果、不留退路的作派，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绝不会出头。而丁却蛮不论，好出风头，必要是黑的也能说成白的。出头多了，风险大，利益也大。性格决定命运，再加上机遇，这就是为什么是“丁裴李”而不是“裴丁李”的原因。

据楊兆元讲，他去中组部接丁盛时，就对中央地丁这样犯了错的干部推到新疆表示了不满。丁到兵团后，分工抓对兵团并不重要的“作战”，这些可以说明他在兵团机关并不得烟抽。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丁才不得不主动靠近同是刚从部队过来的裴周玉。而正发愁打不开局面的老特工裴也巴不得有这么一个冲锋陷阵的李逵。两人一拍即合，裴即在纪律允许的前提下向丁透露了中央意图，因此，丁盛才敢不顾犯上的公开批评老兵团在方向上犯了原则性错误：“兵团对国兵民党起义部队，只团结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致使其中的不少人员，特别是一些起义机关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至今仍然坚持反动立场。”

这段话显然大大超出了丁的水平，从兵团文革的行程看，这段话堪称后来兵团造反运动的政治纲领。它不仅伤害了对兵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起了决定作用的数万起义官兵的心，也伤了为团结陶峙岳部队而付出巨大心血的兵团上层的心。它使兵团历史积累的矛盾公开化，造成了上下分裂，使文革在兵团真正变成了毛所说的“国共斗争的继续”，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如果此推论能成立，那么丁盛在最初只是裴李的一杆枪。但出头露面的是丁，所以他当然就是老大了。

我们先看看文革元年兵团上层的大事记：

5月，兵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裴周玉任组长，李荆山任副组长，贺振新、丁盛、陈实、曾继富、王振东、侯全智、杨宗胜等7人为小组成员。

7月，兵团在八楼召开学习 “五·七指示”座谈会。时正值全国大批“彭罗陆杨”，张仲翰大讲贯彻毛“屯垦戍边”的意义，把兵团取得的成绩与“五·七指示”挂钩，不点名地批判否定老兵团的丁盛等是“罗瑞卿分子”。会上张仲翰等批评了兵团驻石河子独立团团长许光途乱上计划外项目的错误。许乃丁盛亲信，（也是后来号称全国文革第一枪的石河子“126流血事件”中“八一野战军”一方的幕后操纵者）会后即以独立团党委名义，向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揭发八楼会议反丁裴。

8月21日，自治区党委根据许的举报作出决定：“鉴于张仲瀚同志有病住院，兵团党委常务工作由裴周玉主持，重大问题同张仲瀚商量。”并对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作了调整：组长丁盛，副组长陈实、李荆山、杨宗胜，成员13人。

8月26日，丁盛在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兵团小组会上，诬兵团党委7月底在八楼的召开的座谈会为“黑会”，宣布揪出了以张仲瀚为主帅，贺振新为副帅的“反党集团”。并利用其分管武装的便利，令武装部门接管了政法部门的治安警卫、看守所警卫等要害位置。

9月3日，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作出《关于整写重点人材料的通知》，组织对张仲瀚、贺振新等的揭发批判。

11月，丁裴李开始为全面夺权作准备，接管政法部门的武器和自卫武器。宣布张仲翰、陶晋初（副司令）、陈实（参谋长）、刘一村（政治部副主任）、王慎（政法部长）等老兵团为“张仲翰反党集团”。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复转军人掌大权，九、六、八靠边站，自流人员滚他妈的蛋！” （九，指“925”起义人员；六，指56年支边人员；八，指58年支边人员。）

12月12日，兵团副政委贺振新少将在与丁盛对质的批斗会上心脏病发作，经军区医院抢救无效含冤去世，年仅50岁。

为什么说贺振新是“含冤去世”呢？

这里有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上不了官方“大事记”的大事，那就是当年使兵团设计院群众分裂为两大派的，被称为“小匈牙利事件”的“624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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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九）历史流泪了
我是1964年底到的兵团，当时我还未满18岁。我在兵团认识的第一个人是张仲翰，第二个后来设计院第一副院长的赵锐。

何以一到兵团就认识了这两个大人物？具体细节记不清了，反正是我和管分配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吵起来，记得那人也挺凶，后來我说再见张仲翰部长（在京办手续时，帅孟奇告诉我有事可以找“小张”，他是咱们农垦部的副部长），他才不那么凶了，几经盘问后，还是把我带到楼上，去了政委办公室。

张仲翰给我的印象与在京时听那些叔叔、阿姨介绍的“你们这个张政委是个大少爷出身，抗战时借他伯父张荫梧的名义，拉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投奔了八路军”是“359旅最年轻的团长”“ 延安最年轻的司令员” “他到延安当天，毛主席就专门请他吃饭，听说他是个京剧迷，还在延安大礼堂，由江青伴唱，康生拉胡琴，让张仲翰演宋士杰，唱了一出《四进士》”“成立农垦部时，毛主席点名让他当的副部长”“这个人可有才了，文武双全，毛主席、朱总司令、王部长都特喜欢他”，不大一样，听那人和他讲了情况后，抬头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句废话也没有，对有些怵头的我直截了当地问：“你想干什么？说！”我被问住了，半响无语。他见我那样子，恐怕是想缓和一下太紧张的空气，露出一点笑，又说：“小鬼，还想继续上学吗？”我这才敢说：“不，我就是不想上学才来的新疆。”他皱起了眉头，盯着我又问了一句：“说说你到边疆来想干点什么？”我告诉他，我不想老在一个地方呆着，想到处跑跑。他这回真笑了，对秘书说：请赵锐进来。于是我又认识了我未来的首长。他对赵锐说：这小鬼是农垦部介绍来的，交给你了。然后便出去了。

赵锐这年才三十四五年纪，时任工一师副师长，是当时兵团最年轻的师级干部。历史上曾给王震、王恩茂当过通信员和警卫员，2军进军大西北时，才被王恩茂外放当了个带兵官（副营职），因此与自治区、军区和兵团的各级领导都脸熟，是个上下通吃的人物。

他告诉我，领导决定派他去组建兵团设计院。他也不愿去那种“臭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可不愿去也得去，这是革命需要吗。然后命令式地对我说：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

于是我就以他当年的那种身分随他去了石河子。不久，因为我实在不是个当勤务兵的材料，他便让我去了还是兵团勘测大队的规化队，成了一名学员。我最初接触的是从武汉来的支边青年。当时班里是一批印尼返国华侨，在石河子住地窝子，正逢大雪，早上起来怎么也推不开门。时间不久就迁往了19公里外的郊区大泉沟。

当时，勘测大队与同驻在大泉沟地区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处合称西勘联合指挥部（西，可能是指西部或西岸，因内时间太长，记不大清了），玛管处的头叫王自忠，是个副师或旅级干部。

勘测大队的大队长叫李述材，六级工程师，是原国民党第七、八勘测队随王震由玉门进疆的“起义人员”。总工程师叫林颂章，因右派问题而被降级使用的五级副教授，清名臣林则除嫡孙。大队下设三个专业队（营级）：规划队，队长叶良惩（随王震由玉门进疆的“起义人员”）。地质队，队长张修业（抗日干部，但历史有“脱党”一节）。测量队（驻玛纳斯县城，文革前夕迁至南疆库尔勒的塔什店地区），队长黄国重，副队长周某（随王震由玉门进疆的“起义人员”）。还有一个试验农场，场长茹永昌（13岁入伍的老八路）。

从这个人员结构可以看出，勘测大队是兵团文化精英聚集的重镇，仍保留有浓重的22兵团痕迹。因此组建设计院固然有兵团发展需要因素，但改变这个单位人员结构（阶级成分）的因素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历史矛盾”。

1965年，兵团设计院正式成立，由团级升格为师级。院长兼政委申玉崑兼（兵团基建部长），第一副院长赵说，第二副院长易野元（20年代的老党员，行政6级，有历史叛变问题），副政委马焕文（38年的干部，54军师政治部主任转业），政治部主任赵树桩（原工四团政委。老八路。曾被日本俘获，又重新入党）。而原勘测大队大队长李述材只是技术科长。下面的三个专业队则职级不变，仍是营级。

由此可见，成立设计院，发展需要的因素远不及改变成分的因素。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需要，也是兵团历史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的一次温和的调整。这阶段，老兵团的2、6军与新转业来的54军还是一致的，赵锐与那个54军转业来的副政委，后来由太过无能，连原本对其寄于厚望的老上司丁盛都无奈地骂他“幼儿圆院长也当不好”的马焕文关系远胜过肩负着整个设计院业务重任的李述材的关系。

设计院成立不久，赵锐以培养干部的理由，把我调到全院技术力量最雄厚的测量队。我在这里一年，几乎跑遍了整个南疆。虽说有“后门”之嫌，但工作学习沒半点优遇，5月出测前是文化课，武汉支青大多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我只有名义上的高一水平。论文科，我没问题，可数理科，我就不行了。后来还是一个支边前当过小学教师的武汉女生出于同情，不仅为我補课，考试时还让我抄她的试卷，才算勉强及格，未被淘汰。出测后，我体能好，每天平均40公里（往返）的任务基本能胜任，年末还因出身好被评了个“自治区青年积极分子”。

1966年春节后，仍是以同样理由，我又被调到地质队。

到地质队不久，我便被派到哈密五师的红星一场。那里正在试验一种人工为动力的大口径钻井技术，名曰：火箭錐。是一个河南新乡的工程师的发明。其把钻机的钻头换成一定口径的钻锅，不用电力，由人工推磨式的转动，使其深旋。据称其口径是传统钻机的十至二十倍，出水自然也大很多。所以要学火箭錐技术，因为石河子地区处于天山冲压水浅区，钻进五六十米便可自流。之后，大泉沟地区用水全为这类大口径井。

当我所在的钻井队在院部成功地打出第一口井，看到那不用动了自己流出的清澈雪水时，我自豪地笑了，为自己终于为这世界做了点什么而骄傲，以为我的达维洛夫梦就要实现了。

然而，就在这料峭春寒的春夏之交，那场几乎改变了所有学员人生的革命逼近了。做为一个过来人，实事求是地讲，后来被称为文革第一炮，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并没引起多大反响。但几个月后的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却反响激烈。

两年前，我是怀着一个作家梦离开北京的，从家里一共带了六本书：《牛虻》《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和一套《燕山夜话》。邓拓是我极为推崇的杂文大家，而我又年少浮躁，耐不住寂寞，曾多次与同学们谈文学里称他是“当代鲁迅”。于是，为此我在三连打井工地的帐篷里就成了当时堪比人民公敌的“小三家村”，刚满19岁的我何曾见过如此阵势，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吓坏了。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复僻失去的天堂。那时还不具备判断是非能力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出卖我，批我最凶的恰恰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人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世界到厎怎么了？

我觉得这世界顿时失去了所有颜色，万念俱灰的不知该怎么办了。

吃不下饭，索性不吃饭了。

与此同时，地质队部也发生一场风波，一个叫李清安的技术员贴了教导员赵永华一张大字报，揭露他老婆是大卖国贼左宗棠的嫡孙女，批赵丧失了起码的阶级立场。但随即遭到了他所在的技术股和队财务股的迎头痛击，揭其这个贪农子弟乃地主的私生子，并抛出了外调材料为证。于是李清安也成了“小三家村”。但李清安已工作十余年，有一定社会经验，不但没象我那么趴下，还能继续抗争，又写大字揭赵永华乃天津战役时的国民党逃兵，隐瞒历史混入解放军，是个假党员。一时间地质队队部闹成了保赵和反赵两大派。

一天，暂时还没什么麻烦的张修业队长到三连工地找“绝食”的我做工作，李清安不知怎么打听到队长行踪找了过来。张队长走后，他和我谈到我们钻机机长梅增有，说那是个国民党排长，血债累累。并教我，与其等死，还不如奋起一争。于是我就按李提供的材料，给梅机长写了一张大字报。

正如这时钻机发生了一起塌方埋钻事故。带班的副机长为推御责任，把井壁塌方推恰给上一班的泥浆数太低。而上一班是梅机长的班。但事故发生在接班四个小时后，傻子也明白这是胡扯蛋。但正遭受大字报攻击的老梅却不敢为自己辨白，在比他年轻十七八岁的副机长咄咄逼人的质问下，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实在看不下去，被一股火顶着跳了出来，站在刚被我伤害过的老机长一边痛斥副机长。恐怕也正因为我是“反梅派”，大多数学员都跟着指责副机长“嫁祸于人”。

钻井队也因此分成了两派。

与此同时，建国后毕业的大学生最多的规化队由于对队长叶良惩、副教导员黄镳的反与侏保上也分裂为两大派，在社教队进驻后，几个闹得最欢的激进分子受到了人们的囲攻。试验农埸则对“军阀埸长”茹永昌的问题上分为两派。因男女关系问题被院警通排下放到五连的前“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金同和不堪压力而出逃。“孤悬海外”的测量队测对队长副队长等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进行了“清算”式斗争。总之是天下大乱！

我所以讲这些上不了正史的“凡人小事”是因为不如此就讲不清“六二四事件”。凡事都须弄清果生何因，否则好可以被说成坏，黑可以讲成白，全凭权力者需要而定。一句话，丁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的设计院。并由此而引发了包括贺振新“冤死”的一系列故事。

超群

沉沦的一代（十）历史流泪了兵团设计院“六二四事件”是当时一个约定俗成、不很准确的说法。其实所谓“六二四事件”严格地讲也可以是“六二二”或“六二三”事件。因为事件主人公丁盛是6月22日到的大泉沟，6月23日答应了“群众”要求后离开的，也就是说24日这天他已不在事发地点了。
那么为什么叫它“六二四事件”呢？
因为这天，兵团基建部长兼设计院院长的申玉崑按照丁盛在23日“座谈会”上，在“群众要求下”宣布的罢官名单，以院党委名义宣布了李述材、王化德等十多个师团职干部的停职反省决定。随后，胜利了的群众就象当年斗地主一样，给他们戴上报纸糊的高帽子，挂上在他们名字上打红叉的牌子，拉出来游街示众。但不久，回到兵团的丁盛又电示院党委，称他23日在被坏人绑架情况下，所讲的话一律无效。并于同日向设计院派出包括申玉崑在内的兵团“六部长”组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在一个全副武装排的护送下进驻大泉沟。开始了以清查绑架兵团首长的整肃运动。因称其为“六二四分子”，所以在八日中共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翻盘以后便统称之为“六二四事件”。
其实，在“六二四事件”中，丁盛作为一个被“闹事群众”包囲、刧持或绑架的高级干部，在“暴徒”（丁盛当时用语）威逼利诱下，未经党委通过便宣布一系列对团营职干部的处理决定，顶多是违反组织纪律，越权而已。而且他脱离险境后，在贺振新副政委批评下，立刻以派社教工作团的形式予以纠正，如果不是后来他为自保，否认了之前的所有说法，并说自己成支持群众造反，主动到群众中去的。把他在党组会上提出的派工作组“镇压反革命暴乱”推给了曾批他“这是叛党行为”的贺振新，使整个事件的性质完全变了，应当说在事件本身上，还真说不上丁盛有太大过错。
但“六二四事件”中提出了丁盛后来的“执政方针”一“转业军人团结起来！”一这个政治口号。同时还有“丁副司令员是我们的红司令”，“兵团只有丁裴首长最理解转业战士的心情”等极具煽动性的口号。为将来的兵团文革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从这个层面上讲，不管放在什么时代，称之为“反革命事件”实不过分。
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6月19日，院里召开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第一副院长赵锐在动员报告中激烈地提出：设计院成立以来，一直有一条从西灌勘联合指挥部遗留下来的黑线。并称这条黑线是国民党领导共产党“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否则资本主义就会在设计院复辟”。
6月20日，规化队的行政股长（连级）孟昭富和一个叫古军荣的技术员掀起了一场造国民党反的运动，把“925”的队长和正付教导员周熙云、黄镳及几个区队长，支持了他们的机电区队指导员、一个分配来的大学生提拔起来的政工干部，在孟、古的附议下，宣布党总支改选，并自封为总支书记。
6月21日，三个专业队中转业军人最多的地质队起而响应规化队。但揭杆而起的不是转业兵，而是以李清安为首的小知识分子和以武汉和杭州支青组成的学员区队。他们矛头直指刚被院里任命为“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的教导员赵永华和队长张修业，因修理厂厂长梁自忠不肯表态反赵，也被列入斗争对像。迫使刚上任两天半的赵永华不得不回来救火，把办公室丢给了转业军官的卫生科科长郭有信。
6月22日，孟昭富从保卫科助理员黄敬浓处得知兵团副司令员丁盛将到设计院的信息，联系地质队、农场的几个随他一起转业来疆的老部下，在丁的吉普车刚到招待所时，便以反映问题名义，将其囲住。继尔因丁态度不明确，一味地“研究研究”的官腔敷衍，孟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派人扣押了丁的汽车和司机。声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非要丁表态不可。
孟昭富是1964年东北公安兵集体转业新疆的领队，参加过朝鲜战争。来疆时是正连级，据他自己讲，当时部队已报请提他为副营级，但到了兵团就不让他走了。他与原部队联系，原部队回答说，是兵团为转业兵情绪考虑，认为他回去不利于战士安心边疆建设。而且也地晋升其副营的决定通知了兵团。但设计院却只安排了他个行政20级的正连职，为此他与原勘测大队政治处主任，现院人事科长闹得很僵。而此次他“造反”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官要待遇。但直接这么讲，显然太俗，他就换一种“革命”的理由：用赵锐的话讲，设计院是“国民党领导共产党”，复转军人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受压。以打动也是转业军人的丁盛。
丁盛是个职业军人，那里懂得社会上这一套。吱吱唔唔地不知怎么讲。一直闹到半夜，他的秘书陈宏康接电赶来，倆人单独密语半响之后，丁才出来表态支持群众革命行动，并答应明天召开一个座谈会，当众表态。
6月23日，原定只有二三十人的座谈会，不知什么原因一下来了好几百人，而且越来越多，把院部会议室挤爆了。不得已只要移师院子女学校大礼堂。最后至少有一二千人，把个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连窗台都坐满了人。我就是接李清安通知，因我当晚住在规划队，又带了十几个规化队学员去了子校大礼堂。会议由孟、古主持，丁一个坐在主席台正座，他的随从站在他后面一当时我就发现丁的秘书戴着领章帽徽，但他却是一身军便装一座谈会的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丁按孟给他的一个名单，宣布对某某罢官、某某停职，并跟着喊万岁万岁，及“转业军人团结起来”等既震撼人心，又令人反感的口号。
中午散会后，丁一行人连饭也没吃就一溜烟地走了。
6月24日，随申玉崑来的基建部特派员李成耕因与黄镳关系甚笃，撕掉了贴在黄办公室门上的“黑邦分子黄镳在此”的标语，被群众囲住，根据丁盛讲的“撕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把他捆起来，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上海学员朱良发还打了他，并要游街示众。申玉崑闻部下被辱，急忙赶来营救，结果连他也被规化队的人带走。保卫科长贾国栋得知申老头被抓，急忙赶来救驾，但孟昭富只答应让保卫科长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成耕带去处理，却以革命群众有事要向申院长汇报为由，拒不放申。赵锐听贾汇报后，又匆忙赶来，孟、古的条件是院党委心须立刻落实丁盛的指示。赵锐原本与孟、古观点近似，而被罢官的人中又大多是“925”干部，便劝申答应这个条件。申是个知识分子出的老兵，兵团一成立就是基建部长（开始称基建处，也是正师职），纪律观念很强，为难地说：那也得开党委会通过，这么多团级干部，我也没这权力呀！孟昭富说：丁副司令员都宣布了，你的责任就是落实。赵锐又说：你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我同意了，你同意不？同意就以党委名义宣布。申又想了一会儿，最后把罢官统统改为“停职反省”才同意宣布。
中午，关于李述材、王化德等十七人的“停职反省”决定广播之后，大泉沟立刻沸腾了。我从一公里外的地质队赶到院部时，那里已人山人海，李述材、王化德等人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人们在不断地呼喊着“打倒”“打倒”“万岁”“万岁”的口号。我在这天的日记里自我批判地写到：“一切政治庸人都是好龙的叶公。在革命没到来前，他们极力反对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偶尔也会象战士式地与之斗争。但革命真的到来时，他们又象海鸥似现害怕这太猛烈的暴风雨。尽管他们不是要保卫旧世界，以为可以温和些，但实际上他们已经站到了革命的对立一方，我此刻就是那只惊慌失措的海鸥。若不立刻转变过来，难免被革命所淘汰。”
我转变了，我不想当海鸥。但当我刚想象一只海燕那样向暴风雨冲去时，风向却骤然突变，又使我坠入五里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