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一代（二十三）历史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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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二十三）历史流泪了否！
从已披露，可以查阅的资料里可以肯定说：包尔汉所言纯属撒谎。
事实的真相是，阿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虽然声称取消了东突国号，也接受了中央政府委任，在迪化作了官，但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把和平协议当回事，不仅仍旧视政府军为敌，不许政府军进入，而且在他们控制着下的三区，民族军仍然身穿苏式绿军装，头戴星月帽徽的军帽，升的还是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绿地星月旗。
这次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分裂与反分裂运动背后，不仅有莫斯科，还有延安。目的是配合延安的“解放战争”。1946年12月初，阿巴索夫以新疆代表身伤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时，秘会了中共的董必武，转交了一封署名“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的信，并向董提出：“请中国共产党把人民革命党接受为自己的下属组织，请中央派干部来领导工作，请派技术干部携带电台到新疆工作”。
董必武当即电告延安说：“新疆国大代表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原伊宁起义首领之一，来会我，称在新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新疆解放区公开，在迪化和其他地点还是秘密的。现有15000人。领导同盟的共11人，曾要求加入联共。联共以苏联外交关系，未允。”
次日，周恩来亲自起草复电：1、新疆整个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及其发展。2、新共同盟之具体主张。3、阿同志可否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并向阿同志声明下列各点：1、中共愿与新共联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2、派去之代表，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3、新共同盟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4、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
12月11日，董必武按此电答复阿巴索夫，希望民族军牵制国军西北战场军亊力量。并派彭国安同阿巴索夫回新疆。
1947年1月4日，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和彭国安携带中共七大文件和毛、刘著作返回迪化。遵照董必武“新疆情况复杂，不能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谈话精神”， 根据中共建议于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人民革命党”合并组成“社会革命党”，主席阿巴索夫；副主席李泰玉、艾斯海尔、伊斯哈科夫，中央委员有赛福鼎、罗志等人。3月29日，在阿巴索夫的安排下，李泰玉、陈锡华、范印仲、彭国安等乘车离开迪化前往伊宁，准备再次分裂。
1949年6月，刘少奇与苏联进行谈判期间，苏联建议中共加速进军新疆，并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三区革命力量。中共随即派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力群作为中共联络员赴疆。负责与三区政府联系。8月14日，邓力群带领3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取道阿拉木图到达伊宁，经过苏联领事的安排与三区领导人会晤，并与中共建立了电台联系，这就是在新疆和平解放期间著名的“力群台”。
这期间，发生了一起与不久前在延安的“四八空难”类似的飞机失事，当时三区政府执政的“新疆民主同盟”四个头面人物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应中共之邀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途中，其乘坐的苏联飞机8月27日在苏境内的伊尔库茨克坠毁，加上一个叫罗志的左派学生，五人全部死亡。后新疆方面改派赛福鼎为代表。
所以说其与“四八空难”类似，盖源在文革初，批包尔汉、赛福鼎时，就有质疑这次空难乃人为，是为除掉在三区享有极高威望的阿合买提江。真相如何？已无从可查。但这四个人如不死，无论如何也轮不上赛福鼎当主席，却是个不争之实。
当时，大字报称此乃包尔汉与“苏修”阴谋所为，这显然不大可能。我查过这四个人的历史，其中除阿巴索夫是三区暴乱后才赴苏接受训练外，其余三个均有留苏背景。阿合买提江是1936年进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大学，1942年盛世才与苏联疏远时才回国的。伊斯哈克伯克1928年在苏联伏龙芝留学。盛世才时期曾任旅长，是个叛将。曾任民族军中将总指挥、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副司令。达列力汗则是在承化县（今阿勒泰市）副县长任内，因参加反盛世才的阿山暴动，托庇于苏联领事馆，1941年10月中，在一支苏联科学考察团的掩护下逃往苏联，在阿拉木图和莫斯科学习两年，1943年夏，被派回阿山，与已成气候的乌斯满建立联系，后成为乌的副手。实际上是苏联派来监视乌的监军。
也就是说，这四个人都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干部，因此，“苏修”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是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为灭口而为。至于说包尔汉，就更不着边际了。首先，此时包尔汉并不在伊宁，还在迪化尽新疆政府主席职守，无作案机会。其次，包的名气和地位远在其四之上，因此与阿合买提江争权一说，纯属无知。况且同为民族主义者，作为前辈师长的包尔汉对其只能爱护有加，绝不会有加害之心。
那么，此案元凶又会是谁？
某以为若不能排除苏联飞机机械故障，那么从利害关系考量，则北平作案的嫌疑最大。
何以这么讲呢？
明明是北平电邀四人赴平共商国是，他们已明确投共，是自己人，何以要除之呢？
从当时的情况看，此说确实不合逻辑。但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看，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些人不仅是地方民族分裂运动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莫斯科的人。而这正是毛所忌讳的。中共在新疆依附盛世才多年，先后当过中共驻新疆代表的有陈云、邓发、陈潭秋，三人中有两个情报工作出身。陈云曾是特科一把手。邓发则更是非同一般，斯诺的《西行漫记》提到邓发时是这样写的：“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此人的革命历史就是杀人、杀自己人的历史：1931年，在闽粤赣特委书记任上，就以“社民党案”杀人无数，中共有名的“大特务”李克农、潘汉年都曾是其手下。1937年，其曾在新疆以肃托为名，以托派罪名假手盛世才逮捕了中共创始人之一，共青团首任书记，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俞秀松，并将其押送苏联，为苏共处决。1938年又以托派名义秘密处决了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以致连以搞阴谋为特长的盛世才均视其为魔鬼，在与1939年8月底赴苏疗伤的周恩来会谈中，断然要求立即撤回邓发，还威胁说，如果邓发在乌鲁木齐最好不要让他看见。9月，邓发在共产国际书记的训令下，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其在新疆的职务。
所以在这里提邓发，是为说明中共情报系统在新疆根基很深，对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均知之甚深，当然对三区上层人扬的情况也不陌生，反国民党政府是友，闹独立搞分裂的泛突厥主义则是敌。阿合买提江们在夺取政权时可以利用，但在夺得政权后，肯定是个麻烦。
当然，这只是从利与害权衡上的逻辑推理，到目前为止还无确凿证据，暂时还只能是飞机机械故障意外坠毁。不过在中共建政后，新疆最大的麻烦一直是“地方民族主义”。 王恩茂在反右倾时抓地方民族主义不过是新疆当局的一贯政策，而主要防范对像正是“三区革命”时的那些“东突分子”。
前面讲过，所谓“三区革命”因本身就是苏联分裂中国的产物，所以其成员相当复杂，在起事初期，其军队连排以上干部多为混入新疆的苏联军人和特务，还有大量“归化民”，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中国的“白俄”。诚如当年国民政府因苏联之故，不得不为和平而委曲求全，承认三区分子，并待若上宾，委以高官，定为国大代表，结果养虎遗患一样。中共亦因不得不依赖苏联，虽明知这些人的情况，但也只能如前政府一样，对他们全盘接收、好生安抚，封官拜将，待若上宾。不仅将东突叛军编为第5军，在1955年军队授衔时，这一个军就出了一中四少五个共和国将军。（而对新疆“和平起义”起到决定作用的22兵团起义将领中仅陶峙岳一人授将衔）其中就有1959年被王恩茂定为地方民族主义的伊敏诺夫（少将）。此人在三区暴乱中曾任排长、民族军指挥部科长、副参谋长、骑兵团长。后任5军13师师长兼南疆军区副司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王恩茂此时拿地方民族主义开刀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倾轧，而是为镇慑已露端倪的泛突厥主义思潮。也许伊敏诺夫是冤枉的（他与赛福鼎是5个人与苏联没多少瓜葛的2个），但从不久后发生的所谓边民外逃的“伊、塔暴乱”看，王恩茂的打击方向并没错。
为何这么讲呢？
伊塔事件众所周知，但多只知“跑”了6万边民，却鲜有人知还“跑”了两个时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授衔的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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