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均：也谈“为地下钱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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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佛学的观点，任何事物只要到了一定界面，根本不存在对与错、是与非的问题，存在就是合理，管理的目的就要使他更合理更有利地存在！



    近期，随着吴英案的审理和判决，社会上对“地下钱庄”多有异议，更有人主张替地下钱庄翻案。究竟该如何认识“地下钱庄”？该不该为“地下钱庄翻案”？确实值得深思。

    哲学大师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是合理的”。如果能够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梳理、研究和分析，便会对“地下钱庄”有一个更加的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由于经济活动的需要，民间出现了一些从事地下金融业务的活动，进而这些活动演变成为一种自发的组织，被称为“地下钱庄” 。

    实际上早在二十多年前，地下金融活动就已经在沿海地区兴起，并且一直比较活跃。但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开始整顿治理金融环境，“地下钱庄”被冠以“非法金融业务”的帽子，一直受到严厉打击。1998年国务院更是颁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中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活动业务活动的机构”都属于非法金融机构。根据国务院颁布实行的规定，地下钱庄当然也属于非法金融机构。

    尽管地下钱庄在当下被认定为非法金融机构，受到制裁和打击，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对许多事物和现象的认知会得到升华和重新定位。中国发生的许多变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政党地位的演变。六十多年前，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处于地下，共产党被称为“地下党”。共产党执政以后，国民党成为了“地下党”。如今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存，在大陆共产党执政，台湾国民党执政。

    再如经济体制的变革。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大陆选取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在当时情况下人们重视的是生产经营，生产经营都由国家计划来安排，而计划经济的前提是实行公有制，作为对立面的私营经济成为打击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民私经济由打击的对象，变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生力军。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在不同时期遭受了不同的经历，由打击对象变为支持、扶持对象，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又如经济行为之命运。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切以国家计划为准，严厉杜绝买空卖空。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搞活经济，大力发展商品流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有人以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掺假作假、操纵物价等方式来扰乱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因此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实际上就是反对投机倒把。温州人郑乐芬成为最后一个因“投机倒把罪”而获死刑的人。郑乐芬是1986年温州抬会事件主角之一，在那场台风式的金钱游戏中，有30万人卷入其中。1991年她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直到1997年《刑法》修改，取消了投机倒把罪。

    由地下党变成执政党，由执政党变成地下党，再到两党共存；由私营经济被作为打击对象，到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由计划经济成为主导，到计划经济逐步退出舞台。不同的说法在不同的时期或将经历不同的命运，可以说是“此一时彼一时”。

    几个月前重庆的王立军还被誉为“打黑斗士”，突然间王立军又到美国使馆去寻求庇护。这种情况也许只有在中国比较常见，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会遭受不同的命运和对待，一会儿是，一会儿非；一会儿对，一会儿错；一会儿红，一会儿黑。

    再拿投机倒把来说，在国家经济刚刚放开的初期，信息不畅，物流不畅，出现倒买倒卖是一种正常现象，是商业流通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然而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以牟取暴利为主，扰乱市场，操纵物价，就会对民众造成损害。买卖本身并没有错。私有经济亦如此，如果任何一种形式出现了对社会对市场不利的状况，将会受到打击。

    再回到地下钱庄。为什么会出现“地下钱庄”？

    一方面，从居民投资角度看。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迅速提高,储蓄虽然能增加财富积累,但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处于负利率水平,储蓄资产不断贬值,加上投资渠道不畅,资金剩余者对资金投向渠道与资金运用效益缺乏满足感，而地下钱庄较高的回报，使社会闲置资金流入地下钱庄。对资本运作能力较差的大多数人来说,地下钱庄已成为最简单、高效、快捷的选择。

    另一方面，从民营企业发展来看。一些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异常活跃,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张,资金需求量增多,为地下钱庄的资金输出提供了可能。民营经济发展初期,因为自身尚无资金积累,而社会上许多在发展中的个体、私营业主急需资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国有银行控制了几乎整个国民储蓄，这些资金被国有银行投入到国营企业，或者投入少数私营企业。国有银行每年获得万亿以上的利润，而储户却得到的很少。国有控制和垄断控制了整个国家的金融资源，虽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当这些资源成为垄断者的财富矿山的时候，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者却不能分享，这是一种制度和体制的不公，因此“地下钱庄”的出现是难免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地下钱庄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在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仅仅获得劳动收入，而不能获得资本收入。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说，“地下钱庄”为民间资本创收提出了渠道，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这是制度问题。也许从黑暗到光明有一个过程，从计划到市场也有一个过程，地下钱庄走向地上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判决它的是非标准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多数人的利益。正如民营经济从受打击到受鼓励，投机倒把从受打击到搞活流通一样，为地下钱庄翻案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