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中国发展十字路口的左右之争（下）

超群

第四个，是对待改革。


　　很多左派认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很好，无论从医保、教育、环境还是社会安全，而现在，环境问题严重，贪腐现象、贫富差别、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问题成堆。得出的结论是改革错了。


　　而右派则认为，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还需要深化改革，或者说要重启改革。


　　当然，左右之间的分水岭还有许多，例如，对待六四，对待胡耀邦甚至邓小平的看法，等等。


　　其实，现在往往是没有特别的观点分歧的时候，按照人来划线成为了一种倾向，只要认定你是右派，那么，左派上来是一堆砖头，反之亦然。


　　而左右之间，想要坐在一起都有点难了，更不要说观点的讨论了。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坐在一起，哪怕是只混个脸熟。不求共识，先求认识。中国人是讲人情的，熟人的话就容易听进去一些。


　　我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房子，起名叫共识堂，去年有两千人次去吃饭，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人次了，主要是三部分人，官员、学者和企业家，而左中右是覆盖这三部分人的。


　　简单的说，官产学、左中右都会在这里见面，一般讲，都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听人家把话讲完。我的想法是，先别想着共识，先认识行不行？

四、要点：习李新政下的左右之争以及可能对下一步政治走向的影响


　　习近平上位后，发表了很多言论，有些是右派喜欢听的，例如，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也做了一些举动，例如第一站去了深圳，到莲花山向邓小平塑像献花等等；也说了一些右派不爱听的话，如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说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没有一个男儿。


　　不难看出，习总书记在左右之间做着艰难的平衡。


　　那么，对社会的左右之争有什么影响呢？


　　简单的说，大部分人还在观望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新君”到底在想什么，会走到哪里，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很多人从开始的满腔热情和幻想多多，慢慢的现实起来。


　　我这样看：社会上的左右之争，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习主席，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习主席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他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很多是这个年龄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久前，我在上海约周瑞金先生吃饭，谈到这样一点，周瑞金先生说，他和胡锦涛是同龄人，受的教育差不多。我说，我和习主席是同龄人，早期的经历也差不多，其实，可以从中悟出许多道理来。


　　而习主席的最近的所作所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上的左右之争，大家也会揣摩新领导的真实想法。


　　总的说，大家都没有绝望，大家也没有了幻想，知道了，路还在一步一步走。

　　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大致是这样几种心态：

　　有幻想的，占少数，认为新领导一下子就能如何如何。
　　绝望的，也是少数，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了，就等着革命到来。
　　有希望，无绝望，占了大多数。

　　在北京，很多外国媒体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对习李体制怎么看？我的回答是，有希望，有不足，要给时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长久的历史，大一统和专制统治的时间这样长，一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的变化，因为贪图快步走而乱了阵脚，酿成大乱，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我的原则是三不，不幻想，不绝望，不放弃。
　　至于目前仍在继续的左右之争，我认为不是大问题，各种意见都有渠道发表出来，是好事。而新的领导能够在初期兼顾左右两种意见，也是好事。

　　我认为，各种意见各种观点都能发表，表现了社会的进步，希望不要动用强制手段来压制某些人或某些观点，这将是中国的执政者需要认真把握的。

　　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进步。

　　在左右思潮斗争下，中国下一步可能的走向，既不可能走向极左，也不可能走向极右，还是中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说的，像开汽车，左一下，右一下。而我判断，政治上、舆论导向上，将相对稳固，变化较小，而经济上，将加大改革力度。在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上，反腐、整党、抓作风改变，将会是一个时期内的重点。

我揣摩，用治标来争取治本的时间，是领导们最近的指导思想。


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先生同演讲现场听众热情交流



　　五、要点：知识精英的问题

　　左右之争，有很多是观点之争，但是，也有许多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人。

　　A、在中国，很多精英是脱离实际的，也是脱离底层群众，他们往往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说的话，写的文章老百姓看不懂，自然也没有影响力。
　　B、有不少的精英听不得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动不动给别人扣上一个脑残的观点，互相之间轻视、敌视，甚至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少。

　　记得2011年我到重庆，一位在社科院工作的学者领导对薄熙来说：薄书记啊，我做过研究，全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最好，我可以和任何人辩论。在饭桌上，他对我说，右派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现实。我和某某写了文章，指名要十个右派学者辩论，他们谁都不敢。回到北京，我问有的右派学者，你们为什么不敢和他辩论？那学者一笑，那脑残，谁和他辩论！左派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现实。

　　其实，左右派能够坐在一起，能够互相听进去对方的话，才是达成共识的前提。

　　我在北京常常组织聚会，邀集左中右官产学在一起，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效果很好。我说，不能做到观点相近，起码做到关系相近。

　　C、和政府官员渐行渐远。有些学者，他们看到了官场的弊端和官员的问题，他们看不起官员，所以，有意无意地和官员保持距离，甚至是敌对关系。要我看，官员中集中了大量的精英，他们的想法和社会上的精英有很多相同之处，无非是因为位置问题，不能够畅所欲言。而他们有个长处是必须看到的，就是他们是具体的操作者，有的时候，他们的操作是遇到挫折后总结出来的。

　　在我家的聚会中，不难见到这种现象：学者慷慨激昂，说政府哪些哪些做的不对，应当如何如何，这时，看到官员淡淡一笑，说，你说的这些，我们早就想到了，也试过，如何如何不能操作。学者就会说，原来如此。

　　就是说，社会上的精英不但要深入基层，接触群众，也要和官员保持联系，汲取营养。

　　当然，有些时候，官员也是轻视学者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D、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很多精英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只会纸上谈兵。这个就不细说了。

　　E、责任感和纪律性的缺乏，很多精英，尤其是右派精英，缺乏组织纪律性和责任感，这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这一点右派会尤其明显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右派学者学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然是自由主义，当然组织纪律性差些，为自己想得多些，而责任感也会差些。

　　我做媒体，约稿时遇到过一些右派学者，常常是一拖再拖拿不到稿子，最后甚至电话也打不通了，再见面时他们也不脸红，很坦然。

　　记得前年，北京有几次小规模的聚会，类似“茉莉花革命”，我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做过测试，问：大家赞成他们的活动吗？大家都举手，赞成。我再问，你们会去参加吗？大家一致表示，不会。

　　当然，不是绝对的，有很多精英也是有责任心有组织纪律性的，而且，并不是这些缺点会在同一个或者同一批人身上体现。

　　F、不懂得策略和战略。这个问题也是很突出的，这个策略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说话的策略。有一次，我在深圳见到几个律师，给他们看了我的《领导者》杂志，其中一位翻了翻说：不过瘾。我问他，你要怎么过瘾呢？你说，是说十句话别人一句都听不进去好呢，还是你说五句话，别人能听见三句好呢？当然是后者。

　　有些人，总想把话说绝，总想说的激烈，有棱角，忽视了对方的接受能力。我有时看共识网上被删掉的稿子，常常会觉得可惜，很好的观点，很棒的文采，只是因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爆粗口或者是激烈的指责，影响了文章的传播。

　　其实，我不是一般地反对所有激烈的文章。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样的文字，但是，要掌握好度，也要分别不同的人。做自己的角色，这最重要。
　　中国处在变革期，也可以说在十字路口。左右两边都想把车拉到自己一边，也在试图影响决策层，所以，左右之间还会有长期的争论，谁战胜谁还未知，但是，这本身是进步，想当年，要求是统一思想的。但是，想强调的是，要全面看左右之争，这个全面，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而且在观点对立中，常常还有相同的东西。

　　这些，要浸淫其中才能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