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胡适为何可放肆批评蒋介石？

卧虎藏龙

　我们常说蒋介石是独夫民贼，一意孤行，不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可是在看他和胡适的交往史时，感觉却不是这样。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常常拿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问题批评蒋介石，要知道，老蒋当时是一党专政的最高领袖，口含天宪，生杀予夺全在一人，而他对胡适的逆鳞批评不但没有打击报复，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接受了对方的批评，一辈子坚持结交胡适这样的诤友，实在是非常难得和难能可贵的　一
一　1934年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以儒家的“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蒋介石的“三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为行动指南，其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场“改造国民生活形态以及行为模式”的教育运动。为了掀起这样一场运动，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发凡》的演讲中说：革命就是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或主义，用人的力量彻底改进每一个人以至整个国家的生活形态。“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他强调：“新生活运动”既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要求全国国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能够彻底改进的一种社会教育运动。蒋介石的号召一下，国民党统治区域，各级党政机关无不闻风而动，热烈响应。蒋介石手订的小册子《新生活须知》，铺天盖地，充斥机关、学校等各行各业，被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规经典。
　　在国民党各级党政官员纷纷献媚取悦之时，胡适不但没有为最高领袖发起的这个运动阐释划时代意义，反而逆风而上，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批评蒋介石太夸张新生活的效能。在文章中胡适毫不客气地说：“要知道，救国与复兴民族，得靠知识与技能，和钮扣碗筷的形式不相干。”“要清楚认识，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个政治运动。生活习惯的改革，不是开会贴标语所能收效的。若靠一班官僚来提倡新生活，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会增加虚伪而已。”“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人民太穷，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提高了，知识提高了，不但会路不拾遗，拾了遗物还会花钱去登报招领。”在当时的中国，胡适竟敢如此批评党和国家最高领袖提出的一项政治举措，往小了说是目无尊长，往大点说就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敌对势力和反革命的代表猖狂地向党进攻，此事如果发生到红太阳时代，胡适早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了个稀巴烂。可奇怪的是，蒋介石竟然没有作任何表示，连让登胡适文章的刊物停刊整顿的措施都没有采取，太没有伟人气魄了。
　　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能具有这种雅量，自然赢得了胡适的认可。后来，胡适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蒋先生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平和了。能够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了。”胡适的这些话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还派人向胡适表示感谢。我有点搞不懂了，胡适不过是一个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而蒋介石是掌握党政军大权的一国领袖，犯得着如此在意一介穷儒的说法吗？尽管如此，胡适对蒋介石的缺点并没有放过，仍时不时地予以批评，而且动不动就拿当时的政治体制说事。
　　二
　1951年5月，胡适从美国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劝蒋考虑“国民党自由分化为几个独立的政党”，而且第一件事便是“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9月，胡适又寄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直言：“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个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国民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去了台湾，正是朝不保夕风雨飘摇之时，求得稳固生存乃是老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胡适没有在这方面出谋划策，而是要实行民主制度，竟然要“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放弃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地位，还幻想要把孙中山、蒋介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作为批评的对象。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都要批评了，胡适这不是鼓动人们造反吗？对这种“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危险分子，老蒋应该利用国家专政机器一举剿灭。
　可糊涂的老蒋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在胡适1952年月11月19日应邀回台湾讲学时，派蒋经国为代表前往机场迎接，加入了各届人士一道热烈欢迎胡适的队伍。随后，胡适各种场合发表演说，鼓吹“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号召人们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第二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胡的意见相当尖锐，但是蒋介石却能够接受。这一点，从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不知道老蒋请胡适吃饭到底图的是什么，你不趁机好好教训这个家伙也就罢了，还要听他絮絮叨叨批评自己，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
　1956年蒋介石70岁生日的时候，胡适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他祝寿。胡适在文章中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希望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并在给负责人的信中说，我量你不敢登！负责人很为难，赶紧向上请示，结果老蒋放下话来，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得到老蒋准许登的指令，报纸负责人十分吃惊。于是，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的登了出来。普通老百姓过生日还讲究个好心情，胡适倒好，在老蒋过70岁生日的时候，也忘不了批评人家，换作其他人，早就对这只乌鸦下手了，起码不让那篇没安好心的祝寿文章公开发表，而老蒋却像扶不起的阿斗，任由胡适一路批评下去，在胡适生日的时候还要故作媚态以示讨好。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70虚岁生日。蒋介石专门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过了几天，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副总统陈诚等十余人前来庆贺。
　三
　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亲临就职典礼致辞。蒋介石希望中央研究院这一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胡适的就职典礼，总统能亲自来参加且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给了胡适多大的面子啊！换做一般人早感激涕零，在自己致辞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总统的重要讲话做发扬光大式的阐释，而胡适倒好，还是以批评的口气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总统对于自己的文化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瞧瞧，胡适第一天就职就给了蒋总统一个难堪，不仅当面反驳了他的话，否定了他的文化思想，而且还公开扭转大总统为中央研究院工作方针、办院方向定的调。这样不听指挥，不为主旋律服务的人，蒋介石为什么还要用呢？
　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胡适竟然支持和政府公开作对的《自由中国》。回台湾定居以后的3年多，胡适身为《自由中国》的精神领袖，依然公开支持这一杂志，赞扬作为言论自由象征的杂志负责人雷震，抗颜直谏明白表示“连任总统”有违宪政，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总统，这自然使老蒋很不愉快。老蒋连任后，因不能容忍雷震的言行而逮捕雷震。当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会议，接到陈诚的电报通报后，复电中胡适列举了“政府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还敦促政府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1961年11月18日蒋介石跟胡适有一场对话，这次老蒋真的生气了，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这就是胡适晚年受的最惨待遇，不过老蒋并没有把他斗倒批臭，更没有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当胡适1962年2月24日突然去世时，蒋介石除了亲撰“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外，还送了一幅挽额，是他亲笔书写的“智德兼隆”。在胡适去世的第二天，宋美龄就看望了胡适夫人，劝她好好保重。3月1日是公开瞻仰死者遗容的一天，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从蒋介石对胡适一生的评价中，看出了蒋介石对胡适的真挚态度，也能感受到二人之间的相知相得。
      行文到最后，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胡适没去台湾而留在大陆，他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宣扬他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吗？他敢用这种思想去劝谏我们的红太阳吗？他早早自杀了的儿子胡思杜是不是会成为他的宿命？当然了，以胡适之聪明，是断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的。

超群

胡适是多聪明的人，如何看不懂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