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因小争执开枪杀人，是匪性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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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警察因小争执开枪杀人，是匪性害己

今天下午，网传贵州威宁县公安局新发派出所所长管某某9月14日晚驾车时，因路面堵车，与人发生争执，持枪射击造成一对夫妻1人死亡1人重伤。管某某事发后投案自首。北京青年报记者联系到威宁县公安局政工科，工作人员证实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北青报见习记者张艳艳）

实在是骇人听闻。因路面堵车发生争执，原本小事一桩，可这名派出所的所长竟然对他人拔枪相向，而且还不是吓唬一下对方就了事，真正是无视他人生命。可以合理想象，这名所长应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一类，而且因为手中有枪，平时怕是跋扈惯了，面对普通百姓，才会显得如此任性。

过去每当出现警察对平民施暴的新闻，只要有百姓稍不配合的内容，就有警察公开拿美国警察的枪支使用来说事，说“中国警察太憋屈，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察早开枪了！”但笔者告诉他们，这种言论明显未顾及美国是个私人可以合法持枪的国家，美国警察处于高度危险和紧张状态这个事实。

警察过于随意用枪，对自身也未必是好事。看到该案后，笔者脑海中联想到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广西警察枪杀孕妇案”。 2013年10月28日22时许，广西平南县大鹏镇发生一起杀人案，该县公安局民警胡某酒后在该镇某米粉店购买食品时，无故开枪将女店主吴某及其丈夫打伤，吴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丈夫无生命危险。2014年7月2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贵港市中院对胡平依法执行了死刑。

笔者曾评论道，“枪杀孕妇案”的凶残场面，我们过去只能在两种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得到。一种是抗战剧中那些毫无人性的日本兵，他们烧杀抢掠成性，视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甚至出现日本兵比赛杀人的反人类行为；另一种是在剿匪片中，我们经常看到杀人如麻的土匪，他们为了泄私愤，或者抢劫钱财、掳获美女而任意杀戮。

而胡平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虽然是受党教育多年，可凶残程度却并不比当年日本兵差多少。而因为其杀人动机如此“无厘头”，完全没有当年土匪杀人的目的性，因此更显得匪气十足，而且比土匪更“土匪”。

胡平杀人的原因，应该与他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有关。但如果他平时习惯了与人为善，内心的“善”就会战胜“恶”，也就不会莫名其妙地迁怒于并不经营“热狗”的米粉店老板；如果他平时不是飞扬跋扈搞习惯了，就能正确控制手中枪支，惨案也就不会发生。而管某某应该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杀人，这就比梁山那些野蛮人“该出手时就出手”更为暴戾，这种实际上可称为“想出手时就出手”的思维方式，还是权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在管某某心里，我手中有枪，你手无寸铁，你就得听我的。该案的杀人动机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无疑暴露出管某某自身毫无现代平等意识，不计后果，“匪性”十足的一面，等待他的最好结果恐怕只有牢底坐穿了。

警察因随意开枪杀人被判刑的并不少见。比如被判8年有期徒刑的贵州警察张磊，被判死缓的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民警李才坤，被判死缓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民警吉忠春

如今也一定是悔不当初，但一切都太晚了。

也有引发社会持续争议的杀人案。如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渤海派出所副所长张研枪杀因征地补偿而抗争的村民。此外，“庆安火车站枪击案”产生的社会影响力那就更大了。去年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李乐斌，击毙了带着母亲和三个未成年孩子出行的庆安农民徐纯合。

笔者在《“‘我靠’警察”何以成了“刁警”？》一文中就曾指出，从人性的角度看，谁也不愿意开枪让一名“无冤无仇”的活生生同类消失，但一些过分信奉“刀把子”的警察，会在一时冲动下做出令自身一辈子都后悔的举动，因为枪杀了一名“本可以不杀”的平民，即使未被绳之以法，心理上也一定会留下阴影。

比如那个腆着肚子、肥头大耳的山西警察王文军，即使此前没有其它恶行，仅“一直用脚死死踩住躺在地上的可怜女人的头发，施暴长达一个多小时”就足以说明其毫无人性，等待判决的王文军，现在也一定是后悔不已。而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中，警察李乐滨是否真的必须向身无任何凶器的徐纯合开枪？从人性方面看，虽然检方最终认定李乐斌开枪合法，但李乐斌开枪打死一名对自己生命安全并未造成威胁的农民，心灵上也会一辈子遭受煎熬。

管某某为了一件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竟开枪杀人，导致两个家庭破裂，真正是“匪气”害己。因此我要奉劝那些过分信奉暴力，过分迷恋“刀把子”的警察，平时还是应该多发扬“人性善”的一面。多一分善性，就少一分“匪气”。为了社会稳定，为了你和你家人的安宁的需要，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权的警察都必须学会自律，学会约束自己，牢牢记住这段古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