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久旱的北方竟大热起来，如果再有知了的噪鸣，那真会让人感到已处在三伏天里。无奈而又憋闷的心里，有蚰蜒似的念头在隐隐蠕生。是期盼什么，还是等待什么？只有蚰蜒似的无以名状的念头爬得人心焦。 挨到二十四日下午，亮堂的天渐趋暗灰，一丝丝凉风透来之后，便有一声有点悠长的闷雷从远远的西南传来。发木的耳朵一下灵异起来，等从楼群的巷间赶到开阔的植物园，浓黑的云间着银灰的云已乘风弥掠了半个天，零星的雨点聚然密集，雷也惊天动地了。吱咯淅沥之声从土地里和树草间响起，这该是万物欣喜的呻吟吧？
焦躁的心绪一下平复下来。 闭眼举首沐雨，有苍凉的声音撞动历史的钟磬：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清朝中叶，一个名叫龚自珍的学者，面对士林普遍性的精神孱弱、人格卑琐，所发出的反叛的呼喊，对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反叛的呼喊。是这一专制的长久与残酷，才把本来最具个性也最聪颖的知识者，拘禁成了骨扭筋曲的畸残，并由此种下了整个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根由。 想想吧，如果世界上的森林都（哪怕是大部分）萎缩成玲珑阿世的盆景，离寂然可怖的沙漠还远吗？ 云霁雷敛，恣肆的雨到底没来。夜深几许？贴着竹凉席的背还是汗津津的，只是迟出的月亮不知何时已移步中天，透窗而来。便思绪如舟，溯流于历史的长河里。 在一片片盆景群里，好在还有独立的大树世代相传，使国脉不绝如缕。但是从这些大树祸事频仍的命运上，也似乎可以看出国运的艰难了。从屈原投水到王国维投水，从韩非在大狱被毒死，到谭嗣同于刑场被砍头，两千多年里，多少独立的大树被砍被伐被斫被删被辱被罪？
才高敢言的贾谊只活了三十三岁，便在谗言中哀伤而亡；像牲灵一样被阉去睾丸的司马迁，是在“肠一日而九回”、“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羞辱中熬过后半生的；而作为封建中国第一个对专制统治思想进行全面批判的思想家李贽，则是顶着一头白发在狱中自杀的。至于敢于逆“龙鳞”的明朝士子方孝孺，不仅自己被割去舌头、寸割处死，还株连了九族及门生八百七十三人被处死。就连一句毫无政治牵涉的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只要“龙颜”不悦，派你个诬蔑清朝王朝不识字的罪名，也会立时肇祸，其孙子判为斩立决，已死的作者和已死的作者的儿子，也要被从坟中刨出戮尸示众。 良知在专制中窒息，人性在利诱与高压下萎靡。于是少数坚守良知与独立个性的士子，便会隐于山水或隐于女人，并于其中憩息自己疲惫的心性。独立傲岸如龚自珍者，同是呼唤风雷的《己亥杂诗》，却也有这样的诗句：“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隐士与归隐，是封建中国的特产吗？ 但是就是这块“隐地”，也是隐不安生的。有时是国破家亡之时无处可隐，有时则是隐也治罪。那个曾是被压迫者的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一旦当了皇帝，就“钦定”了法律性质的《大诰》，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一点也不“文言”，就是明明白白的白话：天下读书人不为我老朱家当牛做马的，就抄没你的家产。
这就是皇帝专制的中国，这就是封建皇帝专制中国中知识者的命运。经过了如此漫长的高压，难怪广大知识分子会不约而同地舍弃继承了旧中国衣钵的国民党政府，像久旱的禾苗盼望云霓一样地向往于一个新的中国，甚至归服于一个新诞生的政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展开白热化争夺战的时候，以郭沫若、茅盾高歌着“我今真解放”从香港北上解放区开始，诗人、翻译家卞之琳离开英国直奔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随后，冰心、老舍、李四光等，也急切地从海外归来。国内的沈从文留了下来，萧乾留了下来，钱钟书留了下来，国学大师陈寅恪、吴宓等也留了下来。 箍成的盆景渴望着舒展成大树，大树们更是呼唤着森林。 独立思考、放胆立言、创造报国的希望，已经把旧中国知识者的一潭死水，激活成了波翻浪卷的大海。 一个活泼的大海正在蓄势待发。也许就在这中国知识分子重铸健康人格的千载难遇的契机中，正孕育着中华真正崛起的机缘。 这种蓄势待发的律动，我从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两部书中，深切地感到了。即使风雨沧桑过后，这种献于百废待兴的祖国的赤诚之心，依然让人砰然心动。当然，让人砰然心动的，还有吴宓教授“斯文同骨肉”的喟叹。
偏西的银月，似乎洒下点点凉意。如舟的思绪，还在往昔里徜徉，“斯文同骨肉”这样几个字，不知怎么竟星星一样清亮地闪烁在我已经没有睡意的脑际。吴宓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位上，就是以这种“斯文同骨肉”的心态，为研究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这四大导师的吗？ 斯文，古代是指儒士、士人、读书人，也即现今所说的知识分子吧。这部分人也许不是社会的主流，却始终是社会进步的前锋。 拒绝了国民党大员的数次胁迫而坚决归服于新中国的吴宓，就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胡风、反右和斯文扫地的上个世纪那个十年之中，也用自己伤痍累累的枝干，撑起一方“斯文同骨肉”绿荫。这位博古通今的硕儒，感知着古代中国“斯文”们最隐密的冷暖哀乐，那种带有最古老的遗传密码的信息──深深自卑又高度敏感，精神阳萎却暗藏高傲，命运不济却渴望用世，易受伤害又相互糟践。韩非，不就是死于自己的同学、同是“斯文”的李斯的“小报告”吗？ 斯文同骨肉，有时是他们的最后一块“隐地”。 六一年八月，六十七岁的吴宓离开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前往广州中山大学探望也是国学大师的七十一岁的陈寅恪。在用自己的生命维系着传统文化之链的两位国学大师，于迅风豪雨中倾心相诉了五个白天五个深夜，滞积了十二年的心河，交汇成恣畅欢乐的巨瀑，同时也把斯文同骨肉的道理演成了可让冰融石化的美丽。
有些细节是不应当忘记的。吴宓的出蜀赴粤探友，正值深度饥饿席卷全国已经两年多之时。就为了这个八月之行，他从这年的四月始节食，每月省出一斤粮食，加上预领出九月的口粮，才筹了二十五斤粮票。他出发之时，有三位教授以这样的礼品为他送行：一位送全国通用粮票五斤，一位送红笤加些微玉米粉制成的饼子十个，一位送牛肉罐头一个。在那饥可致命的年代，这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啊。就是这样不能再贵重的东西，也曾饿得浮肿的吴宓却一样不留的给了公共汽车上一位素不相识的孕妇、一位钢厂工人的家属。就因为孕妇怀着孩子“需要吃好一点”，就因为孕妇的母亲已经饿的得了浮肿病。 这就是中国的“斯文”，真正的“斯文”，会忘了同在难中的自己，对弱者、苦者，对劳动者怀着深挚情分，不经意间就可以对其倾其所有。 只有在社会忘却并进而鄙弃了他们，剥夺了他们劳动与爱祖国爱人民的权力，甚至逼迫他们糟踏自己并相互踩践的时候，他们才会在绝望的涸辙中相濡以沫，记起斯文同骨肉的古训。其实，他们何尝不想相忘于江河湖海呢？自由地畅游于江河湖海，忘了自己，忘了同类，让生命挥洒作欢乐与美丽，给江河湖海带去丰富与热闹，这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至境啊！ 真的水涸了，他们就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等待着相忘于江湖的日子。 年逾古稀的吴宓，经受了挨着耳光被吆喝为“杂种”的侮辱（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354页），经历了“喷气式”揪斗跌断膑骨的折磨（同上356页），甚至也承受了酷暑时挨斗被关，不给饮食和水，奇渴难当之时喝自己小便的熬煎（同上442页）。但他仍然拿出自己工资的九份抚养同事的遣孤，只留下一份维持生计；为了援救一位教授，他宁肯自己身承毒打；他甚至置侮辱、折磨、熬煎于不顾，竟敢在上个世纪那个十年的如火如荼之时，去信中山大学问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
至柔方能至刚。吴宓的话至今铮然有声：“头可断，血可流，斯文同骨肉之义不可废也！” 但是水是不会永远干涸的，看看黄河的壶口瀑布就知道了。尽管看似遥遥无期，相忘于江湖时刻的到来是必然的。 我似乎听到有隐隐的雷声从天边走来：声音有些痛苦/但很响//它告诉人们/雨就在路上（孔孚诗《春雷》）。 作者：李木生，中国著名作家，二马看天下特邀专栏作家，二马中国梦精神家园文化交流群成员 约稿：千山独一鸟 责编：谢天谢地 作者简介李木生，山东济宁人，曾出版、发表过二百多万字的作品，被雷达先生称为有追求、有思想、又有着自己语言特色的作家。雷达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李木生的作品：“山东的李木生是近年来少数几个让我过目难忘的作者之一，他的每篇东西都有独特追求，都有所寄托，都竭力发掘着对象的文化底蕴，并把作家主题尽力投掷进去，燃烧成一片文字的火焰，化为一股生命的激流。作为山东人，他有明显的齐鲁文化背景，仁学可能是他的文化观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带着这样的眼光看世界，看一切，去发掘民族灵魂的根由，观照民族精神的美质，遂使他的作品有种特殊的文化意味和超越具象的文化深度。”而有一些评论家还这样评论他的作品，称其为当代有着强健精神与批判意识的作家。他自知在精神、思想、知识与文字的前进途中，还有着许多不足、有很远的路要走，并期待着一点一点地提高。人生有限，来日苦短，只想安安静静地将心血化作真诚的文字，求教于一二知己。 | 
发表于 2016-10-19 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