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乔
生
中 国 江 苏 作 家
创作和发表小说、散文时评等500多万字
作 品 获 多 种 文 学 奖 2016年底以来,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关于<和平主义>的公开作答》《一个知青的声音》《一个知青的再度发声》《知青返城后》《微信改变我们》《一枕黄粱梦》《为了忘却的记忆》《忏悔不是人类的天性》等时评,在全球华人产生了广泛反响。
(一)
我写了《一个知青的声音》和《一个知青的再度发声》后,收到许多留言,其中不少人向我提建议,你能不能再写写知青后来的故事? 我没有轻易回答他们,却陷入了思索。知青返回城里,慢慢失去他的特殊性,和其他人群已经没有太显著的区别,知青和其他公民一样,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然而,最终我还是决定写这篇文章。我心里明白,写返城后的大多数知青,就是写注定的弱势公民。 让我们回到1978年底,中国在南线和越南进入了紧张期,而北线,为了防止老毛子对我们发动进攻,大批部队开进了北大荒,沿乌苏里江、黑龙江的许多农场都进驻了军队。年轻的军人荷枪实弹,钢盔铮铮发亮,挖起了战壕。大炮、坦克都来了。此时离珍宝岛战争已经十年了。据那时尚在农场的知青回忆,虽然十年中战备的口号天天在喊,但这次他们真正感受到大战将临的气氛,他们恐惧、紧张。一天夜里,部队进入了战壕,枪口、炮口和睁大的眼睛全都朝着北方,似乎战争一触即发。所有灯都不许开,知青们躲在屋子里,索索发抖,农场一片黑暗。 漫长、寒冷的长夜捱过去了,鲜红的太阳从凛然的白雪中升起来了。枪炮没有打响,没有人流血、死亡。部队从战壕里撤回来了,撤回了农场。不少士兵都冻坏了,军医和卫生员忙得一塌糊涂。 此刻,农场中发生了另一幕让人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声音在口口相传,大队部在发病退表格,快去领!
一个壮如牛犊的知青问:我也可以病退吗?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每个知青都可以病退。 于是,知青们纷纷赶来了,他们从大田里走来了,脚上带着泥巴,从养鸡场、奶牛房来了,身上沾着鸡屎牛屎。他们从学校走来了,还没来及放下教科书。有的确实病歪歪的,更多的却是劲杠杠的。他们在笑,却笑得有些奇怪,似有终于修成正果的欣慰,又有羞羞怯怯的表情。病退?病退!他们一个个竟然都是病人了,要以病人的名义返回城里去。 大队部在发表格,就跟在马路上发传单一样。分场书记直着嗓子吼,每人一张,谁都不要抢!像是我们后来无比熟悉的商家大甩卖,又带着无奈、尴尬、悲哀的神态。书记比谁都更清楚,明天,奶牛胀鼓鼓奶头将没有人挤,明天,渴求知识的孩子将失去老师,明天…… 活泼泼的知青返城,却要以病退的名义来进行,有比这更荒唐、更显黑色幽默的事情吗? 我一直在想,当时就找不到其他名义让知青正大光明地返城了吗?让一个健壮的知青接受病退的称号,是一种屈辱,是打在该隐额上的烙印。如果当时是迫不得已,慌不择路,那么,事后就不应该有正式的澄清吗? 可是,我们的记忆早软埋了“病退”这件事。
我不隐蔽,我曾经也是病退的亲历者。我办过病退,但没有成功。可能是扛麻袋的原因,那几年,我后背脊椎痛得厉害,可是在X片子上,却没有明显的病灶。有人给我出主意,医生按住你,让你弯腰,你应该喊痛,喊得鬼哭狼嚎,要装出弯不下腰。可是我不会装。医生问我,痛吗?我说有点痛。医生让我弯腰,我就乖乖地把腰弯下去。还有人向我传授经验,打牛奶针,说会发烧。我打了,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在前期办病退,等到发传单的时候,什么检查都免了。 你们是因为生病了才能回城。反过来证明,上山下乡没有错,这就是病退的逻辑。近千万知青都成了病退青年,是病退的扩大化。反右都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扩大,病退怎么就不能扩大? 知青走了!知青走了,走了…… 他们离开了,扔下许多东西。十年前,他们如潮水一般涌入农村、农场。十年后,又如潮水一样退去。大潮的周期是整整十年。他们扔掉饭盒脸盆、扔掉棉胶鞋,破袜子、破衣烂裤。有人也带走了木头、黄豆、木耳。更多的人什么都没有带,他们出来一个身子,回去还是一个身子,却苍老了十岁。 他们的心情除了厌倦、疲惫,什么都说不上来。面对生活了十年的黑土地、黄土地,他们在心中一遍一遍问自己,真的结束了吗?他们忽然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是另一个“我”的经历。不少人告诉我,很多年了,他们还在做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们被告知,回不来了,将永远离在那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人心就是奇怪,那时他们急于离开,要过很多年,他们心里又重新产生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不少当年的知青又归来了,有的还携着子女,指着山岭、原野,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生活过的地方。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知青是他们的过去时。那个可怕的梦早已不做了,他们已经没有回不了城的恐惧了。他们此行,成了衣锦还乡式的娱乐。 知青走了!走了…… 他们来的时候有多风光、热烈。走的时候就有多尴尬、荒诞! 留下了空空的宿舍、窑洞,地下到处都是他们的痕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年轻的声音,留下了可以无数次复述的故事。 老农民说,这些娃走了,走了。抹着眼里的泪水,心里十分难过。当时,以为他们来了,就永远不走了,和自己的娃一样了。 农村的青少年望着知青远去的背影,默默地在心中刻下印痕。他们在知青身上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萌起了希望,将来要走进城里去。 我曾经在七星泡农场十一场三连,指导员姓尹,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比我们大十来岁。他每天必做一件事,默写连队里的上海、天津知青的名字,每天都默写一遍。他曾经管过百十个上海天津的知青,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的,这是多大的荣誉! 他每天都默写一遍。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几十年过去了,他一以贯之。人老了,别的可以忘记,唯独这个不能忘记。终于,他和知青再次相聚了。说起连里的知青,他一张口,滚瓜烂熟,每个名字都不含糊。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不过,还是有人没有走出来。他们永远停留在那个年代。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最后一个知青在哪里?在佳木斯的知青医院里,有专题片拍过他们,看了叫人心里不好受。这是一些没抗过那个时代、精神出了毛病的人,是一些回不到故乡去的人。他们成了知青的活化石。 千万人的代价,最不堪的部分,落到了他们头上。
(二) 知青运动的结束,即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新长征的开始。是迈向民主、自由、科学的开始。当时我们还年轻,谁也想不到后来还会出那么多事。 可以说,高考成了分水岭,由于山的阻隔,少数知青去了山的那边,大部分知青留在了山的这边。 考进大学的知青,成了天之骄子。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急需人才,知青大学生成了香饽饽。知青中成为作家的比较多,因为成本低,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那些奇特、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成了他们取之不竭、用之不绝的创作源头。 同样多的是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农村生涯,让不少知青学会了忍耐、有毅力。同时,使他们懂得了农民,懂得是什么是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一些人选择政治,是找对了行当。 做小生意的不算,知青中做大生意的不多。因为在土地上劳作,大部分知青都比较朴实、憨厚,心眼不活。 而知青中成为科学家的更少,这里的理由显而易见。后文我还要专门谈到。 以上这些都是少数。 在此,我声明,本文不在少数成功人士身上多花笔墨,而要更多地着墨于默默无闻的大多数。 大多数人在干什么呢?这里,我主要以上海为样本展开分析,其他城市应该差别不大。 那个时期。大部分回城知青处在尴尬、困难的境地。大学的门槛他们跨不进。部队不需要他们去扛枪,再说他们也过了扛枪的年龄。工厂也不需要他们,大型国企则有自己满满实实的工人队伍。一时间,他们成了多余的人,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定位的人。既然他们是以病退的名义返城的,那么,他们则必须继续扮演一个老老实实的病退者。
除了少数幸运者以外,大部分进了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他们注定在一个家庭妇女集聚的平庸无聊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一生,直到自己也变成一个老妇女和老男人。 记得史铁生写过此类小说,那个窄小的和那些无聊、琐碎的话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工作十分枯燥,折一个纸盒,穿一个纸牌,绕一个线圈,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以前,他们在广阔天地,尚有发烫的热血和狂狷的野心。现在,琐碎、渺小的工作在天天磨损着他们,而微薄的薪金只够糊口。他们的血慢慢凉下来,野心也随之消失,背慢慢驮起来,眼神变得迷离。 我看到过一些文章,批评老三届,说他们不思进取,不懂个体的意志和生命力,开口就是我们知青整体,我们老三届全体。我觉得这文章的用意是好的,然而,我更愿意为大部分知青作一点申辩。不是他们不思进取,不张扬个性力量,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禁锢思想、毁灭教育的原因,老三届的大多数人没有形成个体的内力和定力,来对抗可恶的社会。 所以,他们总习惯说,我们老三届,我们知青……内心深处,他们还是信奉“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旧式的真理。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可以说,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大部分中学生已经注定了他们的一生,注定了他们将远离现代科学文化,成为弱势群体的命运。从毁灭现代教育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红卫兵在毁灭文化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当然,这并不否定他们寻找生活欢乐和人生价值的努力。
那个时期,中国的发展远不如西方国家。于是,一些不甘心于生产组的知青,开始了另一种插队:洋插队(这里不包括知青大学生到西方去留学)。由于他们有了第一次插队的经验,所以,他们并不显得特别的紧张和恐惧,很快就在异国他乡扎下来了。这里,我以上海青年去日本为例。他们也打着留学的名义,但是,谁都清楚,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们很快发现,土插队和洋插队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能赚钱,前者赚不到钱。 于是,他们发疯似的打工,一个人打两份工,三份工,四份工……上课只是点个卯,装装样。我认识不少洋插队的青年,那时,他们时时在狂热和亢奋之中,目的明确了,什么都好办。据说有一个很赚钱的工作,那就是“背死尸”。一个日本人死了,如果他住在高楼,就不能再使用电梯,必须有人把他从高楼背下来,出价都不菲。没有人会热爱背死尸,但热爱赚钱的大有人在。久而久之,背死尸成了洋插队者的一个专用术语。 亢奋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他们开始回国了,但赚到了第一桶金。就这时候,上海的经济开始起飞了,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了,洋插队者恰逢其时,带着第一桶金投入,买房子,买商铺,若干年后,获得惊人的收益。他们是插队的幸运者。
此时,我们不得不进入一个沉重的、颜色灰暗的话题:下岗。 在读者留言中,不时有人写道,你为什么不写下岗?这是另一次下乡,是更惨痛的下乡。 不是我不写,或者有意回避,是因为我了解不多。后来补了这一课。 我的结论是,一个既经历了下乡,又经历了下岗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没有被击垮,没有沉沦,还有所建树,取得成绩,那就是更了不起。
下岗和下乡一样,但又不一样。我们下乡时都是青年,单身一人,没有负担。苦,不过苦一个。而下岗者都是中年以上,有的近于老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筐。他们大都在国企,是顶替父母进来的,相比生产组,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好好端着一个饭碗,突然就砸了,让回家了,能不凄惶吗?他们有过下乡的经历,心理脆弱,现在是在受过伤的地方再次受伤。而且,当时社会,已经冒出一批暴发户,面对像礼花绽放一般炫目的光亮,这些老知青心底黯淡无光。有的人自暴自弃,有的人患上忧郁症……也有人被逼到绝路上,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当然,政府有政策,强令企业执行,下岗少有吃不上饭的。但是,因为没有新技术新知识,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抛向了社会底层,有一个工作大都是他们担当:保安。小区保安,社区保安,公司保安,图书馆保安…… 说句公道话,虽然有政府的政策,但是大部分下岗者得到的补偿,和他们以往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不少企业的领导,出于卑鄙的目的,内外勾结,使出各种手段,一心谋求私利的最大化,他们对下岗者的要求往往是敷衍了事,一推了之。这种恶劣行径,很少有人追问。 现在,一些企业对高管,对主要的技术人员都实行股权奖励制度,这是必要的。但是,我却没有见过对工人的奖励。应该说,现代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有过硬技术的、踏实肯干的工人和基层人员,他们也是企业的骨干。为了激励他们,也应该实行股权奖励制。 在社会分配的天平上,我们应该从倾向少数人,逐步地改为倾向大多数人。
(三) 知青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应该自问。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下三代……也会提出疑问。 如何回答? 是心里始终有伤,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的人。 是一群张冠李戴,没有多少知识,却被封作知识青年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和现代科学技术离得最远的一代。 是自古以来首次发生的故事,是按照某个理论大批复制的一批人。他们活着是活化石。过世了,就是博物馆里的标本。 他们是刻苦耐劳,忍耐力特别强的一批人。是一批特别喜欢聚会和回忆的人。 是一个受过伤,但远没有被伤到断了筋骨,站不起来的群体。我们很少见到右派聚会,因为右派是一个从肉体到精神上,都被摧残、杀死的人。而知青依然有心情来聚会。 某种意义上,知青代表了他所处的那段历史。它是一个庞大的无以名状的象征物。只有了解了那个丑陋的时代,才能了解知青运动(再次声明,这里不包括文革前的下乡)。反之,只有深刻地了解了知青运动,才能加深对那个时代的全面认识。 这几年,我参观了好些地方的知青纪念馆,参观前信心满满,有人为我们知青建馆,总是好事情。但是,看不一会,就产生了隐隐的不满和不安。随着参观深入产,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这里,有当年红火的语言和廉价的歌颂,却没有清醒的反省。有表面的光明,却没有深刻的黑暗。仅是物件的陈列,没有主题的提炼。 刻在墙上的是那首传得很广的《知青之歌》,却不写作者的姓名,变成了集体创作。而原作者为了这首歌险遭杀害,却没有丝毫提及。这样的纪念有意义吗? 现在我们知道了,当年,云南的知青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请愿举动,他们冲破重重阻碍,拦截列车,一路风餐露宿,等他们到达北京,已是衣衫褴褛,旗帜半卷,这是何等悲壮!面对上面派来调查的官员,黑压压一片人齐刷刷跪下。又让人何等不堪!是他们的行动,倒逼中央反思,重新研究,做出了终结上山下乡的决定。可是,在各地知青纪念馆,却不见一处有关于云南知青请愿的记载。这是真相吗?
因为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又远离父母,知青们普遍苦闷、彷徨、消极,这都是人性的真实表现。如果不苦闷,不彷徨,反而是不符合人性。这些情绪,在纪念馆里有真实的反映吗? 病退,是当年许多知青返城时顶着的名义,其实是对人格的极大不尊重。有这方面的丁点资料吗?不知道,反正我没有看见。 更有甚者,做出不耻的事情。不仅是我曾经批评过的知青晚会,还有一些网络上的言论,捡起被历史抛弃的语言,用貌似革命的声音,把知青运动的灵魂抽空,让它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 我们这代人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多人热衷于锻炼、养生。想长寿,是好事情。然而,如果我们的养生,是丧失记忆为代价,我们会欣然接受吗? 要想不遗忘,首先要有真实的记录。真实的知青史在哪里,活在我们千百万人记忆中。 只有千百万亲历者都写出自己真实的经历,客观、真实地评判这个时代,同时,又须有司马迁这样不宠不惊不阿、握历史大椽者担纲。只有这样,后来的人读到的知青史,才会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具体的而不是空泛的,既有感情又有温度的,而绝非是假大空和陈词滥调! 一个月前,我见了一个视频。一群老年人到香港去游行,打着横幅,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5·16通知。一个个步履蹒跚,荒唐可笑。说他们是倒行逆施的小丑,还有点于心不忍。 我忽然担心,这里面会不会有知青?真心希望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知青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厄运,不应该盲从。但是有谁能保证? 我真心地希望,知青不在“坏人变老”之列。 再来说前面提的问题。我们很少见到知青中的科学家,不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科学家的苗子,而是因为,在他们少年时,该打下科学基础的时候没打。无止境的大批判、阶级斗争耗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这和种庄稼一个道理,错过了播种的节气,他们终于成了和科学绝缘的人。
我认识几个知青,即便读了理工科的博士,还是去做生意,或者改行做投行,做律师。因为在他们的孩提时候,科学并没有在他们心中扎根。搞研究对他们来说,是勉为其难。 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必须在我们的后代中培养出真正的科学兴趣。 我有个知青朋友,他是真正的科学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担任轮值主席。他告诉我,他回国到北大、清华、中科大招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学生。现代的80后、90后、00后,也少有对科学真正有兴趣的人。他们不是什么兴趣都没有,而是对出国感兴趣,对发财感兴趣,对成功感兴趣。 天天在学校,却没有养成对学习的真正兴趣。知青走的是一个极端,90后,00后走的是另一个极端。 一个社会,只有对科学技术真正感兴趣的人增多,而不是对成功感兴趣的人增多,才可能有真实的改观。 呼唤知青,是呼唤真相的全部!是呼唤正义和尊严!显然,这种呼唤不仅仅是为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如果仅为了一些过气的老人,那就不是充沛和新鲜的,甚至会变得滑稽可笑。而这是为了下一代、下二代、下三代……每个知青都应该考虑,我们如何留下真实的历史,来告诉和启迪后来人:怎么去维护人的尊严,和那个时代彻底决裂?怎样使人获得自由、民主和科学;获得公平、公正;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要借任何理由来阻止孩子上学,中断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发展进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热烈地讨论健康,讨论养生,并身体力行。 这就是知青这个命题,今天留给我们的全部意义。
写于2017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