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清帝逊位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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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清帝逊位诏书

张耀杰

原标题：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

《文史参考》2012年02月14日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呈报给外交大臣葛雷的电文中写道：

“关于清廷退位问题：朝廷已于今夜颁布诏书三道。第一道系授与袁世凯以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全权，由其与革命党领袖进行谈判，以便商定统一南北、成立共和政府的一个共同计划；而共和将是这个国家既定的政体。第二道诏书列举为清室所接受的优待条件，双方均须将是项条件通知各外国驻华代表，以便由其转呈各该国政府。第三个诏书系训诫官民，要其对新政府各尽义务，并令他们采取保卫和平的措施。”

这里的第一道诏书，就是通常所说的《清帝逊位诏书》，其中写道：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撇开落款处的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及袁世凯等内阁大臣的亲笔署名，该项逊位诏书的正文只有319个汉字，其中包括四个层次的主要内容：

其一，所谓逊位又称辞位，意味着大清王朝是在没有被推翻颠覆和战败投降的情况下，自愿选择接受优待条件而交出其拥有正统合法性的统治权力和政治遗产的。

其二，该项诏书中最为核心也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契约的形式，正式确认了现代文明国家普遍信仰的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共和立宪的宪政法理。

其三，正是基于这种完整全面的宪政法理和宪法契约，逊位诏书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单边片面地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南中各省”，在“倾向共和”进而建立另外一个“大中华民国”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倡义于前”的正当合法性。

其四，该项诏书涉及政权交接的技术操作层面的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政制安排，只有充分尊重既成事实的一段话：“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资政院是大清王朝经过全国范围内权为民所赋的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民意代表机构，相当于当时的临时国会，其合法性远远高于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方独立各省的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及由此而来的临时参议院。由资政院选举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自然比南京方面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更加具备完整全面的权为民所赋的民意合法性和民意代表权。

按照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准惯例，被《清帝逊位诏书》称之为“南中各省”和“民军”的南京临时政府，只是“倡义于前”并且单边独立的交战团体，不仅不具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被称之为“大中华民国”的逊位承受方的合法性；而且不具备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成立的“临时共和政府”的过渡性质的合法性。

关于这一点，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比不会说英语也没有西方社会的生活阅历的袁世凯，要清醒明白许多倍。2月8日，孙中山在“清廷的退位诏书已经写好，只因南北双方的态度尚待协调，延迟未发”的情况下，向美国记者麦考密克表示说：

“我们有三亿六千万人民，我们在十五个省份行使权力——远达缅甸边境。我们有政府，但不合法。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但是，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的正当合法性。

2月14日，孙中山密电伍廷芳、唐绍仪表示：“昨十点得退位诏，即开阁议。逗夜爹凶[即夜提出]总辞表于参议院，推项城。惟退位诏书内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众不乐闻。徇电告项城，请即南来，并举人电知，畀以镇守北方全权。照此办法，众当贴然。”

到了1930年2月18日，胡汉民阅读张謇儿子张孝若编著的《南通张季直传记》初稿后，给为该传记题写书名的谭延闿（组安）写了一封信，随后被张孝若录入传记正文之中：

“组安先生惠鉴：季直先生传记第八章文字，似有可补充者。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子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退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

据主持整理袁世凯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朱批原件的骆宝善先生告知，逊位诏书中的“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话，并不是像胡汉民所捏造虚构的那样，由袁世凯“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经过南北双方反复协商的《清帝逊位诏书》的原文，是“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袁世凯只是改动了“与民军”三个字的前后位置。退一步说，即使这句话是由袁世凯在没有经过南方革命人同意的情况下临时添加的，只要经过以垂帘听政方式主持颁布该项诏书的大清王朝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的接受认可，依然具备其正当合法性。

《清帝逊位诏书》以及其他两道配套诏书于1912年2月12日连夜颁布，一举打破了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制僵局。但是，南北双方的执政掌权者孙中山与袁世凯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像被动共和的隆裕太后那样，表现出逊位让权于全体国民的精神境界，《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的“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华民国”，始终没有完整全面地建设完成。随之而来的反而是同为汉族人的南方国民党与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持续不断的国内战争。

比起袁世凯违背誓言的帝制自为，1928年北伐胜利的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更加完全彻底地走上了奉孙中山为神圣偶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训政独裁道路，从而先后出现了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以及某个伪人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极其恐怖邪恶的党之皇帝和党之天下。借用高全喜的话说，“从革命建国到和平建国，《清帝逊位诏书》并没有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通过昭示权利法案、凸显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获得人民的拥护，而是通过昭示平和价值，以逊位禅让的方式，把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宪法性蕴含呈现出来。……革命的激进主义占据主导——竟效法苏俄，创建党国体制，而保守主义的军政旗手——袁世凯最终也是包藏祸心，搞起洪宪帝制，看来悠悠天命注定了两种力量之领袖人物终究缺乏一种像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心灵，致使这场穿越古今之变的政治大变局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旋即沦入深渊泥潭，所谓‘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最终失败，看来也是极其无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