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位神秘长者谈各色人物，半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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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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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
　　
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
　　
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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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

经历了“反右”，张贤亮被扭曲了。他认为谁都欠他的，他需要社会或他人为他补偿。
　　
若“反右”再晚几年平反，可能就“没有”张贤亮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非常肮脏。张贤亮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所缺乏的，都是诚信。
　　
张贤亮与“中国第一美妇”宫雪花的交往，则是真实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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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波

曲波从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了能写的，隐去了许多不能写的，这和《红岩》类似。《红岩》里，只有甫志高一个叛徒，且地位极低，无足轻重，其实这与史实是不符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的作者却不敢实话实说。《红岩》的作者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了党组织，但也一直不愿公诸于世。
　　
曲波曾带一文工团去深山老林慰问军垦战士，去后，那些女团员就被抢了。
　　
曲波个头不高，身体瘦削，腿有残疾（是战争时负伤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见到曲波的人都很纳闷：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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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实是场悲剧。
　　
浩然晚年对此也有所悟，但他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承认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认，同样痛苦。
　　
浩然晚年称：“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其实这样的话，听来令人不由地想起某个死刑犯临刑时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真潇洒还是故作潇洒？是真愚昧，还是真汉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难以置喙。
　　
一个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他突然得到的东西超出了他的预期，难免会发昏。
　　
浩然在北京作协时，对一些老作家极不尊重，譬如对老舍就极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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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就个人而言，不喜欢王蒙。
　　
王蒙谈《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学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从维熙，不如邓友梅，甚至还不如张贤亮。
　　
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政治气味很浓。
　　
读王蒙的文字，确实能感觉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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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沈从文落难时，黄永玉并没有看望过沈先生，也不对谁说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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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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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
　　
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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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不能不汇报。毛泽东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丰是共产党吗？
　　
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