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囚 .徒-赵.紫.阳.回.忆.录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五)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接着我谈一下关于戒严和“六四”镇压的问题。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以后，决定乘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49】，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他们认为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后，便于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依然于5月13日下午组织了二十多个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从这天起，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发生。

学生的绝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支持，机关、团体、市民都卷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万，一天比一天多，参加绝食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多时有两、三千人。学生们为这种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离。当时学生带有很大自发性。虽然现场成立了指挥部，但没有哪一个头头能做出冷静的决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么权威性。现场指挥部频频更换领导人，谁的声音大、鼓动性强，就按谁的办。我们曾向学生领袖做工作，发动校领导、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没有什么作用。

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5 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其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50】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里召开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51】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劝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52】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在那几天，一些知名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党中央和我，要求正确对待学生运动，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改正对学生的错误态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邓器重的像李一氓【53】这样的老同志。所以我5月18日又从中挑选了一批信转给邓，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我的意见，希望他重新考虑。我虽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愿意作最后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这是在邓家里5月17日开了决定戒严的常委会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邱路

在 5月17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开始李鹏说他不去，当去医院的车子开动时他又赶来了，原来是他听说我要去医院才改变了主意。5月 19日拂晓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也是这样。他反对我去，并且还要中办阻止我去。我感到这么多学生绝食将近七天了，中央领导人连看也不看一下，无论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别的人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看我态度坚决，没法阻止，才改变了主意。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

我当时对学生除表示慰问外，即席讲了一些话【54】，随后登在首都各大报纸上了。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

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当时年轻学生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一篇讲话，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当然，我对学生的这篇讲话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从 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而他的讲话稿竟然写着，“5月4日以后学潮严重升级”。后来可能他们感到这个说法指我5月4日讲话太明显了，报纸发表时改为“五月初以后学潮升级”。这就公开指责学潮是我的《“五四”讲话》造成的。李鹏还向国务院各国务委员传达说我犯了错误。当晚召开宣布戒严大会之前还开了个小会，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实际上我已经被排斥在决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时决定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17 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李鹏当时摸到这个底了，所以到医院去，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说人事变动会被动。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当晚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当时，天安门声援绝食的群众大为减少，绝食也改为静坐抗议。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学生回到校园，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大部分是外地临时来的学生。

19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静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向街头，特别是实行戒严调军队进京，大大伤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进京的部队沿途到处受到市民的阻挠。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儿童躺在街上，使军队被阻在北京郊区，无法进入市内。这种僵持状态差不多有十多天。

5 月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5月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55】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56】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57】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六）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我想再说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北京发生的这一场政治风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

我拒绝出席5月19日宣布戒严的大会。这个行动大大地激怒了邓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58】、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当然没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他也没能参加。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59】。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

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启立未被撤职，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还是常委。常委中有两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三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60】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布我的问题做准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这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61】，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6月2日，王任重【62】、丁关根【63】来我家，说因我要求见杨尚昆谈话，中央决定委托他们来和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最近要召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解决我的问题，要我好好考虑做个检讨。我首先向他们解释了同戈尔巴乔夫谈话问题，接着我提出不知现在中央机构是怎样运作的？五个常委，除我之外，另一个也靠边站了，现在开会是哪些人参加？王任重说，常委没有改选，最近也没有开常委会。我说我三天病假以后，不让我参加工作，可以理解，让我靠边站也没意见，就是将来不要说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杨尚昆也是要谈这个问题。关于准备写检查问题，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到处批我，不和我核对事实，批判材料根本不与我见面就到处发。在这种情况下，检讨怎么写？如果将来我还有讲话的机会，我认识到的问题会做自我批评的。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有两个多小时。我讲的比较多，讲了对4·26社论的看法，5月3日对青年代表的讲话，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严大会的有关情况及看法。最后我强烈地提出他们拘禁鲍彤的事。鲍彤是5月28日被组织部叫去谈话【64】，一去就没有回来。并同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我当时就叫秘书给宋平打电话表示反对。这次我对王任重、丁关根说，如果认为鲍彤有什么问题，组织上可以审查，但应按《党章》和法律手续处理，党组织没有权力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组织部长更没有这个权力。现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过去搞运动的办法了，要求他们向中央反映。这次谈话，他们认为我的态度很不好。

6 月17日王任重和丁关根又到我家，说6月19日中央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我的问题，要我虚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话刺耳，也要保持冷静。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过多地辩解。我当时答复说，既然是解决我的问题，总要给我讲话的机会。丁关根还要我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在会上有一个好的态度。王任重还向我透露，内定还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和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并说我上次对隔离审查鲍彤的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了，现在对鲍彤是监视居住，合乎法律手续【65】等等。看来他们这次来的目的，一是通知我开会，二是劝我会上不申辩或少申辩。

从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关根到我家，告诉我开会解决我的问题，并说邓对他们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要他们好好准备文件，文件准备好就开会。这简直是很大的讽刺！其实，我早已被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地非法软禁起来了，非法隔离起来了，早已非法剥夺了我的总书记职务，还说要合乎手续。这说明他们心虚，怕外界议论。他们本来准备早些开会，也因“六四”推迟了。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6月19日至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66】的严重错误，建议撤消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会开始时邓未到场。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两句话，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我的组织处理。王震的发言主要是说，邓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10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钟。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我当即离开会场。除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动。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消了。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撤销我的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撤销了。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但我发言时邓小平、陈云不在场，所以估计他们又报告了邓和陈。

对于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但《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对处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67】也明确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由于我进行了申辩，就加重了对我的处理，这是完全违反《党章》和党的规定的。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我本来想在表决时发表一个声明：“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68】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后来一想，许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邓小平、聂帅【69】等等，我发一个声明，会更刺激他们，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但在表决决议稿时我不仅没投赞成票，而且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说：对撤销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声明后，在场的人，包括邓以及主持会议的李鹏，都没有作声，大概他们也早有精神准备。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七）

这次政治局会议表决对我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事，还不止这些。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过什么程序决定的？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常委会没有我和启立参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里说过，最近政治局没有开过会议。所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怎么定的，谁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党章》明确规定，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主持，对我还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撤消职务，就剥夺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而由李鹏主持，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决时邓小平竟然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加表决。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吧！当时李先念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长期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70】影响的一些老人，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一回事。我现在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不知将来党史如何记载这件事？

6 月23到24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会议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组会（我被分配在华北小组），在小组会上听取了几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简单表了一个态。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对我的问题有个发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略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会上的发言）已交全会秘书处。我希望把我的书面发言印发给到会的同志。当时王忍之【71】也在这个小组，他说中央已同意印发给全会。可是实际上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印发，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陈希同、李铁映【72】联名批判我发言的发言，反倒在我的发言以前就印发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到会的人先看到批判我发言的发言，我的发言直到会议将结束时才印发，而且马上又收回，所以许多人恐怕没有仔细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发言。

会上还印发了一个所谓“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办名义发的，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国内外反动力量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打倒邓小平的预谋者，并且完全无中生有地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动乱的学生们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泄露戒严的军事秘密。很明显，发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是要在全会上制造一种舆论，我确实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污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按照《党章》的规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这很清楚，在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压力下，公开举手表决，当然很多人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有些人不赞成也不得不举手，所以造成一致通过。但是需要指出，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当时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压力下，而且已经对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这种情况下举手表决，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复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我想大致不会坐牢，因为我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象我这样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外有些影响的人，他们总不能完全搞秘密审判。所以我考虑，下台是肯定的，最多开除党籍，坐牢不至于。在我们这种政治体制下，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开除出党，象我这样留在党内也不会真正有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开除出党也并不影响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抛弃了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倒批臭和混淆两类矛盾、随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在这里要说一下关于5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73】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74】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4.25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75】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5 月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当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但信写出后，没有下文。
我至今【76】仍然希望在他离世前（这是我七年前写的记事），能够了解我同戈那段话的真实原因。这不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后对我的问题能有什么松动，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会有任何松动。我只是想让邓知道，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我，尽管拒绝接受他关于学潮的决策，但并不是一个在紧急关头牺牲别人而保护自己的人。我想这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他带着这个误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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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内容分析，这一系列录音带是在2000前后录制的。“七年前”当指1993年。

【2】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89年6月23日-24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六四”镇压以后，以巩固政权、将镇压“合法化”为目的而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李鹏作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彻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决定对赵紫阳的问题“继续审查”；免去了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了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3】见附录四《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4】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学潮，持续了整整50天，最后在邓小平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5】新华门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位于北京西长安大街。原名宝月楼，清朝乾隆年问所建。

【6】1989年4月22日，中共官方举办的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扬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

【7】见下文。赵紫阳：“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

【8】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9】李鹏（1928-）：李硕动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文革后任水电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李在政治上聪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聪从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李鹏力主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10】“常委”指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5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11】1989年4月下旬，赵紫阳按照双方早就商定的日程，率领代表团访问朝鲜。代表团4月23日下午离开北京，4月30日上午回到北京。

【12】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0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共元老（所谓“党的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赵紫阳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专制的底钱，是改革年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邓小平个人的倾向对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13】乔石（1924-）：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任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

【14】4.26社论：1989年4·26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15】李锡铭（1926-）：河北束鹿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6】陈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颌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17】万里（1916-）：山东东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 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8】“官倒”是198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提法，指官员（或官员的亲友）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官价和市价并存，官价低，市价高）的特殊条件下倒买倒卖牟取利益。这是当时官商勾结进行腐败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六四镇压以后，完全失去了民众监督，腐败变本加厉，小打小闹的倒买倒卖，逐渐为公然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土地、垄断关键性行业等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所替代，“官倒”一词也随之逐渐淡出。

【19】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中共1957年“反右斗争”的根据。自此一直为中共所奉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鲜有异议的“天经地义”。

【20】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当时中共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学潮中，杨尚昆开始支持赵紫阳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小平的武力镇压决策。

【21】 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包括市民、工商界人士等参与的从北京开始遍及全国的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示威活动。事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西方各国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西方各国面前显得软弱，激发民众的愤怒之情。五四运动影响深远，是中国激进派知识精英疏远西方模式，逐渐接受俄国革命理念的转折点，为中共最后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及社会基础。

【22】毛毛（1950-）：毛毛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23】“五四”青年节讲话的起草人是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鲍彤是修改定稿者。

【24】鲍彤（1932-）：浙江海宁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反对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7年。

【25】 “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是他进行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谓阶级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制度性地要求全民在共产党执政实行公有制的条件下，不断搜索和铲除“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内乱以及灾难的政策根源。

【26】中国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民主党派”是中共绝对权力的附庸。

【27】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文革中下台。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8】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人。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工作。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反对进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29】王震（1908-1993）：湖南省浏阳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 任国家副主席；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30】袁木（1928-）：江苏兴化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镇压的喉舌。

【31】何东昌（1923-）：浙江诸暨人。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三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2】阎明复（1931-）：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33】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文革前长期做贸易工作，是陈云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张并促成了武力镇压学生。

【34】费孝通（1910-2005）：苏州吴江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5】孙起孟（1911-）：安徽休宁人。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6】雷洁琼（1905-）：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7】丁石孙（1927-）：江苏镇江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38】许嘉璐（1937-）：江苏淮安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39】王瑞林（1930-）：山东招远人。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小平秘书；1978年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1995年任中央军委委员。

邱路

【40】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苏联政治家。1985-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41】下文称《“五四”讲话》，指作者在1989年5月4日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上的讲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央问题”的主张就是在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见附录二。（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5日）。

【42】胡启立（1929-）：陕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启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43】许家屯（1916-）：江苏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满中共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44】“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是指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三人。

【45】芮杏文（1927-2005）：江苏涟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89“六四”事件之后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46】《世界经济导报》创刊于1980年6月，由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钦本立（1918-1991）任总编。

【47】钦本立（1918-1991）：浙江长兴人。著名报人。曾任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1989年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肃停职。“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48】江泽民（1926-）：江苏扬州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

【49】具体时间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50】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51】指1989年5月19日晚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会上李鹏作了讲话。

【52】指赵的秘书李树桥。李树桥（1944-）：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53】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中顾委常委。

【54】见附录三《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55】彭冲（1915-）：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56】玉泉山位于北京颐和园西侧，得名于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为清代皇帝及皇室专用的饮用水。玉泉山自毛泽东时代起被隔离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别墅建筑群的所在地。

【57】吴学谦（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58】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人。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小平的党内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59】中国当代政治衍语中“司令部”指被认为与最高颌袖意志相违背的党内派系。起源于文革时期毛泽东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60】宋平（1917-）：山东莒县人。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 六四”事件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泽民和李瑞环，填补了赵紫阳、胡启立的空缺。

【61】温家宝（1942-）：天津市人。1986-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62】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1978年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63】丁关根（1929-）：江苏无锡人。邓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64】198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以“常委开会”的名义，召鲍彤到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室。宋平谈话之后，鲍被送到秦城监狱。中共中央常委当时没有开会；宋平也不是常委。

【65】鲍彤是在5月28日被投入监狱的。由于赵紫阳6月2日要求中共中央不得违反法律行事，有关部门才受命在6月10日补办了对鲍进行“监视居住”的手续。但把国家监狱作为“监视居住”的场所是骇人听闻的；而事后补办手续，更加证实了原来把鲍投入监狱的非法性。

【66】“支持动乱、分裂党”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给赵紫阳的定性。会后的公报中说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六四”事件）中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

【67】1980年2月29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中共党内结束毛泽东时代领袖利用个人权力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清洗党内异己的关键性文件。

【68】在中共词汇中，“三中全会”一词，不仅指1978年12月22-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包括了11月10日起召闭的、为它作准备的、长达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这个准备会议决定了中央全会的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历史上应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69】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帅。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70】 “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是中文的歇后语。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问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定的行为准则可以限制他。这次谈话是毛泽东自己承认浚驾于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标准之上的直接证据。

【71】王忍之（1933-）：江苏无锡人。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72】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73】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74】金日成（1912-199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75】中国某些皇太后有代替年幼皇帝执掌朝政的做法。因男女有别，皇太后座位前加帘子，坐在皇帝身后接见群臣。最著名是清代慈禧太后，现代中国人依然记忆犹新，是以模拟没有正式职位的最高领袖邓小平为垂帘听政。

【76】“今”应当指1993年前后。邓小平去世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八）

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连续三年多对我的审查和对我实行软禁的情况。

十三届四中全会撤消我的一切职务，并作出了还要继续审查的决定，这本来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就没有必要继续审查。如果认为问题没有查清需要继续审查，就没有理由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这可以说是给我的特殊待遇。

从 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对我的审查一直进行了三年四个月。在整个审查期间，我失去了行动自由。他们一方面说对我的审查是党内的性质，一方面却无视国家法律规定，对我实行软禁。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党内不准用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对这种粗暴践踏、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知他们将来做何种解释。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关根约我到中南海怀仁堂【77】谈话，向我宣布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陈野华【78】、李正亭【79】参加的项目审查小组，负责对我的审查。9月29日王、陈、李三人约我在警卫局礼堂谈话，这是专案组第一次同我谈话。以后再也未见陈野华和李正亭，据说是专案组改组了，陈、李二人不参加了。但对他们为什么改组，我不得而知。

随后王任重又单独约我谈过三次话：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他还写给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我也给他回过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 日一次。

通过上述谈话和信件，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分别作了说明和澄清。对我的审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动乱中有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泄露消息外，主要审查我为什么采取和邓不同的立场、方针？其动机是什么？以及要我承认错误。另外还要清算我在台上几年来姑息、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们最有兴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他们从海外报刊上摘引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观臆测，说什么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了一股 “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我，因为我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还把所谓新权威主义【80】的问题也扯到里边，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我作为他们的新权威，《河殇》【81】电视片就是为我造舆论的。认为我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是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等等。还认为我是因为国内政治、经济困难，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为了推卸责任，捞取资本，而利用学潮达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所发的所谓背景材料，以及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六四”报告【82】，李先念等人的发言，王任重给我的信中，都尖锐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责问和指责。

我在同王任重的谈话和通信中，也着重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和澄清。

第一，1988年以来，国内外并不存在“倒邓保赵”风。这不过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那个时期确实有不少谣言，但不是倒邓而是倒赵。关于我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邓施加压力，要求换马等等，国内外议论较多。我写信向他们说，当时国内外的舆论一直把我的命运、政治前途，与邓连在一起。“ 倒邓保赵”是连不在一起的。倒邓不能保赵，保赵就不能倒邓。

第二，正是在到处议论“赵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不能直接过问经济”，“已经被架空”等等这些流言时，邓多次反复向我交底，说不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变动，甚至说要我再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后，邓和李鹏谈过一次，他要李鹏分头转告各位常委。因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会上，李鹏、姚依林就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有些批评，有些责难。后来李鹏在找邓解释这件事时，邓就向他说了，意思是保我，要他们支持我。1989年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当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他还说，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难，不好搞；通过他这样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当时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做，你现在挂在这里，对我有好处。现在我们经济工作还有些问题，物价不稳定，有些波动，无论如何现在不要提这些问题。目前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的工作。这是 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过春节前谈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访朝前到他家谈访朝问题时，他还向我说，等我访朝回来后，专门开会谈一下要我搞两届的问题，不仅现在格局不能动，而且下届总书记还要我搞，此事他同陈云、李先念谈过，他们同意了。现在邓还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谈话通信时），他可以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有地位不稳的感觉。

第三，我并不认为经济情况很糟。应该说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明显提高。1988年出现了通货膨胀，情况也并不是那样严重，我也不认为很难解决，并不存在我因经济失败形象不佳，利用学潮捞取政治资本、改善形象的问题（经济形势那一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我至今还认为不像一般人说得那样严重。因为事实证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现了市场疲软，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第四，我给王任重写信时讲，我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不会不了解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利用学潮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无论如何不会幼稚无知到这种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是对学潮的性质和镇压将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不同。我要对历史负责，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这大概是我对王任重追查我的动机几次谈话和写信的回复中阐述的观点。

在王任重的几次来信中，对我指责最严厉尖锐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着12月8日又谈了一次，以后情况出现了某些缓和。可能是他们经过半年调查，发现他们的分析判断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2月14日［编者注：1990年］，王任重还要我谈一下对苏联东欧剧变【83】的看法，事先还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机构写的有关材料。王劝我写个好的检查，还透露有些人主张开除我的党籍，有个检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审查这么久了，希望能早日结束。我认识到的在四中全会的发言中已经检查了，再检查还是那些话。我还提出，对我的审查应注重调查，核实材料，不应纠缠在什么态度问题上。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我的发言的态度不满意，已经加重了处分，现在还搞态度？

王任重最后一次约我谈话是5月2日。在这之前，2月20日，我曾给邓又写了第三次信。（我给邓写信，第一次是转送一些老同志的来信要求他重新考虑对学潮的方针问题；第二次是解释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结束对我的审查。）王任重见我后就说写给邓的信知道了，不久将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84】，不过他说这次全会还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甚至还说了一句：解决你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全会。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总之他说这次还解决不了，他还说对我的审查材料很快会同我见面。这次谈话气氛很缓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转来项目组对我的审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整个材料共有三十条，先别说其中很多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这三十条全部是事实，也难以给我戴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

6月27日我给王任重复信，送去对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见。我对三十条中的十二条提出了反驳。从此以后，王再没有来找我谈话，也没有任何人来核对材料，实际上是对我的审查不了了之。

后来我得知，项目组将材料上报后，中央领导人原来曾考虑在1990年亚运会【85】后宣布结束对我的审查，但因为怕引起国内外的反响，怕我恢复自由后外出活动，再加上几位老人的坚决反对，因而对我的问题拖而不决，长期挂起来，以继续审查为名，对我实行软禁。

我于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后给江泽民、李鹏及政治局常委写过三封信，内容都是要求早日结束审查，尽快结束软禁，恢复人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届四中全会宣布对我审查以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不相信问题仍然没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决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从 1990年6月以后，没有人找我谈过审查问题，也没有人找我核对过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没查清，为什么不问一下我，我可以帮助搞清楚。这种以继续审查为名，久拖不决，继续挂起来，对党、对我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还向他们指出，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负责人多次对中外记者宣布，说我是自由的，没有被软禁，甚至连半软禁也没有，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你们应该是了解的。从四中全会以来，我一直长期被软禁在家里。对有不同意见或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动辄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过去虽然曾经有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强调法制建设的今天，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重复了。因此要求无论对我的审查是否结束，应立即结束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我写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他们的方针是：不予理睬。

邱路

实际上，他们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开始了。但从来没有向我宣布过，更没有文字的东西。为了证实他们对我的限制，同时，也因为我长期关在家里有些发闷，所以1990年10月亚运会召开之前，我自行决定外出打一场高尔夫球。当中办警卫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这里的秘书劝阻，说“没有说可以外出”。我说：没有人说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规定来看看。他们既不拿出文字规定，又不让我外出，便告诉司机届时不能开车。我表示如果司机不开车我坐公共汽车去，他们当然害怕这会引起舆论轰动。当时江泽民、李鹏不在家，他们便请示乔石，乔石也不能作主，要警卫局根据情况办，结果他们还是同意司机开车，同时也派了一辆警车来。我在昌平高尔夫球场（中日合资的球场）打球后，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随即日本及其他外国驻京记者都知道了，当天就发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港台报纸都公布了。香港电视台还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放了我以前打球的录像。这样，当时在成都的江泽民和李鹏都非常紧张，批评追查是谁批准我外出打球的。
一场风波之后，他们便以中央的名义口头通知我，在审查期间不得外出，这样他们限制我的自由并实行软禁便记录在案了。但他们在中外记者面前，仍然说我是自由的，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公之于众。

1992年10月8日，乔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在场的还有丁关根、李铁映。乔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决定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我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即将结束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将写上这一内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听了之后，我向他们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对四中全会给我戴的两顶帽子：“支持动乱、分裂党”，我当时不同意，申明保留个人意见，现在态度没有变，仍然保留意见。

第二，要求中央把这一结论以文件形式在全党一定范围内宣布，这一文件在宣布维持原结论的同时，应当把这一结论的事实根据同时写出来，维持原结论根据什么事实？是不是你们提的那三十条，我要求一条一条写上去。

第三，审查结束后应立即恢复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为需要注意什么，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会尊重，但绝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规定。

乔石等对我讲的三条意见，表示要向中央汇报，结果以后再告诉我。在我讲第二条要求公布结论的事实根据时，乔石插话说：要考虑不要影响稳定。在我讲第三条恢复我的行动自由时，他们说十四大【86】会议期间，外国记者很多，你的问题很敏感，公报发表后，许多外国记者会在你的住处周围探听消息，希望我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大局。我说，十四大召开时可以不出去，他们听后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宋平还说：会后外出活动可以逐步扩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淡化。当时谈话就这样结束。

后来我听说，他们在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原结论不变的问题上，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只是讲了这么一句话，并没有把项目组审查我的报告发给大家。也就是说，审查我三年多，究竟查出什么问题，根据什么事实给我戴上两顶帽子？这些都不谈，只是说要结束对我的审查。当然，大家表示没有意见。后来在中央全会的公报上，也写上了结束审查、原结论不变这么一句。在全会讨论公报时，更是什么材料也没有发。本来，对我的审查是全会作出的，现在全会宣布结束审查，理应把审查的结果向全会作一个交待。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召集人会上说，这件事向各小组说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全会根本没有讨论我的问题，大家对公报表示同意。总之，审查三年，没有材料，结论不变。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九）

乔石在向我传达政治局的决定时，是按稿子讲的，他念稿子的时候，我原想记一下，但他讲得很快，我怕记不下来，向乔石提出，是不是把记使我觉得，在对我的处理上他们情绪比较紧张，顾虑很多，说话小心谨慎。乔石录稿给我一份。乔石说可以，当场告诉记录的同志，说记录稿给紫阳同志一份。但事后我叫秘书打电话要这个记录稿时，又说不给了，也没有说什么理由，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考虑到上面这些情况，我担心我讲的那三条声明，他们是否会原原本本地上报，因为这三条，话讲得不好听。所以回来以后，我又以备忘录的形式，把我这三条送给他们。当然，这些都没有下文。

总之，他们结束对我的审查，无论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会也好，什么材料也没有发。审查三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不把审查的事实加以公布？实际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话……［编者注：此处录音不清］。

经过三年多的审查，究竟查出什么问题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审查我的三十个问题的材料给我，并给我写了封信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写在材料上，退给他。材料的题目是《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其中列出的三十个问题是：

（1）4 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直到4月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87】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颌。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呼应。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5月11日，他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 月3日，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 ”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拒绝。

（5）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88】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 月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扬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月3日上午，赵紫阳与扬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9）5 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月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喊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赵紫阳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邱路

（12）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5月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5月12日，胡启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并上街游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促使声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月21日和5月2日，赵紫阳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89】同志谈学潮问题。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14）5 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次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但赵紫阳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腐败的意见。5月10日政治局召闭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月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 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 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18）5 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他反复强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但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 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次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无法执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90】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有泄密行为，他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
（23）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同志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釆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赵紫阳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 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5月21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月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月21日，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

（29）赵紫阳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91】、陈一咨【92】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以上就是他们经过长期审查以后，认为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所谓事实和证据。这三十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在对我的审查结束后，他们仍然长期对我实行软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在审查期间，把我关在家里整整三年，现在既然宣布审查结束，当然应该基本上恢复我的自由。在乔石、宋平找我宣布停止审查决定时，我就提出恢复人身自由问题。他们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讲逐步扩大，逐步淡化，实际上就在宣布结束对我审查时，很快就作出了限制我行动的六条规定。

开始他们一方面作了六条规定，另方面，可能是有点心虚吧，怕被外界抓住什么把柄，怕国际上或舆论界曝光，所以一直不公开拿出来，不和我见面，只是让中办警卫局和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来执行。当然在我这里工作的同志只能按上面的指示办，但又不好说是上面的规定，总是找一些理由和我纠缠。所以有一段我和他们常发生一些摩擦、矛盾。因为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后来我也看出这不是他们的事情，而是上面有交待。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把规定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让我明白。比如解除审查后，我就提出冬天去广东休息一段。因为我气管有毛病，北方冬天干燥，咳嗽很厉害，到南方会好一些。但他们说彭定康【93】正在香港搞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形势非常微妙，去广东不方便【94】我觉得很可笑！彭定康在香港搞什么是外交的问题，与我到广东有什么关系？他们说你不要去广东，可以到广西、云南、贵州。于是我决定去广西，但临走的时候他们说，到广西只能到南宁。这就奇怪了，原说可以去广西，现在变成了只能到南宁，事实上我到南宁后，他们千方百计不让我到其他地方去。

我从广西回到北京后，想到昌平高尔夫球场打一场球，结果不让去。我问这是哪里规定的？他们也不说，只是说不能去。我把警卫参谋王统海找来，我说我要发一个声明，声明内容是：今天警卫局阻止我去昌平高尔夫球场打球，甚至连去年12月允许去的顺义球场（也是日本搞的球场）也不让去了。我认为这是警卫局一种越权的行为，是违反中央精神的。还说什么让我顾全大局，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去年十四大期间，乔石等四位领导同志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审查结束应恢复我的自由。至于行动，我会注意到影响的，中央领导有什么建议，我也会尊重。但限制我自由的任何硬性规定我绝不接受。当时四位领导同志对我的表态没有提出异议。今天我不知道警卫局根据什么阻止我去打球。今后再有这种阻止行动我绝不接受。我让王统海原原本本向上面转达我的意见。另一次，我要去养蜂夹道【95】打台球，开始他们不同意，我坚持要去，他们又说司机不能开车，我说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去！这样闹了一下，他们就答应我去了，但规定每星期只能有两个上午可以去。我去了两三次，但没有见到任何人，后来搞清楚了，这是他们清了场，不让别的同志来玩，变成了我的“专场”。为什么要这样？养蜂夹道俱乐部是老干部的俱乐部，他们就怕我见到那些老朋友、熟人。当然他们也不会幼稚到以为我一见到这些人就会发表煽动言论、组织串联。所谓怕影响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出现，让人家忘掉我，让我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怕所谓的不稳定影响，似乎一听到我就不稳定了。

因为老在这些事情上摩擦，和我打交道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老是劝阻我的活动，又不能说是上面的意见。大约他们觉得，老是这样也不好办，不如把事情说明了好。因此派中办党委的孟宪中，大概是党委副书记或书记，向我传达中央办公厅几点意见，就是限制我活动的六条规定。其中四条是明确限制性的：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近期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这就是说，我只能到一个地方，即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由于这是中央限制我个人自由的正式规定，所以我就给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一）6 月25日中央办公厅党委副书记孟宪中同志向我宣读了经中央批准限制我行动的几项规定。我才知道自去年我的问题了结以后，仍对我个人行动有诸多限制，是按中央批准的规定实施的。但我认为这一规定是不符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的，也是违反“党内不准用超出党的纪律和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的原则的（见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条”）。因此，我要求中央重新考虑撤消这一规定。

（二）规定中不准我近期到外资、合资所办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不准我目前到沿海地区行走。我不知道这个“近期”和“目前”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规定是在去年10月作出的，现在已过去了8个月，难道“近期”、“目前”的时间限制还有什么意义吗？

（三）就半年来对我行动的实际限制而言，也超出了这一规定的范围。比如规定不去沿海地区，为什么今年初我去广西时，只准在南宁一地，不准到其他地方去？又如，规定在北京不到繁华人多的地方去，为什么我去养蜂夹道打台球也要限制时间呢？难道老干部俱乐部也属于繁华地区？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当然，这封信发出后没有下文，一概不予理睬。

这里还要说一下，他们对这类事总是非常紧张。派孟宪中来宣布六条规定，我要求看一下文字的东西，他说只能向你宣读，文字规定不能给你。我要秘书记一下，他不好说不让记。记录写出来后请他看一下，他说他不看，你怎么记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看。总之怕将来万一曝了光，泄露出去，他就会说这不是他们的事情。所谓防止出乱子，防止后遗症。这很不正常。

他们说在家可以会客，除了记者和外国人。但实际上凡事先没有联系的来人，一概不让进，也不向我通报，统统让人家走人，所以什么人来过，我根本不知道。有些人是我知道告诉他们的，但要经过同意，要看身份证，要登记，尽量加以限制。我这里本来就是多是多非的地方，加之要有那么多手续，有些人嫌麻烦也就不来了。所以我这里是门庭冷落。

到外地更没有人找我。除管接待工作的人和省市主要领导以外，都严格保密、封锁，不让人知道。比如广西我有个老熟人贺亦然【96】同志，大概是政协主席吧，要见见面，但不让见。又如安徽有个老朋友刘正文【97】，现在去世了。我到合肥他第一次打电话要求见我，回答说我到外地去了，第二次打电话，又说我已走了。总之怕我见人。有次到四川，有些市、县的同志知道了，要来看我，此事反映到中央，中央批评四川，为什么不好好保密，那么多人去找赵？

这些年除1997、1998年冬春外每年冬天都外出。为了去广东，我大约写了七封信给江泽民和政治局，但从无下文。他们不回信，只是叫办公厅告诉我不要去广东，可以到其他地方去。1993年1月去广西南宁，回来时路过长沙；1994年去贵州，后来到四川成都住了一个时期；1993年到黑龙江呆了一段；1994年去长春、哈滨；1995年到江西、安徽；1996年去了江苏无锡、镇江；1997年去了杭州，后来又到四川；1997年冬、1998年春没有外出，呆在北京；1999年先到杭州，后到烟台；今年即2000年1月，先到桂林，后来又到了四川。外出活动范围在逐步扩大，除了每年要求去广东、海南未获得同意外，1995年要求去无锡、苏州也不同意。1999年冬、2000年春我本来要求去广东、海南、福建，都不允许去，于是去了广西，回来时又到四川。

所以我想，他们说不要去沿海地区，实际上是为广东作陪衬，只说不许去广东，那不是太突出了吗？烟台、杭州不也是沿海吗？但可以去，就是不让去广东。为什么怕我去广东，我也不知道。

1995年春天【98】，陈云同志去世，我当时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我很悲痛。尽管在改革开放方面他的一些主张我并不赞成，但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当时我很想到陈家去吊唁，表示我的心情。当我向中办提出来，不久中办答复说不方便去，结果没有去成。事后得知在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中办曾与陈云同志家属联系，想借家属的意见阻止我去。但家属表示同意，中办没办法，只好直接告诉说不方便。这些事情他们总是不允许，又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对我的限制。

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时候【99】，我在杭州休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悲痛，立即打了个电话给中办同时让他们转告中央领导人，一是表示我的哀悼，二是要求立即回北京参加吊唁。中央很快答复我，说现在不搞什么遗体告别仪式，要我不要回北京。1997年5月份，我从成都回北京的路上听到彭真同志逝世【100】。一回到北京，我就给彭真家里打电话，说要去吊唁，我又给警卫局打电话，说要去彭真家。中办知道后，立即派孟宪中到我家，劝阻我去彭真家吊唁。盂说：“彭真家里没有设灵堂”，又说了“要顾全大局，注意影响”。我对孟当面撒谎的做法非常生气，当时发生了争吵。老同志去世了，去悼念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什么可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