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囚 .徒-赵.紫.阳.回.忆.录

邱路

现在谈一下我给党的十五大【101】写信的问题。

1997年9月12日，我把给十五大的信，通过中办秘书局转给九个人，请他们转给大会。除七个常委【102】外，一个是杨尚昆，一个是万里，因为他们是当事人。这封信是通过中办秘书局转送的。事后得知，至少九个人中有两位没有收到，一是杨尚昆，一是万里。至于七个常委我想可能是收到了，我是请他们转交大会的，结果完全被封杀了。

现在，我把信的内容说一下，因为外面有些传闻，说我写了这个写了那个，有的还并不确实。原信如下：

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们：
这次召开的十五大，是我们党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再过两年多时间，就将进入二十一世纪。值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请允许我向大会提出一个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的问题，请予以审议。令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回答。
第一，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釆取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当时的武装镇压虽然迅速地平息了事态，但不能不说人民也好，军队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为当时的那种决策和行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及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出现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长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
第二，对那次学潮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这样的结局。我现在仍然认为釆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大家知道，当时学生中的多数是要求惩治腐败和促进政治改革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颠覆共和国。如果我们不把学生的行动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釆取耐心的协商、对话、疏导，事态是可以平息下去的。这样就不仅能够避免流血冲突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
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现在全国形势尚属稳定，思稳怕乱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人们当年那种激动情绪也逐渐趋于平静。我们党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出重新评价 “六四”事件问题，并主持进行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来自不同方面极端情绪的干扰，而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向理性、宽容、和解以及严格遵照解次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就既可以使历史难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希望我们党审时度势，早作抉择。以上建议，供大会审议。
赵紫阳
1997年9月12日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一）

我这封信没有对外散发，也没有通过什么人外传。但境外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封信，这下子就惹了乱子。很快孟宪中就来找我，说全国形势大好，要我不要影响大好形势，要我遵守党的纪律，意思是说我不遵守纪律。我当即问他们，我是共产党员，《党章》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利向党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说，“六四” 已经有了结论了。我说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不要重新评价“六四”，代表大会是有权作出决定的，即使过去作了结论，也可以重新评价，当然也可以重新肯定。这是代表大会的权力。党的任何决定都可以在代表大会上讨论。他们说，写信不应该扩散。我说，我就是写给九个人，而且是经过秘书局转的，我倒要问，我请转的信搞到哪里去了？谈话当然很不愉快。

正在这时，雍文涛【103】同志逝世了。我们是老战友，曾在广东一起工作，我要去吊唁。以往除中央领导人外，部长一级的人去世了，我还可以去吊唁。但这次他们说，因我不遵守党纪所以不让我外出。接着完全不准外人进来，不能会客，甚至比审查期间还严。广东一个老太太原本是我们家的保姆，现在年纪很老了，千里迢迢从广东来看我，被挡在门外几个小时。甚至连我老伴上街买点东西回来，门口警卫部队也要检查她的小包。这就显然不是值勤部队的事，至少是中办的规定。于是我就给中办写了封信。内容如下：

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

你们好。最近中办警卫局通知这里的执勤部队，禁止我会客、外出和打球，连参加一位去世同志的吊唁活动也被禁止，甚至远道而来探亲的亲戚，也被阻于门外。而这些连十四大后制定的限制我活动的六条规定也是允许的。这就是说，对我实行了五年的半软禁，又升为完全的软禁了。

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显然，这一决定不是出于警卫局和执勤部队，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原来的规定己作废，有了新的规定？却至今没有向我宣布。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软禁起来，不能不说它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即使违反了党的纪律（何况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党组织可以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给我党纪处分，甚至开除出党，但无权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剥夺我的公民权利。《党章》明文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

我作为一个公民，即使犯了刑律（也是根本没有的事），要依照法律程序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时，也只有国家的执法部门才有这种权利。这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中办系统虽然是中央的极端重要的工作部门，但它不是国家的执法机构，无权实施国家司法部门的权力。过去我们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上迷这样不讲法制的事曾屡见不鲜，也成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但那样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强调法制建设，尤其是刚刚开过十五大，就更不允许再发生上述这些事了。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104】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依法治国，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越超法律的特权，一切政府机构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我认为江泽民总书记这些话是认真的，是要切实执行的，不是讲给人听的。请问，我作为一个公民，你们随便不准我外出、会客，剥夺我应有的权利，这样做符合依法办事的原则吗？你们不正是把自己摆在拥有超越法律特权的地位吗？中办是党中央办事机构，就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难道不应该用十五大宣布建设法治国家的各项原则，同自己的行为对照一下吗？

当然，这封信也没有什么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答复，所以接着我给中央常委，即十五大新当选的七位常委【105】，每人一封信。过去写信给常委，我猜测只是一、二个人看到，其他人看不到，所以这次我给常委每人一封。信的内容如下：

（各位常委的名字）：

你们好！我在9月12日曾给党的十五大写了一封信，建议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此信想你们已经看到。自从信发出以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对于这一严重违法行为的发生，我曾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解决，但一直到现在对我的软禁仍在继续。因此我不得不直接向你们反映。

我作为一个党员，就某个问题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权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不管我的建议是正确还是错误，不管党的代表大会同意审议还是不同意审议，我都既不违反《党章》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而现在对我实行软禁，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已经把我作为触犯了国家法律的人来对待了。但我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也不知道是由国家哪一个执法部门经过何种法律程序，对我行使实施软禁的权利的？这样不明不白地随意对一个人实行软禁，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吗？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剥夺人身自由，实行软禁的事也很少有过。就在1962年毛主席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时，对彭老总【106】的万言书虽然非常愤怒，也并未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以后还分配他去了三线建设指挥部工作。而在我们党早已深刻总结了过去“左”的沉痛教训以后，十多年来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泽民总书记刚刚在党的十五大向国内外郑重宣布我党要坚持以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在中央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更为严重的伤害还在对我们党和党中央的形象上，人们不会不把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拿来同十五大宣布的依法治国的原则相对照。从而对新宣布的重大原则的可信性，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我们的后人，将来评论觉的这段历史时，也次不会把一个因保留不同意见的党员竟然遭到长期被软禁和剥夺公民权利这件事，看作是它的光彩的一页！

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引起总书记和常委同志的重视和关注。我希望发生在中央身边的这种有恃无恐的违法乱纪行为，能够早日制止。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请示覆。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这封信发出后，像以前一样仍然没有回音。

邱路

后来中办党委把我的秘书找去，对他说信已收到。第一，这不是软禁（他们很怕讲这是软禁）；第二，是由我引起的，大概是指我给十五大的信传到了境外。就这么一个答复，就算是对我的两封信的答复。事实是一直把我关在家里。

过了一段时间，直到大约是江泽民去美国访问之前，对我这里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表示。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南海保健处负责我医疗的医生到我家，毫无来由地突然对我说，你这样老困在家里不好。我笑笑说，不困又有什么办法？他说要不要我们向中办写个信反映你的问题，出去打打球？我说现在连会客都不允许，还谈得上出去打球？他说我们可以给你打报告。这是中南海保健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不符合保健处的传统、习惯、规矩，他们从来不能干预这些事，这个医生以前也从来没有建议过这样的事。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江泽民要到美国去，人家如果问起赵的事，他就可以说，赵没有被软禁，最近不是还打球吗？想到这，原来如此！我就说，你们不要管这件事，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兴趣去打球。医生为什么要管这事？肯定是中办授命。接着中办党委又找我的秘书说，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上次雍文涛追悼会未让去，以后这类追悼会还可以去，但会客却没有提。这样很明确，不放松，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但是为了搞点消息出去，让我打球、参加追悼会。我觉得这些做法实在叫人哭笑不得。干脆，我拒绝打球，绝不外出，也不参加追悼会，就在家里呆着不动。所以1997年冬天我没有出去，在北京呆了一冬。虽然北京冬天干燥多灰，对我的呼吸道疾病很不好，咳嗽很多，但我没有出去。这些插曲说起来也没多大意思，但从这些事情看到他们的一种心态，既想用各种办法限制我，又怕曝光给国外的媒体知道。一方面不顾法制，不讲道理，限制你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怕外国人知道，怕曝光。

从 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仅原来限制我的六条未废除，又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不准会客、外出，时间二年多。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略微有了松动。亲戚可以来了，一些基层的同志、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也可以来了。但是，退下来但曾负过责任的同志，比如当过部长的，甚至副部长的同志不能来。当然他们没有明确说过。去年下半年我请赵健民【107】同志来，中办马上回答说，赵健民不能来！又一次我想找萧洪达【108】同志来，中办又通知说，萧洪达不能来！直到1999年12月，我原来的秘书杨文超同志到年岁要退休了，为了派一个新秘书，中办党委来了两位同志谈这件事。我趁此机会提出两个意见：一是冬天要外出，希望到广东、福建、海南休息；二是软禁了十年，特别是十五大以后完全软禁两年多了，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通过秘书告诉我：福建、广东、海南不要去，其他地方可以去，口气松了些；在家会客一般可以来，象过去一样，根据情况，有的不好来，有的能来。于是我立即告诉赵健民同志，赵部长来了，他们没有阻挡，同意了。赵坐了一会，随后萧洪达、杜导正【109】、姚锡华【110】同志也来了。这样大体上又回到以前的六条规定上来了。






【77】怀仁堂：清代原名为仪銮殿，是慈禧太后训政之地，是当时实际上的政治中心。袁世凯执政时将仪銮殿更名为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常在这里举行会议。

【78】陈野羊（1915-1994）：四川冕宁人。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

【79】李正亭（1918-）：陕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80】“新权威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某些学者提出的一种政治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政府的权威和集权下才有可能加速发展。

【81】《河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总撰稿人为苏晓康和王鲁湘，导演夏骏。《河殇》表达了纪录片作者对西方文明，包括现代民主制度的向往。

【82】1989年6月30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共对“六四”事件唯一公开的最权威的官方文件，由各种毫无根据的谎言和谏言组成。

【83】 “六四”事件以后，苏联以及东欧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对中共党内镇压以后的当权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冲击，加深了他们“不开枪镇压就会一党政权不保”的印象。这些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拆除；1989年12月苏美峰会宣布“冷战结束”；1990年2月7日苏共宣布解除一党制。
【84】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90年3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85】中国于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承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86】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87】《新观察》是1950年创刊的中国知识界的综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1980年复刊后由著名资深女新闻工作者戈扬（1916-2009）任主编，成为有影响力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一份杂志。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被停刊。

【88】李勇（1948-）：1985-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后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89】杜润生（1913-）：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中顾委委员。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90】张岳琦（1938-）：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赵紫阳秘书。

【91】严家其（1942-）：江苏常州人。政治学学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六四”事件以后被迫流亡，曾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钱”首任主席。现居美国。

【92】陈一咨（1940-）：陕西三原人。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陈一咨在5月 19日组织发表了署名“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反对暴力镇压，事后被迫流亡美国。

【93】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英国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国第28任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

【94】 1989年的“六四”事件对香港的影响极其深远。当年曾发生过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加的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1989年以后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年年有纪念 “六四”的“烛光晚会”。广东省毗邻香港，因此惧怕任何有关赵紫阳的海外报道是有可能的。另外，赵紫阳曾长期任广东省委书记，也不能排除不允许去广东是为了避免像四川那样发生旧部纷纷探望的现象。

【95】养蜂夹道老干部俱乐部位于北京西城区文津街一号。

【96】贺亦然（1918-）河北满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97】刘正文（1912-）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邱路

【98】原文为：“1995年秋天”，作者口误或记忆有误。陈云去世的时间是1995年4月10日。

【99】邓小平逝世的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100】彭真逝世的时间是1997年4月26日。

【101】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死后七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标志着后邓时代的开始。

【102】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是：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以及胡锦涛。

【103】雍文涛（1912-1999）：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林业部长。

【104】十五大政治报告：江泽民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

【105】中共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106】彭德怀（1898-1978）：湖南湘潭人。元帅。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防部长。1959的年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直言，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 ”中的问题，指出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被毛泽东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和里通外国，毛泽东由此萌发七年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彭德怀一案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冤案。

【107】赵健民（1912-）：曾任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监委书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08】萧洪达（1918-2005）：广东潮阳人。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09】杜导正（1923-）：山西省人。原《光明日报》总纶辑、1987-1989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110】姚锡华（1929-2009）：江苏省南京市人。曾任广东省高教委员会党委书记、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1987-1989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十三大代表。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二）

第三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现在谈谈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邓小平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十多年来，几经反复曲折，邓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陈云一边的，甚至比陈云更偏执、更顽固。我觉得他和陈云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云主要是观点、认识不同，而李先念还夹杂着一些个人得失的考虑。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还有长期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帮”【112】以后那两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经济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进许多大的项目，即被称之为“洋跃进”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后搞改革开放，李先念似乎觉得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这样一种不满情绪：“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等等。当然，从观点上说，他接近陈云，他所以那样固执，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情绪，后来一直对改革开放不满，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经常对改革开放发牢骚。

支持陈云观点的还有姚依林，他后来接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国务院是主持全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对邓过于强调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赞成过于强调速度，当然如果各方面搞得好，经济搞得顺，速度加快了，那当然是件好事，不会有人反对。但鉴于多年来我们追求产值的毛病，过分强调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经济效益只讲速度，而我们旧的经济体制也很容易搞成这样。虽然我提出的指标低了些，强调经济效益，邓也知道我的这一看法，双方没有形成明显的分歧，彼此能够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与耀邦基本主张相同，都有热情，但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问题上，耀邦比邓更厉害。邓只是一种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却到处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为我主持全面经济工作，所以有时我们两人的分歧比较明显。

对陈云同志，我调中央工作的头几年对他很尊重。我觉得在老一代领导人中，陈云对经济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很成功，当然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1957年以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赞成毛主席大跃进【114】那一套搞法。当时全党头脑都发热，他老人家坚持自己的观点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全党都是一个调子，要计划占领全部阵地。还有 1962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出来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价糖果，从国外进口黄豆救治国内水肿病等等，很快使形势好转。当然那时还有少奇【115】同志、周总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陈云首先提出进口一些粮食以保国内的经济作物。因为那时国内经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许多东西都要进口，粮、油、棉都要进口。总之，他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到北京后，对他不赞成片面强调速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时，他对我提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他也表示支持。因此，开始几年双方处得不错。而且我还可以在邓、陈之间起一点沟通和中和作用。因为我主管经济工作，我听听邓的意见，又听听陈云的意见，然后提出我的见解，这些见解当然主要是根据邓的，但也照顾到陈云的一些意见，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问题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时，陈云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动。在五十、六十年代，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我们党内算是很开明的，但是现在还是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那一套，因此他和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形势，越来越不合拍了。于是我们之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1981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第二个问题，1981年全国进一步经济调整问题。1979、1980年为了纠正当时经济上的失衡，已经进行了调整，这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117】，小平同志力主陈云主持，那时我尚未来北京【118】，后来我主持时改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19】。那两年的调整，主要是纠正李先念、余秋里他们主持那一段发生的问题。这次调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们很不以为然，比较反对。后来把余秋里调离计委，由姚依林接替，与此有关。

在 1979和1980两年调整后，1981年又提出要进一步调整，这是我担任国务院领导人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事情。本来在1980年5、6月间，在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十年倍增的设想，也就说，1980到1985年期间，每年递增5%-6%；前一个五年计划慢一点，后一个五年计划快一点，总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计委具体研究1981年年度计划的时候，发现1979、1980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100亿元以上，1981年仍将有很高的赤字。同时，这两年物价已在上涨，群众反映不少。陈云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提出必须做到1981年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他提得很尖锐，说宁可不要速度，也要做到财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李先念甚至提出不仅要财政平衡，而且要有节余。他们两位过去历来主管经济工作，按他们的意见重新研究1981年经济计划时，就必须对1981年的经济进一步调整，也就是说，要大大压缩基建规模和大中型建设目，降低发展速度。计委根据这个精神拟订调整后的经济计划，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经过小平、陈云、李先念同意后，于12月26日召开了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国作了部署。

由于那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市场也比较繁荣，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改革，群众生活有了提高，形势很不错，各地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因为有些项目已经与国外签订合同，如果要压缩，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项目的设备已经运来，如果压缩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时间，国际上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中国形势不妙，但也有赞扬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认为调整有必要，才能使经济走上轨道。

这次大调整是陈云、李先念提出的，邓小平虽然在常委会上表示同意，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但实际上这个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项目下马、设备被封存起来，他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他在会议上同意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只是对陈云投了一张信任票而已。直到这个时候，据我看邓小平仍然把陈云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他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看得比较深，比他要高明，几十年来已证明了。邓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他不以为然，还是投了陈云一票。

耀邦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讲话。据我观察，他是不大赞成的，但也不便于反对。因为两位老人提出来，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过去了一年，1982 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1981年经济调整搞了个小“马鞍形”【121】。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当然很不高兴。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为刚到中央不久，对全国经济情况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较信任陈云，所以虽然他的意见和我原来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还是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从结果来看，这次的调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整个经济处于还账阶段。多年来，不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城市建设、农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许多帐。要把经济大体理顺，就必须还账，必须“补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比如说，当时为了恢复农业的活力，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就不能不对多年来存在严重的“剪刀差”【122】问题加以调整、解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个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来的。当时我还在四川，但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时，我也参与了意见。当时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否则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是第一。第二，那时虽然还不能取消，但要减少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123】的数量，尤其是重点产粮区、商品粮区，多年来派购征购压得很重，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实行计划外加价收购的政策。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两条非常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农业的复苏，从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 1984年，连续几年农业丰收，农村欣欣向荣，首要的当然是解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124】的问题。农民有了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25】，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多年来，农民为生产队打工的状况改变了，农民开始为自己种田。但是我要说，农村那几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活力，简直像是变魔术似的，谁也没有想到。多年来大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几年时间就转过来了，过去粮食那么紧张，到了1984年竟然发生了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国家收购的粮食，压在仓库里很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除包产到户，另外两条关系极大：一条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开始在农产品里感到减少了“剪刀差”，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另一条就是减少了统购、派购的数量，不从农民嘴里夺粮。过去多少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每年粮食一收下来，就交公粮、余粮【126】，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每年要进口粮食。陈云同志原来说进口粮食以保经济作物，实际上进口粮食解决了城市粮食供应，减少了对农村的购粮。那时每年进口粮食数量很大，我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是1000万吨到2000万吨。这边进口粮食保证城市供应，那边不从农民口里夺粮，重点产粮区又可以拿多余粮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图。这样三条一配套，农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邱路

实行这三条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但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却不能马上提高，因为那时居民的购买力有限，城市粮价不能轻易动，这就增加了财政上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同时进口粮食要用外汇，也就影响了进口设备。另方面多年来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难，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设面积。同时工厂扩大自主权，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这些都需要开支，所有这些都属于还账性质。没有那几年的还账，不可能有以后那么好的形势，缓不过劲来。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而财政开支逐年扩大，这就出现了赤字。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后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减少财政赤字，只能暂时压缩经济建设的规模，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别无他途。我认为，制定1981年计划发现这些问题后，提出调整是必要的，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看法。如果那时不顾这些情况，认为政治形势比较好，粉碎了 “四人帮”，开了三中全会，大家欢欣鼓舞，于是就搞大干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又回过头来压得工人、农民喘不过气来。从整个形势看，虽然经过1979、1980年调整，1981年再缓冲，实行进一步调整很有必要。

从结果来看，1981年的调整结果和过去的几次调整结果不同，不仅农业继续丰收，市场继续繁荣，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出现负增长，全年也增长了4%左右。特别要指出的是，1981年随着调整的发展，增长的幅度越来越高，第一季度比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显加快了。这说明调整很好，国民经济回升了。

这次调整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压缩基建规模，压缩重工业、钢铁和机械加工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日用消费品工业，并结合着城市放宽就业政策，允许、鼓励个体户经营，大量发展多种服务行业，因而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场继续繁荣，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下降，而且继续提高，没有进一步造成失业，就业的范围也宽了。最后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较满意。

当然从事后来看，不是没有缺点，除了计委历来在压缩基建的时候，常常采取“一刀切”、“剃平头”【127】的做法没有完全纠正。


我也感到，在压缩基建规模开始的时候也很难不一刀切，就是发指标要各地方压多少，当时还是那种旧体制，不这样做也不行。但为了挽救、照顾那些实在不该压的项目，我叫计委留下一部分机动费用，以备“拾遗补缺”。在普遍压了指标以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压了实在可借，或者继续搞极为有利的再恢复一点，当然数量不能多，不能大，以减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样做虽然好些，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后来看，这次调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适度会更好些。主要是对已经引进来了的成套设备，有些项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设备，确是国内所急需，安装起来周期不长，很快就能发挥效益，这些就应该照顾。因为这些设备已经进来了，已经付了款，安装起来国内配套资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经费。如果能安装就安装，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进的电站设备、化肥、石油化工设备，还有宝钢的炼铁高炉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有的项目过了一年又上马了，但不仅时间拖长，花费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几年以后才恢复。

当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大部分采取缓建、封存办法，主要是国内没有配套资金。因为要压缩赤字，搞财政平衡。看来是机械了一点。比如说，即使搞的结果没有完全做到消灭赤字，还有部分赤字，而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项目上，一两年、两三年就回收过来了，也是可以的。再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多借点外资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陈云他们态度比较坚决，顾虑比较多，他根据1961年1962年经济调整的经验，怕摊子铺得大了、多了，就坚决地压缩。我们当时有些事也看不清楚，缺少经验。



三、开始对外开放

第三个问题，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在开放的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他同邓小平的分歧也比较明显。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问题。这一点我下面再讲，先讲开放问题。因为把计划经济改为搞市场经济当时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权力，简政放权，农村包产到户，陈云并不明显地反对。但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首先是关于特区的问题。特区是邓小平主张的，首先批准了广东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地方。对特区陈云一直是有保留的。他从来没有到特区去过。有人告诉我，他曾派人到特区去过，派的人开始回来反映消极的东西多一些，后来好象好一点。但我总的感觉，他对特区始终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

特区开办不久，陈云在1981年12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的），以及那年春节计委领导给他拜年时他的谈话中，都强调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并说特区不能再扩大，要充分看到特区所产生的负作用。本来沿海地区特区是可以多搞一点儿，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区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陈云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陈云说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们搞投机熟门熟路，一遇时机就会纷纷出笼。邓力群【128】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还搞了一些材料，

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129】。一时间，这种议论就传开了。这是在陈云、邓力群他们思想影响下出现的。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陈云与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样。小平主张大量利用外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外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当然，他是管人事的，具体怎么用，他也管得不多。总之他只要听说国际上优惠贷款也好，不是优惠贷款也好，或者搞合资企业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陈云对利用外资就很谨慎。上海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事，在他那里压了很久才同意搞。陈云对利用外资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不可能解决我国的建设问题。他经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也就是说，你利用外资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他经常敲打当时主管外经工作的谷牧【130】，要提高警惕。他说，利用外国投资，政府优惠贷款很少，大量是设备贷款【131】，而设备贷款表面上优惠，实际上他是为了出口产品，所谓的优惠已加到产品里面去了。而且设备贷款只能买他的产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汇，自由外汇利息非常高，用不起。他对搞合资企业，态度也比较消极。我觉得陈云思想上还是停留在列宁《帝国主义论》【132】对资本输出的论述上。改革开放以后，他还重新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次他专门对我讲，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那几个特点至今没有改变。现在还是那个时代。在这里我讲一件事。1982年1月在沿海地区开展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件事影响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紧急通知提出的。那时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这个通知的。事后我知道，起因是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走私贩私活动的材料，陈云在这个材料上作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示，指出要雷厉风行地给予打击。陈云批示后，耀邦主持书记处开会讨论后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3月我已经回到北京了，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并且以中央名义把座谈会纪要发到全国，要各地按此精神办理。4月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地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

1981 年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这项活动，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受到很大的伤害。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么一搞，经济领域的走私、投机、受贿、盗窃国家财物等现象肯定会发生，也应该给予打击。但应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当时把问题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当时把经济上放宽搞活后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133】，提高到“是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甚至还提出“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破坏、腐蚀的反映”。还说，“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内影响增多，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今后必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打击经济犯罪的问题，而是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进攻，提高到严重阶级斗争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而真正在经济领域明确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一次开展的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运动。不叫运动叫活动也可以，反正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就这么一次。

问题是这种提法和这种搞法，势必涉及到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对广东等沿海地区发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这与陈云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直抱有保留和怀疑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极危险的政策，特别是开放、搞活。这次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便宣布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特区了。还宣布要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除国家规定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以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就把原来在改革开放中，在建立特区时已经下放给特区的一些权力取消了。并且还规定要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减少议价部分的比重。还提出把沿海工人的奖金控制在略高于内地的水平。这样一来，打击沿海地区的经济犯罪活动，变成在经济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必使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了回来。允许广东、福建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就没剩下什么了。

发生这种情况，起因当然是中纪委的材料，但是没有陈云的批示不可能搞出这么个东西。胡乔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邓小平大概对这件事没有感到它的严重性，因为他一贯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这场斗争对整个改革开放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他没有觉察。

至于耀邦和我，这次完全处在被动状态。虽然中央的紧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会议通过发出的，实际上是奉命行事。接着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虽然是我们两人主持的，并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我们处在很为难的状况。当时两省的同志表示顾虑很大，认为这么一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很难搞了。我们两人一方面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劝说陈云尽可能保护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不要受大的损害。

在会议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陈云提出要调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135】的工作。他认为像广东、福建这样一些地方，不能让任仲夷这样头脑灵活的人来干，要找很坚定的人。用陈云的话说，应该找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人来担任。这件事经耀邦和我再三争取，陈云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再说，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时陈云曾提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身体不好，只好作罢。

这一场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加上中纪委领导人仍然是采取过去那一套左的办法，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打击行动出了不少问题。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误、缺点作为犯罪处理，无罪错判、轻罪重判的事不少。本来适应改革开放的一些事，因为政策、立法没有跟上，被当作投机、贪污处理。例如技术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帮助社队民营企业工作，领取了报酬，或从事第二职业得到了收入；有些单位用自己的留成外汇与别的单位等价交换其他物资或货币（因为留成外汇价格高于银行牌价），以及采购人员和企业人员在贸易洽谈中的交际费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当时搞错了许多人，以后又不得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人们对改革开放发生了怀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乱。1982年一个时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事事观望，一些采购、推销人员几个月不外出活动。

因为中央有通知，各地纪检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有些人本来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改革开放看不惯，这时就纷纷到工厂、企业去调查来，调查去，弄得工厂、企业苦不堪言，改革开放的许多事陷于停顿。

这就是改革开放不久开展的一场反对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些情况。因为后来很少谈到这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

邱路

四、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第四个问题。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国人大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题目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报告中我提出，今后的经济建设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围绕这个总题目，我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是我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就经济问题所作的第一次长篇讲话。当时有人把它说成是我的施政纲领。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这是我在四川时开始形成的概念。在1981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我讲了这么一段话：“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多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是核心问题”。接着我回顾了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的问题。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这些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而工业资产增长却很多很多。这说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与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因此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症结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

接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就着重谈了经济效益问题。我指出，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在这次会议上我讲经济效益问题，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可说是一个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讲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和物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讲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否则生产的越多，浪费就越大。工厂追求产值，生产出大量无人买的东西，压在仓库，最后是报废，这样的事太多了。

如何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厂生产出社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这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涉及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问题。要靠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我之所以长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兴趣，以至努力探索并致力于这项改革，就是为了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没有对中国经济弊端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要求改革的想法。当然如何进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我开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模糊的。开始提出的改革办法，许多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认识到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根治中国的经济弊端，经济必须市场化，必须解决产权问题，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来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条新路子，就不会有以后改革的过程，更不会有今天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对于以后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第五个问题。正是因为我到北京后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去那种追逐产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这种不同意见在1982年就开始了。当时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36】，涉及到经济问题如何写。起草小组的多数人开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报告的基调来写的，但耀邦不同意这种写法，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报告有关经济这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后来问题反映到邓那里，邓就拍板说，经济部分基本上按政府报告的调子来写，这样耀邦也就勉强接受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见，他们没有提到常委会或书记处会上来讨论，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调子，我也不清楚。但从他在十二大前后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视效益，不强调产值、速度的问题。他讲经济问题很少讲效益而十分强调增长产值和速度，常说“翻番”、“提前翻番”等。当然，我提出的六五计划增长速度“保四争五”【137】是留有余地的。我也清楚实际执行结果肯定会超过。当时经济体制还是旧的，很容易追逐产值、轻效益。我宁愿提得低一些，而不愿意提高一些，以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产值的毛病。

小平同志虽然也非常重视产值指标，十分关心每年增长多少，但他对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对我的想法却不以为然。所以十二大的报告虽然根据邓的意思基本上按政府工作报告写了，但他的想法没有改变。十二大以后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更加强调要增加指标，要加快速度。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里产值定的高，他就表扬。哪里速度慢了些，就严厉批评。从来不讲经济效益，也不对快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笼统地就是鼓励快。于是地方上就根据耀邦的指示，向计委、国务院要资金，上项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个时期各地比速度、争材料、争资金的气氛相当厉害。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是那样讲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讲话、指示，又是另一个调子，当时我感到许多事不好办。

1983 年我与耀邦在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他一个劲地鼓励加快速度，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譬如他到处宣扬和推广河北保定地区开展的农村人均每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动，说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长多少。这种搞法我们过去就吃过亏，很容易搞成形式主义。1983年1月我访问非洲期间，耀邦作了一个城市改革的报告，主张城市改革全面推广农村承包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包字进城”。在城市采取承包的办法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工业、商业采取什么形式，如何承包，要经过试验，逐步推行，绝不能简单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开。耀邦讲话后北京就在国营商店搞承包，一开始就出现了乱涨价和卖大号的情况。什么叫卖大号？就是商店把畅销的商品大批卖给零售商，从中获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价买给消费者。这样国营商店一下子卖出那么多东西，承包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商业不能这样搞，工业企业也千差万别，在整个价格政策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很难用一种办法承包出去。我访问非洲回来以后，停止了这种搞法。我提出城市经济改革要经过试点，逐步推行，摸索试验，不能一哄而起。就在这一年，即1983年春节，我在团拜会【138】上也讲了这样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过春节的，他对海南的干部说：“什么一哄而起？是轰也轰不动！”
这一段他在各地视察时，对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经常讲一些批评或影射的话。这些讲话的记录经传抄、扩散，使许多人知道在经济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声音。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邓小平耳朵里。1983年3月15日，邓约耀邦和我在他家里谈了一次话。我把经济工作的情况和我的意见讲了，耀邦听了很平静，有些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释。这次谈话比较好。邓小平最后说，经济工作他赞成我的意见，批评耀邦讲话太多，不够持重，老喜欢搞些惊人的东西，作为总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邓还说，搞改革不能搞群众运动，改革要贯穿整个四化【139】过程，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事。还说现在形势很好，要注意头脑不要发热。同时在这次谈话中还定下了这样一条，为避免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今后经济工作主管是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肯定哪些对、哪些错，都要经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作为权威的发言和决策者，不要多头发言，政出多门。当然书记处是要管经济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针，不要干预具体的经济工作。小平是因为听到有不同声音才找我们谈话的。谈话中我把我的意见也都讲了，他这么一讲，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这次谈话以后，耀邦直接干预国务院经济工作少了，对国务院的批评也少了，但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还是继续讲他的观点。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话，我觉得事情好办了。以后我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耀邦讲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他的意见，他讲的不符合实际的，他可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因为他并不代表集体，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办。耀邦也知道，因为有了小平的话，他讲了一些意见我不大同意，即使没按他的意见办他也就算了，无所谓了。

国务院经过研究提出的重要经济工作方案或意见，都交中央常委会或书记处讨论。有时耀邦即使不赞成，好像也不好反对，就会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但事后他对启立说，现在也是强迫签字。国务院是怎么讨论的我们也不清楚，拿来只好同意、签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说过所谓“倾盆大雨 ”、“被迫签字”【140】之类的话。现在耀邦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为了尽量与耀邦沟通，我曾经建议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关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邀请胡启立、郝建秀【141】等书记处的同志参加，以便随时向耀邦通报情况。还建议耀邦派工作人员列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耀邦没有这样做。我还特别提出，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在正式提交常委和书记处会议讨论之前，可单独先向耀邦汇报，以便互相沟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他同意了。先向耀邦汇报，再向常委汇报，这样搞过几次，开始他还有兴趣，但以后看来他兴趣不大，他又不让再搞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解决。

看来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我们两个人【142】在经济问题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风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见强加给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小平已有了那么个规定。所以不是采取沟通情况或让他在国务院讨论经济时了解决策的过程就能解决的。尽管有上述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讲，自从在小平那里谈话以后，我们双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没有使别人感到在经济问题上有两种声音。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三）

六、计划与市场

第六个问题，讲一下计划和市场的问题。

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市场的作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以后又多次说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哪个为主，可以视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指出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邓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说是新的政治经济学。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谈话时，针对陈云、李先念的主张，邓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现在人家都不搞了，我们为什么还抱着不放呢？当然到1992年时就讲得更明确了。总之他一贯倾向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

耀邦也是对计划经济不感兴趣。据我观察，耀邦认为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束缚了企业积极性、下面的积极性、地方的积极性。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让群众、让企业、让地方放开手来干，近似过去搞群众运动的那一套办法。

至于陈云、李先念，他们一直强调计划经济。特别是陈云，从五十年代以来，几十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几乎是他每次讲话都要强调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他每次讲话都还是这个调子。他主张对待经济就像养鸟，不能抓得太紧把鸟捏死，也不能撒开手让鸟飞掉，应该关在笼子里捏不死也飞不掉，这就是他有名的鸟笼经济思想。他不仅认为中国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他仍认为苏联搞计划经济，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几十年内变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国家，就是计划经济成功的证明。他认为中国所以没有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了那一套的干扰，加上文化大革命。如果都像第一个五年计划，肯定是很好的。直到八十年代末，至少在我下台以前，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在对外关系上，陈云思想深处实质上对苏联是看好的，对美国不放心。在外交路线这一点上他和邓小平有很大的不同，两个人之间也有矛盾。在1984年的时候，阿尔西波夫【143】到中国（他是过去苏联派到中国帮助搞计划的专家，与陈云的关系比较好），陈云见他。当时小平专门为陈云规定一个谈话口径，让陈云按着这样讲，小平对陈云怎样与阿尔西波夫谈不太放心，怕造成对外政策上的混乱。陈云不情愿，但还是照这样做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插曲。在八十年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徐向前【144】。他也认为苏联终究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45】刚刚推开的时候，陈云在1981年12月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他说，农村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中粮食、棉花、烟叶等多种经济作物，都必须规定种植面积，养褚也要规定任务。1982年1月春节期间，他又找国家计委领导人作了一次加强计划经济的谈话，报纸上发了消息。他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计委的工作难做，但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尽管肯定了五十年代对粮食不搞价值规律的做法仍是正确的，但他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示赞成。这个决定稿子提交全会讨论前，我曾写过一封信分送常委，内容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要点，小平、陈云、李先念都表示赞成。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由于现在经济规模扩大，五十年代一些做法很多现在不适用了。这次讲话我觉得是好的，支持了改革。

但是到了1985年9月全国党的代表会上他又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说这个话现在没有过时。陈云这样讲就有问题了。因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有几年是用过这个提法，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那个决定，已经讲整个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已经否定了过去毛主席长期坚持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观点，怎么还讲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讲这样的话就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相抵触了。陈云在会前曾把他的发言稿送给我征求意见，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现在讲这个话，明显地从他一年前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后退了。他这样一讲，必然会在会上引起思想混乱。但我也知道，他既然已经写了，虽然还没有讲，要他改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就去了他家里，建议他加上一段话：“所谓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这样的话他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当时就让秘书加在他的发言稿里。我为什么建议他加上这句话？因为加上这句话就对市场调节为辅 ——也就是为辅的市场调节作了严格的限制，仅仅是指那些国家完全没有计划指导的小商品【146】。而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讲的相当多的商品，即所谓间接计划的那一部分，也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加上这句话实际变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计划调节；一部分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间接计划，即大量的商品；第三部分所谓“为辅”的市场调节仅仅指的是小商品。也可以这样说，不作计划的、盲目生产的小商品，加上间接计划即宏观指导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实际上靠市场调节的商品，已经是或者至少是一半对一半。加上这句话，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这样就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矛盾不大了。当然陈云肯定不会做这样的解释，他是另一种意思。但至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如果不加这句话，他直接讲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把整个市场调节的范围搞得很小很小。这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但当时没有办法。在中国党内对经济问题有重大影响的陈云，如果按他原来的讲法发下去，必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

到了1987年十三大我在政治报告【147】中指出，今后经济运行机制，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由于当时整个形势，改革开放气氛很浓，我报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给陈云审查，他没有公开反对，但一直也没有说过同意的话。不像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他是正式表示了同意的。当我在十三大开幕时作政治报告的时候，开始不久，他就退席了。这表示了他对政治报告的保留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时他身体不很差，可以听下去。相比之下，1981年我做为国务院总理讲提高经济效益十条方针的时候，当时他身体不太好，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不，我要把紫阳报告听完，这表明他对我的支持。本来，老人开会、听报告，中间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这样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到了1989年“六四”以后，以陈云经济思想作为指导的姚依林，很快就提出“要跳出赵紫阳的圈子”，要公开批判“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

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很大成分就是改革计划经济。归根到底，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和市场，一个是所有制。陈云是几十年一贯坚持计划经济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始终站到了改革开放的对立面，不是偶然的，也是不奇怪的。

至于我本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我只是感到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交通信息不太发达，如果一切生产流通活动都由中央计划统一安排，必然是官僚主义丛生，弊端百出。后来到中央工作以后，又认识到之所以经济效益不高，生产和消费脱节，根本原因是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弊端，不发挥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行的。但我对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心中无数，所以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中，对计划体制按照不同企业和商品，曾经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如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二是按市场变化由企业和经营者自行安排生产，如产品繁多的小商品。以上两类，一个是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一个是完全由企业和经营者自行安排生产的。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个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小部分自行安排；一个是大部分按市场自行安排、小部分按国家计划。当时这样划分，虽然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扩大了市场调节的部分。这样的区分，当时也得到了陈云的认可。在为十二届三中全会准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文件的时候，我向起草小组讲了几个基本的概念，后来我又把这几个基本概念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我的几个基本概念是：

（一）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二）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48】；

（三）计划分为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要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接计划的部分；

（四）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直接计划也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我的这几个概念，都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里，明确了商品经济。除小商品外，间接计划的部分，也要靠市场调节，而且这一部分将逐渐扩大。这样，中国经济中靠市场调节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1984-1985年在计划体制改革中，除了下放权力给企业外，主要是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计划的比重。那几年逐步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计划的产品，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统配物资。



到了十三大，政治报告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也就是说，要基本上实现市场原则。不过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没有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称罢了。由此可见，对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我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邱路

七、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七个问题。国外在议论中国经济改革时，大体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渐进的，而且大多肯定中国采用渐进的、逐步过渡的方法，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动荡和经济滑坡，是成功的。但中国这种逐步过渡的方式是如何进行的呢？

从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十年的经历来看，所谓逐步过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生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如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展，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减少，绝对数量有所下降，随着农业的增产，所占比重更是逐年减少。由农民进行市场调节交易的，或者超产由国家加价收购的数量越来越多。
到了1985年，进一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产品外，基本上实现了市场调节，脱开了计划经济的范围。乡镇企业的兴起，工商业个体经营放开，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一开始就是在计划经济以外，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市场经济部分。这一部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来蓬勃发展。由于他们的机制活力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原来的集体经济。他们既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出来一种新的经济一一市场经济。因而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在计划经济模式还没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整个经济中市场经济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也在一天一天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中国经济的改革，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又保持了政治稳定，这是根本的原因。

以上是主要的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计划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也逐渐地加以削弱缩小。当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开始的时候变动不大，小量地改变，以后逐步逐步地加大份量。虽然比前面所讲的这是次要的方面，但它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配合作用。如改革以来实行的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许多政策和措施，在计划改革方面逐步缩小直接计划，扩大间接计划的比重，逐步压缩国家的统配物资，扩大企业自行销售的品种和数量。国家统配的重要物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自行销售，计划内的也允许一定比例的自销。还有对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及放、调结合逐步进行价格的改革等等，都对体制外生长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数据，如果控制生产数据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数据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 ——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过去曾有人把这种逐步过渡的渐进改革方式，批评为“缺少整体规划”，“缺乏全面配套措施”的“走一步看一步”，“没有远见”，“盲目性很大”等等，现在这样批评的人少了。但他们所指出的两种体制双轨运行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当这种负面影响超出了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时，那就会爆发问题。这只能由经济和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来加以解决。这种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条件，在几年以前就具备了。两种体制、两种运行轨道长期并存，终究负作用很大。一开始采取渐进过渡的办法是对的，但不能长期这样。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四）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第八个问题。关于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问题。

1981 年实行进一步经济调整，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了4%，从198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1983、1984两年经济发展很好，既有比较快的速度，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也比较适应，各种比例关系日趋协调，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当时的情况应该说是好的。

但是从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过多，基建规模也过大，随之物价也上涨得比较多。这些过热现象一出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强宏观控制，收紧信贷，控制基建规模，压缩过热的空气。但由于当时银行体制尚未进行改革，控制信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上而下地规定信贷指标。加上一下子收缩过猛，多方面反映强烈，对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一些困难。当时有这样一些问题：信贷指标是国务院通过中央银行下达给各地省行，结果各地把发的指标，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门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别是建设项目，而留下缺口给那些非办不可的事，最后中央不得不另外增发指标。如粮食收购，一控制信贷，很多地方就说农副产品收购没有钱，他把下达的银行信贷指标用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就发生一控制紧了，经济运行就不灵了。因此一度收紧的银根又不得不很快放松，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长，虽然年初就提出宏观控制，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经济过热有增无减。1983、1984年刚刚趋向宽松的经济环境，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有两种考虑：一是继续采取过去的老办法，在1981年调整之后，再来一次调整，紧急剎车，对基建项目大砍大压。另一种采取逐步缓解的办法，当时我用了“软着陆”这么一个词。采用第一种办法，各方面损失较大，当时整个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1981年刚刚调整以后，许多基建项目下马。现在又要压，国内国际上影响很大。所以我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一年，而是通过今后几年逐步调整过来。当时确定，今后两年内继续实行较紧的信贷和财政政策，基建规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平上踏步，具体基建项目的快慢先后，进行些调整。这样经过两年原地踏步就能缓解。实行这个方针，1986年总的情况是好的。

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情况也是好的。1987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也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以上，农业增长将近6%，零售物价指数上涨7.3%，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基建规模基本上也是好的。虽然预算外基建规模没有控制住，但预算内基建投资基本上控制住了，增长不是很多。总的看经过两年“软着陆”，情况有所改善，整个经济环境不再那么紧张，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在年终总结时指出，看来不采取大的调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时间，比如两三年时间来自觉地、逐步地调整，把存在的矛盾缓解下来，这种“软着陆”的办法是行得通的。

对 1988年的方针，原来也还是继续执行“软着陆”的方针。在1987年9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1988年计划时，我代表中央讲了一篇话。指出1988年要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突出的是稳定物价，财政、信贷都要从紧，进一步缩小基建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同时要保证生产的稳步增长。1988年经济工作总的方针是两句话，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方针是这样定了，为什么1988年突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 1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此各方面议论纷纷。一般来讲原因是复杂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原因。但是我当时这样说，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1988年在物价改革的问题上措施不当，出了问题。

物价改革问题，逐步理顺价格的问题，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从来都认为，价格不能理顺，价格改革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就不能说解决了。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考虑到经过1986、1987年两年“软着陆”后的经济形势，1988年在物价改革上迈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要的，也是有条件的。但是，当时提出的全面物价改革，所谓闯物价这个难关，即“闯物价关”，无论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随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是不正确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误，使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前面已说过，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在一个时期内，譬如说两三年的时间，准备一定的物价上涨指数，譬如说准备上涨30-50%。以此为代价，在这样的幅度内来全面地调整一次价格，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顺，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

我提出的这个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后，就责成姚依林负责，由国家计委具体研究实施方案。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姚依林和国家计委提出的方案进行反复讨论以后通过了，准备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开始实施。上述这个物价改革方案虽然后来由于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宣布停止实行，实际上并没有出台。但是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提出用这种办法进行物价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确的。

邱路

前面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物价改革上采取的是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方针。有些物价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调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开。同一种商品，计划内的一部分由政府调价，另一部分也可以放开，即实行价格双轨制。这就是说，总的是面向市场，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而这次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就不是这样逐步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这既反映了当时在价格改革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图以政府的力量来改变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达到双轨并轨，或者缩小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这种思路根本上违背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向。因为它不是使价格逐步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计划调整来决定价格，实际上走的还是计划决定价格的老路子。多年来教训告诉我们，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调整价格是不可能理顺价格的，是不可能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实施，（也）是决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搞得不好，物价改革会有走回老路的危险。

引起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价方案刚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具体的实施方案尚未制订出来，何时出台还没有最后确定，媒体就大肆宣扬起来。一时间，“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的流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长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这个东西，当时我们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货膨胀、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不要造成人们过大的心理预期。而我们不但不设法缓解它，反而助长它、刺激它。结果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人们就认为今后物价必然会大涨特涨。而我们又没有对人们作出承诺，就是说，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定要提高银行储蓄的利息，也就是说向人民作出一种承诺，银行储蓄利息一定要高于物价上涨指数，或者实行保值储蓄。一方面人们的心理预期是今后物价将会大涨特涨，另一方面对银行储蓄利息又没有一个说法，人们自然会担心在物价上涨以后自己多年积蓄放在银行的存款会大幅贬值。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节衣缩食，在银行储蓄了上千亿的存款，他们耽心多年苦心积蓄会泡汤，因而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购物保值。1988年夏季以来频频发生的挤兑抢购风就是由此而来。

在我们国家发生抢购某种物资的现象，过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这一次与过去性质不同。过去是由于物资匮乏，担心将来买不到这些东西，如抢购肥皂、食盐、面粉，过去都发生过。但这次不是为了抢购来马上用，而是为了储物保值，情况比过去普遍得多，严重得多。有些商店、企业也乘机纷纷涨价，银行储蓄大量下降，比原来预计减少400亿元。银行为了应付支付困难，不得不大量印票子。这就使社会货币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来在发生挤兑抢购风以后，如果能够及时果断地采取提高银行存款利息，或实行保值储蓄措施，情况会好一些，损失会小一些。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曾向国务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李鹏和姚依林担心银行储蓄利息提高了，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也要相应提高，这样企业就负担不了，会影响生产，因此没有立即采纳。使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损失也未能避免。到后来他们也不得不同意实行保值储蓄。在宣布保值储蓄之后，银行储蓄很快就稳定下来，并且逐步有所回升。这证明了对于大量地挤兑抢购，如果我们事先作出这种承诺，那么这种损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大大减少，绝不会这么严重。

1988 年出现的物价上涨18.5%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既不出在信贷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这两项都没有超过原“软着陆”方针下所规定的指标。主要问题是出在储蓄存款大量下降，这就是由于上述物价改革中一系列失误造成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的方针，如果说感到过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价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时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使银行利息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 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1988 年的通货膨胀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于加快物价改革就必然会出现的，而主要是由于我们物价改革的思路不对头，指导思想不对头，措施不得当。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挤兑抢购等严重情况，为了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便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执行，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以治理整顿为中心。这些虽然是我主动提出的，并且经过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通过，但现在看来，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实行是对的，但把原来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改为治理整顿为中心，这是不恰当的。主要是对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没有看清楚，同时也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了。
提出治理整顿虽然对迅速稳定经济起了作用，但却使我们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为了制止物价上涨，为了兑现我们下一年的物价指数不高于1988年的承诺，几乎全部恢复了用行政控制物价的办法。并且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层层包干。使经过多年改革把物价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当时李鹏他们主持国务院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为这样，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发生了经济萎缩、市场疲软等严重的情况，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改变。

总之，1988年围绕物价改革问题，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我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几位同志到香港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到会的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151】等六位经济学家，他们都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蒋硕杰，他在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在台湾经济界有较大的影响。

在座谈中，他们针对1988年通货膨胀问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很值得重视的意见。第一，他们认为，大陆十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现在还有些问题，但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严重，包括物价指数上涨18.5%。只要采取适当措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第二，对于物价改革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当今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都必须尊重市场的原则。他们说，大陆在前几年改革中把许多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对有些产品实行双轨价格，使市场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去年通货膨胀加剧，听说要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并对一些价格实行管制。作为临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时间绝不能太长。有人强调价格改革要找时机，实际上不合理的价格不改革，经济不能连续运转，是永远找不到人们想象的时机的。他说，总之价格必须走这样一条路，就是由市场决定。根本的出路，要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下决心把货币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数的价格放开，由市场竞争。少数的像公共事业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润率进行控制。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市场化——市场决定价格，不然价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通涨的对策。他们认为，大陆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问题，主要是金融赤字。解决金融赤字，关键是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并且随着市场资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于增加居民的储蓄，又抑制贷款的规模。从亚洲四小龙【152】的经验看，很好运用利率手段，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聚集建设资金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举例说，台湾五十年代初通货膨胀很严重，超过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结果货币大量回笼，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两位数以内。而居民储蓄增长率五十年代几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韩国停战以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通货膨胀率很高，经济也不稳定。1965年9 月，他们借鉴台湾的经验，把储蓄利率提高到34.5%，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的30%，使储蓄增长率从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仅平息了高通货膨胀，而且积聚了大量资金，加快了经济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类似的经验。

他们讲的价格必须走市场决定的道路，解决金融赤字必须使银行储蓄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这两条我认为对我们很有针对性，对我很有启发。

自从我看了蒋硕杰他们的意见后，在1989年春天我就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我们1988年想加快价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思路不对。当时我们的思路不是走放开的方针一一逐步地、进一步地放，而是通过国家调整价格的办法理顺价格，这样价格还是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这样还是很难解决物价扭曲的问题。而且政府定的价格也很难和市场一致，这样根本达不到目的。那时应该是继续前进，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方针。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这个步子要加大。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出现物价上涨，那就要一是同时对工资进行调整，二是实行储蓄保值或提高储蓄利率使人民的储蓄不会贬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价改革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使我对物价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们坚持贯彻“软着陆”方针，把信贷规模、基建规模控制住，同时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政策，就可以把放开物价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政府定价过渡到由市场形成，从根本上解决商品价格的严重扭曲，并大大减少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我于1989年3月25日看了蒋硕杰博士等人的意见后，就把大意告诉了小平同志，并责成国家体改委组织有关方面对此进行讨论。我本来准备根据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方针和物价改革的问题，但是由于发生了学潮，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邱路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第九个问题。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效果不好，费力大，收效小。除经济体制的原因外，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国内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农业来讲，农业如果效益好的话，首先一条原则，就是因地制宜。这块土地上适合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能这样做。

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我还在四川工作，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去了英国、法国，回来路过希腊，还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这是世界有名的、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这里气候很干旱，而且夏季不下雨。这种情况按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种粮首先要改天换地，大兴水利。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种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种作物，在此基础上就酿造成了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农民相当富裕。又如在英国，看到东海岸小麦长得很好，而西海岸全是种的草。那时我们第一次出国，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东海岸日光充足，适合种小麦；而西海岸阴雨绵绵很少见到太阳，种草却非常好。他们就在这里发展畜牧业，养牛、搞牛奶加工。回来的路上到了希腊，使馆的同志陪我们到丘陵地区看了一下，这里很干旱，而且夏季没有雨。如果按我们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条件很艰苦，就要学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绵田、梯田，要大修水利。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种橄榄，榨橄榄油，农民生活水平还很高。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靠对外贸易，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的东西出口，需要的东西就进口。

1981年我已经到了北京，有次去兰考县【154】与农民座谈。那里是沙土地，非常适合种花生，而且产量很高。但由于“以粮为纲”【155】，粮食要自给，不允许种花生，只好种玉米，而产量却非常低，农民对此意见大得很。再说山东的鲁西北，主要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地除少数严重的地区外，很适合种棉花，其产量还不很低。但多年来不允许他们种棉花，只能种粮食。结果越是强调种粮食，粮食产量越低，农民越没饭吃；越没饭吃越强调种粮，恶性循环。

1983 年我和山东的同志谈过，鲁西北是不是可以种棉花？他们说，那当然好，问题就是没有粮食。后来和他们商定，鲁西北改种棉花，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国家大量进口棉花），由国家供给他们粮食。结果仅仅过了一、两年，那里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产。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灾”，卖不出去了。那里农民收入很快提高，农村情况也大为改观。因为种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后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盐碱种小麦的地，因为有了肥料，产量也大为提高，两头都好。当地那时有一首民谣：一亩小麦吃饱饭，半亩棉花做贡献。过去一亩半地种小麦还吃不饱，现在一亩就够了，而且还把棉花卖给国家。

山东、兰考之所以能做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那几年每年进口千万吨。农业只要做到适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农业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开放，什么都自给自足，把自力更生绝对化，这一切也就谈不上了，这种情况全国比比皆是。多年来农业费力大，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锅饭，再一条恐怕就是自我封闭，不能因地制宜，结果事倍功半。多年来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土地硬要种粮食，因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统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而已经修了的水利设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方，水利效益也会大为提高。

再说工业。别的不讲了，只讲这么一个例子。多年来我们搞工业都强调“不搞无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从原料、从头搞起。比如办钢铁，首先就要找矿、选矿，还要搞焦煤，再修铁路，然后炼铁、炼钢、轧钢，再造各种机器设备。但我们是个贫矿国家，矿石含铁量不高，用很多矿石才能炼一吨铁。我们的铁矿、煤矿主要在西部，因此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原料。这样，我们搞一个炼钢厂周期要多长？建设规模要多大？投资周期要多长？资金回收率多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聪明了，矿石干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这些国家都是富矿，价格也便宜，而且用船运要比国内的火车便宜省事多了。还有沿海的一些城市干脆从后面搞起，先搞轧钢，钢锭从哪里来？进口。一轧钢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销售，资金很快收回来，然后再往前搞炼钢，没有生铁也是从国外进口。这样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条件就是要开放，要进行国际贸易，进行交流。过去我们这方面确实是费了老大的劲，但是经济效益实在是差。后几年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化纤也是个问题。过去要搞化纤，就得先搞石油，搞炼油，然后搞出化纤的原料，然后再抽丝。后来有些化纤厂，干脆从抽丝开始搞，由后向前搞。1981年大调整时，我们进口了一套石油化纤设备，从原料到抽丝，后来下马了，当恢复重新上马的时候，我们聪明了，先从抽丝开始搞，从最终成品开始搞。江苏仪征化纤厂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很快搞起来，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后再接上去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了开放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通过贸易来补己之短。所谓扬长避短，必须搞贸易，融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他的长处。穷也有他的优势，劳动力便宜，这就是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便宜，国际竞争力就强。进行国际贸易，就可以拿我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如果闭关自守，万事不求人，结果就不是扬长避短。过去我们吃这个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不融入国际市场；如果不通过国际贸易扬长避短，这个国家必定落后，根本不可能现代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在开放的问题上对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国外经验讲得比较多，因为这些年我们得益很大，但是对通过贸易来扬长避短，通过贸易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似乎讲得没有那么多，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极大。十多年来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个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们的建设是不可能这样快的。



十、农村包产到户

第十个问题，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

首先，谁也没有料到，包产到户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会引起那么大的变化。原来谁也没有打算在全国农村，或者在大部分农村都搞包产到户。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改和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在经营管理这一条中，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写上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或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居独户以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原本“不许”，改为“不要”，这是根据我的意见写的。总的说对包产到户仍是不赞同的态度，只是口气稍微松动了一些。

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先在贫穷地区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记得首先搞起来的是安徽、四川两省。允许在贫穷地方搞包产到户，当时争论并不大。因为一是在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曾希圣【156】曾经在安徽搞了责任田，我也在广东搞了联产责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张家口搞了包产到组，还有其他地方有各种形式搞了包产到组、到户。所有这样搞的地方，结果都增了产，缓解了当时的严重灾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产到组、到户可以增产，可以缓解暂时的困难。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人们顾虑少了，敢于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当时我曾设想全国农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地区，但这个想法没有正式地在会上讲过。一是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生活水平比较高，集体家当比较大，或社队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二是中间状态；三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地方。我认为第三种地方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是迅速改变这些地方饥饿和半饥饿状态的最有效办法。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后，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农村贫困社队实行包产到户，这是安定农村、关系农民休养生息的一项大政策。当时还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对第二种地区，是否搞包产到户，我认为还可以看一看。至于第一种地区，我当时也不认为他们有包产到户的要求。

党内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是由第三种地区向第二种地区扩展时趋于明显化的。反对的人认为这是方向问题。胡乔木就要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由淮北扩展到淮南，连鱼米之乡的芜湖也搞了包产到户。他明确表示反对态度。李先念有一次从江苏回来，借反映江苏省委的意见，反对安徽包产到户。王任重一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曾任中央农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所谓洛阳来信，批判包产到户、包产到组。陕西反对放宽农村政策，反对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们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续地发表批判文章。

当时华国锋【157】也不赞成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他认为农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时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谷、晒场、运送，没有集体劳动流水作业不行。

陈云没有直接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有一次他派人问我，说南方收获季节往往遇上阴雨，如果不及时翻晒，谷子容易发霉，包产到户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了解一下以后告诉他，包产到户以后这样的事比以前更好办了。他没有再说什么。在各省市主要领导人中，杨易辰【158】是一直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当不少省的领导人表示赞成包产到户的时候，他讲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意思是你们即使都搞了包产到户，我黑龙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与项南【160】分歧很大。还有陕西的马文瑞【161】，他不准关中地区搞包产到户。河北的金明【162】、李尔重【163】，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李尔重调河北省以前在陕西省工作时，当全国不少地方在放宽农村政策的时候，他却搞什么由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