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囚 .徒-赵.紫.阳.回.忆.录

邱路

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与邓小平的支持分不开。在中央领导层中推广包产到户之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阻力，与邓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虽然就这个问题直接讲话不多，但对我和耀邦、万里的意见一直是支持的。对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他听后表示非常高兴。1981年山东东明的一些灾区农民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感谢，说包产到户的政策使他们有了饭吃。邓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各位领导人。邓还对我说过，他对徐帅反对包产到户不以为然。

1981 年1月初，我去河南兰考和山东东明【164】等贫困地区，亲自看到了和听到了这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当地干部、群众对此的热烈反映，给我留一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干部反映说，群众要求让他们再搞三年包产到户，我当即表示可以答应。虽然我当时没有改变过去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我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回京以后，我把这次所见所闻告诉了邓小平和胡耀邦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包产到户有利于恢复生产，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地区或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能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怀疑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在那些生产比较稳定，农民生活也过得去，且年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已经有了相当数量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产到户，会不会连原来的水平也维持不了？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就更难说了。这样的疑问是有的。但各地包产到户以后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却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逐渐考虑应该把包产到户的优点引用到贫困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和富裕地区。

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分户承包的积极性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规模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它不致成为分散的小农经济。对这个问题我也曾有过一些设想。我曾非常重视个体专业承包的形式，这个问题最终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摸索中解决的。这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个体承包与双重经营【165】相结合的体制。

另外，农村个人专业户的兴起，也是个重要方面。早在1978年我去西欧考察的时候就看到，西欧许多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并不大，不少是很小的农场主。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参加某种合作组织去解决，效果同样很好。特别是在瑞士这样一些地方，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农业就要规模大的认识。因此我相信农村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走回头路——回到小农自然经济。我非常重视从农业和农业种植业分离出来的农村专业户的形式，因为它既体现了分工分业，又具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一定的规模经营，不同于过去农村的家庭副业。早在四川工作时，我就提倡过、推广过经济作物、鱼塘、花卉、药材等作物，承包给有技术有经营能力的人。后来我又到全国很多地方访问过这种养鸡、养褚、养奶牛和农产品加工以及缝纫等专业户。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时我就说过，农村的个体专业户是农村商品经济的萌芽。

把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166】改变为农户的联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一场大的变动，大的革命，前后不到三年就顺利完成了。我感到这是我国过去所有进行过的大运动、大变动中，最为顺利、最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数领导人、大多数干部持怀疑甚至不赞成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整个过程并没有因此处理过一个人，也没有公开批评过一个领导干部。当然到了后期，即两年以后，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强行纠正群众搞包产到户，这受到了制止。

随着自下而上的包产到户范围越来越大，其显示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干部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由反对转为赞成。这也是这场大变动中非常大的特点，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验。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央采取一条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统一下命令的方针，搞还是不搞，怎么搞，允许各地自己去选择，既允许走阳关道，也允许走独木桥。但各地领导对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不要去压制，不要去纠正。同时，中央以很大的关注，对包产到户进行总结指导。采取这样的方针，事后证明好处很大，它并没有阻止这场变动的速度。由于给了各地领导和干部一个选择的时间，一个从不自愿到自愿的时间，使这场大变动建立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负作用。这证明有了一个选择的时间，有了一个认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优越性的时间，也就为各地提供了寻找把包产到户这种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的时间。所以整个变动由贫困地区到一般地区，再到富裕地区的发展过程，就是包产到户这种新生事物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所以我一直认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对农村那场生产关系大变动的指导，是有许多经验值得重视的。

前面讲到我非常重视专业承包到户、到组这种形式。我的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上。这个纪要中央已在 1980年9月29日转发全国。这个纪要指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包产分别到组到人到户。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既要充分发挥个人承包的积极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自然经济。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脱离了实际。因为当时农村商品经济尚未得到发展，多种经营、工商各业刚刚开展，分工分业还不明显。加上人们多年的习惯、观念，因此除了出现一些从事多种经营的专业户或少量种粮大户以外，农村耕地大部分还是按户按人平均承包的。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障碍，相反还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然，这种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长期下去，那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效率低下的状况。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分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的规模经营，必然要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形式当然不是回到过去五十年代那种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适合的形式是家庭农场主那样一种形式。适应这种需要，应当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租赁，并允许继承，使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数据——土地——进入市场，并给予法律的保障。这恐怕是农业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经过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较长时间的考察，同当地县、市、地、省干部座谈，又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主要内容是：沿海将近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在战略上应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要两头在外【167】，大进大出，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这就是说，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提出这么一个战略，使沿海地区自觉实行这样的转变，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首先是有国际的机遇。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随着一些工业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劳动费用也提高了。他们逐步把劳动密集的这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这一过程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同时，我们沿海地区又确实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础设施一般来讲比内地好，中国劳动力充足，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即文化技术方面也比较好。沿海地区接近国际市场，而且总的讲这里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传统，对国际市场容易适应，既有机遇又有条件。只要我们清除思想上、规章制度上的障碍，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沿海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沿海地区将愈来愈陷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沿海搞外向型经济比内地有优越条件，但是如果还按过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资源。虽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没有资源。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靠国家投资发展西部资源，再远途运输到沿海加工，这条路再也走不通了。现在内地省份再不愿把资源廉价卖给沿海省份去加工，内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所以今天沿海地区是不是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实行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迟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内地，使自己登上一个新台阶，也给内地经济一个机会。沿海经济发展了，内地人还可以去就业。沿海发展战略不仅会大大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是从经济上说，从政治上讲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机会均等，使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内地经济快不了，沿海也快不了。上海解放前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于香港，更不要说新加坡、台湾。但是几十年以后，上海破旧了，大大落后于香港，落后于新加坡、台湾。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问号，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尽管我们内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比香港、新加坡、台湾都相差甚远。如果中国有一块地方，特别是上亿人口的地方，经济能像他们那样快速发展，那情况就大为改变，人家就不会说社会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上考虑，将来对收回香港，收回澳门，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会减少那里人们的怀疑和顾虑，增加那里人民对回归祖国的热情。

邱路

总之外贸潜力很大。过去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就想过，如果允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进口原料加工出口，这真是一本万利，至少是一本几利。国内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口产品，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料，产品出不去或者档次上不去。如果能进口原料，进口材料，企业机器开动了，产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换回它所需要的东西之外，手头还赚了外汇。这种情况最早在广东实行，叫做周转外汇，那时只是给地方，没有给企业。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它可以进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即以进养出。这样一年可周转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当五美元来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过去有诸多限制。六十年代我曾给中央写过报告，提出把外贸搞活，以进养出。我们在广东就试着采用这个办法。在外贸部长叶季壮【168】同意下，实行外贸包干，即进口多少东西，再出口多少东西，赚来的外汇，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广东经济恢复比较快，除其他原因外，这样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时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贸方面有很大潜力。关键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把它卡死了。不是没有机遇，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可能，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业考察，也遇到这种情况。天津有许多轻纺工厂，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设备也没法更新，很难进行生产。那时正是调整时期，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我和他们商量，可不可以进口原料，加工出口？他们认为当然好。当时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从1981年到1984年，广东开始发展起“三来一补”【169】，进口原料加工出口，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等，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然后产品出口。虽然当时是比较低级的，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广东这个地方，特别是东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发展得很快，开始就得益于此，是用这种办法起步的。开始，香港商人到那里，就试行三来一补，逐步逐步就把生产设备转移到国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广东搞了以后，福建、山东、浙江、江苏也都这样搞起来，效果都是好的。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沿海地区的有一个优势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挥。当然，改革开放几年来沿海地区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必须提高到战略上来认识，来部署。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长期观察、思索、研究得出的认识，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的启示，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观点相同？有人以为我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提出来的，国外有报刊说我是主张“国际大循环”的。王建同志当时写的是文章还是建议，我不记得了。内容我看过，还批给计委和有关部门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国际大循环”观点和我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但这两者出发点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他主张中国发展轻纺商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也即进行资金积累，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他这个设想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可以说是一种思路吧！我不是这个意思。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再谈一下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也是对外开放问题。1987年冬天，我经过对沿海地区一个时期的考察以后，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在考察中我觉得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情况，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发展得更快一些。因为国际市场的规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总是向着劳动资源多而费用低的地区转移。一些发达国家相应地进行产品调整，转向更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品。这样就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这几乎是一种趋势，而且也是一种规律。日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走的这条路，而且非常成功。四小龙的经济就是这样起飞的。

我们沿海地区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地方不但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也好，比那些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好。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人们国际竞争、市场竞争的意识也比内地强，反应灵敏。而且这里基础设施也比较好，轻纺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大。过去四小龙走过的路，我们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走。这样做将大大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当时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区一亿到两亿人口推向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和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即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同时从国际市场取得原料和生产资料。因为我们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产出口商品而挤占国内的原料，这会引起国内紧张，东、南部与中、西部地区发生争夺原材料问题，使全国经济发生不稳定。
只要我们进一步开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于大进大出，不利于沿海地区向国际交流的清规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后，小平非常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几次讲，要我们抓紧时机，坚决地干，大胆地干，不要贻误时机。一些沿海地区也很拥护，非常积极，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也有不同意见，姚依林、李鹏他们有顾虑。因为那时全国还在继续解决经济过热，实行软着陆的问题。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会不会重新热起来？其实这个顾虑是没有必要的。所谓经济过热，不是简单的速度快和慢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能力。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消费基金过于膨胀，因而造成货币流通量过大。沿海按上述战略发展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首先他们不需要大量投资；其次他们的产品会很快销售出去；第三是从国外进原料。四小龙的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正是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候，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进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连续起飞好多年。同时通货膨胀也降下来了，经济越来越稳定。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情况不一样，我当时考虑，过去我们往往从全国一盘棋考虑问题，而忽视了地区的优势和特点。譬如沿海地区经济本来可以发展快而又不存在过热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全国强调快而造成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因为要控制过热就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使沿海丧失了时机。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个样子，要热全国一齐热。一强调稳定，一强调调整，所有地区都冷下来。沿海就是这样多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所以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由于沿海有特殊的好条件。因而我们实行与全国有区别的发展战略，才能发挥它的优势。从全国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优势，其他地区就不能实行像沿海这样的战略。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接受过去的历史教训。

第二种意见，是来自几位老人的担心，如陈云就有这种担心。他说：“你讲这个如果能做到当然好，两头在外当然好，但不容易啊。”我理解他的意思，进口原料大家都赞成，也容易，问题是进来以后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汇怎么平衡？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四小龙可以做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我们怎么就不能去竞争呢？我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外贸体制问题，一是国有企业体制问题。实行沿海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一定要让外贸自负盈亏，要给外贸企业进出口很大方便。我当时的说法是，能够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如果像过去官僚主义层层审批，层层限制，许多产品就不能及时出去。外贸体制要为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开路，扫清障碍。再一个就是企业体制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大锅饭”、“负盈不负亏”，改起来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当时首先强调发展沿海的乡镇企业。沿海乡镇企业机制灵活，好伺候。我调查过许多出口的乡镇企业，他们交货非常及时，又注重质量，很有信用。

第三种意见，主要来自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和计划、外贸等经济主管部门。他们认为四小龙地方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国际市场是在不断调整的、竞争的关系中变化的。只要你产品质量好，费用低，就能扩大自己的份颔。这不是凝固不动的，相互所占份额是会变动的，要靠竞争。所以发达国家就不搞劳动密集的产品了，进行产业调整。新兴国家经济起飞以后，劳动费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们这方面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如日本就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四小龙，现在四小龙在这方面也不占什么优势了。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劳动资源优势非常大。至于将来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好办了。只要先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资金积累，技术也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在资金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进行国际竞争。那是今后的发展问题，顾虑是不必要的。现在是刚刚起步，何必杞人忧天？何况也不是一下子两亿人马上跑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有个发展过程，我们现在才开始嘛。

还有一种意见，属于大国的架子放不下。过去我们因此在经济上吃过许多亏。这种意见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强调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怎么靠乡镇企业出口？我们应该组织大企业集团，搞高精尖的产品出口。这完全是不从实际出发，离开了我国的现实。我们现在出口的是什么东西？有劳动密集的轻工产品，但主要是农副产品，很多是原料，连产品都谈不上。我们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靠乡镇企业出口，并不影响骨干企业搞高精尖。但我们终究是发展中国家，你再强调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决沿海劳动力出路问题。我们先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经济搞活以后，反过来更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家出口高精尖产品、出口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当然他们的意见也有点道理，我也一直强调这个问题：我们沿海地区科技力量虽然不如发达国家，但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强，这是我国的特点。所以强调沿海地区的科技部门要和乡镇企业结合，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乡镇企业劳动费用低，机制比较灵活，再尽可能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出劳动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结合的产品，这当然更好了。

还有一种意见，主要是来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国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观经济计划的同志。他们认为，沿海已经发展比较好了，差的是内地。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沿海，是不是会扩大不平衡？内地有的同志说，发展沿海是锦上添花，为什么不雪中送炭？其实加快沿海地区发展，不仅对沿海有利，也肯定会带动、推动全国经济，包括内地经济的发展。很明显，没有沿海的发展，内地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到沿海就业。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了，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规律，势必在中国在滚动，逐渐向劳动费用更低的地方转移。沿海地区劳动费用逐渐高起来，它也要进行产业调整。不能齐头发展，只能互相推动促进。齐头，谁都快不了。沿海是中国的一块地方，他们优势发挥了，对全中国、对中部西部地区都有利。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的优势是必要的。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发展沿海地区战略提出后，政治局还是通过了，并且在全国实施。虽然“六四”以后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沿海地区在继续走这条路。沿海地区所以经济继续发展，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大量出口，外汇年年增长，总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外汇储备，不就是按这条路子走出来的吗？当然，“ 六四”以后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觉、更有力地推行这一战略终究受些影响。各个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凡是仍然自觉推行这一战略的，发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那么自觉或者有点犹豫的，就差一些。

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会见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 【171】先生。在谈话中我问他，你们台湾不简单，地方那么小，外汇储备就有几百亿？他说，这不难，你们只要按现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开放，发展对外贸易，不用很久你们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台湾能做到，大陆也一定能做到。他讲得很乐观、很肯定。那时我对他这么乐观的估计，还有点半信半疑，会那么容易吗？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也不那么难嘛！关键是要实行开放，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改革开放，我们经济就能够很快发展。

邱路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败非常严重，执法部门很腐败。七十年代搞了一个廉政公署，有个电视片叫《廉政风暴》。这以后腐败的情况就好多了。这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后来文官、警察素质提高了，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情况就变了，现在的香港警察同过去大不相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钱权交易。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况就好了。东盟国家就有类似情况。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应该搞得好些。现在搞市场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干净，但无论如何不能使腐败泛滥。这个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试析大陆的腐败》。这篇文章倒是对大陆的腐败作了一些系统的研究。我专门把它转给鲍彤，并写了几句话，说这是一篇专门研究腐败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组织一个小组专门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对策，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认为这个问题要系统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用老的办法是不行的。如果为了防止腐败放弃改革开放，因噎废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办法，用杀几个人来解决问题，也不行。

这种腐败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方面过去旧体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是必须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譬如权钱交易，现在经济搞活了，有了商品经济，有了市场，许多企业、单位要参与市场竞争，但权力却仍然垄断在政府部门手里。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转轨，还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能得到掌权机关的照顾，就能以不平等的条件与别人竞争而获取暴利。又譬如通过一些主管部门把计划内物资变为计划外物资，即用计划价格从物资部门取得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再如谁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产品或进口某些商品，他们利用这个差价就能获得暴利。在上述情况下，官商勾结，金钱权利交易，使一些部门、单位以不平等竞争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贿赂。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深入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能下放、应下放的权力尽量下放，进一步解决权力垄断和权力集中问题。这样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土壤就减少了。这类的问题根本上要从改革中解决。

还有制度化问题。商品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税务所、公安派出所、银行营业所等等，各种各样的基层执法单位，如果办事规则公开，办事结果公布，提高办事透明度，使人民知道，那么徇私舞弊的现象就会减少。譬如说黑龙江有个地方，那里银行的农业贷款每年公布，贷给谁，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得到人民的监督，让人民参与。办事愈不公开，愈容易作弊。反腐败应该在制度方面建设。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在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兴趣。还有河北的一个县，也很受人民拥护。

反腐败从根本上说，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贪污盛行。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方面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官员行为得不到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执政党没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多元化，广大人民的参与，实行舆论监督，情况会逐步得到改变。像东盟一些国家情况就是这样，台湾地区也类似。随着经济基础变化，上层建筑也相应改革，政治建设要跟上去，主要是解决透明度和人民监督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必须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证的，法律规范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执法不能独立，各种干扰不能排除，那也很难办。这里有个法制建设的问题，有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党政不能随便干预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书记处会议上我都提到了。

以上就是我当时对反腐败问题的考虑。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视，二是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我在1988年3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对反腐败有过详细论述。“六四”以后李鹏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讲改革开放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说我对腐败采取放任态度。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事实是1988年反腐败在我脑子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6月政治局会议，我都讲了反腐败问题。在这期间我还开过多次座谈会，专门听取基层的经验。我是在积极探索反腐败的问题，想找到一条真正解决腐败问题的道路。我说过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初期往往发生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比他们做得好。李鹏他们断章取义作为我的一条罪状，真是毫无道理。

现在看来，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对这个问题做科学的分析，弄清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它，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还是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和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是连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设、干部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开的。

邱路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7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112】 “四人帮”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内最忠实地贯彻毛泽东政治主张的势力。其成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为毛泽东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泽东亲自委以重任。毛泽东死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通过中央警卫部队逮捕了“四人帮”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跋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为毛泽东开脱了亲手发动以至始终领导文革的责任，使“四人帮”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邓小平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国民收入要实现翻两番，就是要增加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受到毛泽东赏识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批判“右倾保守”，主张“生产战贱上”“大的跃进”。把“大跃进”作力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迫使各行业纷纷制定不现实的增长指标，普遍虚报各种产量特别是根食产量，直接导致把农民的口粮作为“余粮”的大规模的掠夺式的“征购”。1959-1961三年饿死的人数（主要是农民）历来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一般估计，当在3000万-4000万人之间。“大跃进”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走向大灾难的里程碑。

【115】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拥戴毛泽东，而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对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毛泽东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116】周恩来（1989-1976）：江苏淮安人。是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为国务院（1954年以前称为政务院）总理。文革前他倾向于温和政策，文革后尽力紧跟毛泽东，但由于三十年代的个人恩怨，毛对他并不信任。毛临死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

【117】正式的名称是“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于1979年3月。1980年撤销后，由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取代。

【118】指赵紫阳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记，尚未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实际领导经济工作的机构。赵紫阳任组长，成员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赵紫阳（组长）、李鹏、姚依林、田纪云、张劲夫、杜润生、安志文，秘书长张劲夫，顾问吕东、杜星垣、李东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121】“马鞍形”，本义指下降以后又上升。但在中国当代政治词汇中，“马鞍形”是个贬义词，意即经济建设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958年，毛泽东用“马鞍形”一词来打击坚持计划指标文须切合实际的周恩来和陈云。

【122】 “剪刀差”主要是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中从农村转移财富用以秋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国，政府从农村以统购统销的价格（低价）购入农产品，然后将工业产品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高价）销到农村，其结果，就是制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对农村歧视政策的结果，也是中国城乡差别的根源之一。

【123】“统购”和“派购”都是国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指针。“统购”是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这三种最重要的农产品而言；“派购”是对生褚、烤姻、黄麻等次重要的产品而言。
【124】但实际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题直到今天并没有解决。“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农户私有，是对中国农民具有极大号召力的政策。一般认为“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国共双方都曾经表示过赞成。中国政协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曾提倡 “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国民党政府后来在台湾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在中国大陆，不久被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 “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搞了包产到户，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实亡了。因为根据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必须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劳动，集体分配。而包产到户则是以农户为单位劳动，以农户为单位收获。本来，“分田单干”是更明确的名词，但在当时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词尚未取消的情况下，“包产到户”是更容易被党的领导层接受的一种说法。必须指出，“包产到户”并没有恢复到土地私有制，没有破除中国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谓国有制和集休所有制）。

【126】公粮是指农民铃须以粮食作为向国家无偿上交的农业税。这就迫使农民，除经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当数额的土地投入粮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适合于种植其他作物。余粮，是指农民当年收获的粮食，在无偿缴纳农业税后，凡属超出家人口粮的部分，一律铃须以低价卖给国家。必须指出，第一，农民的口粮标准由政府核定，实际上往往是免于饿死的最低标准；第二，在不存在粮食市场的大前提下，农民只能把仅有的粮食全部以低价“卖”给国家，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127】所谓“一刀切”、“剃平头”，就是在“压缩指标”时，把压缩的任务按照同样的比例，分配给各地区各行业，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压缩。这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期间每逢需要减速（或加速）时，编制计划确定指标的基本方法。

【128】邓力群（1915-）：湖南桂东人。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29】“租界”是指鸦片战争以后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国的领土上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免除中国本地法律司法权）的外国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东荣成人。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131】指一些外国政府专门为了扶植本国工业而提供的低息贷款，条件是铃须用于购买该国出口的设备，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最后的腐朽阶段，其中一个特点是为不断重新瓜分市场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战争的阶段。

【133】例如，外汇的融通、物资的交换、价格的浮动，奖金的发放，科研人员到工尸兼取，状事第二职亚等等。

【134】胡乔木（1912-1992）：江苏省盐城人。1941-1966年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

【136】中共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胡耀邦报告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37】“保四争五”意思是保证增长4%，争取增长5%。

邱路

【138】团拜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例行春节集会。

【139】 “四化”即衣亚、工亚、国防和科孛技木的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四令现代化。邓小平时代初期“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度成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各”，但逐渐被“翻两番”和“小康”所代替。虽然不现实的“四化”目标是出于中共领导人急切希望发展经济的愿望，但也同时表现出“文革”动荡之后的中共领袖对经济发展的铃要过程缺乏常识性的了解。

【140】不熟悉经济事务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主管经济的人经常给他提供信息，即“下毛毛雨”。如果向他系统地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他就指责别人向他下“倾盆大雨”，认为自己处在强迫签字的被动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东青岛人。劳动模范。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9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42】指胡耀邦和赵紫阳。

【143】阿尔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八年，对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重大影响。1984年12月，他再次访同中国。

【144】徐向前（1901-1990）：元老，元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45】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中共推行的一项农村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关键性改革；其实质就是“包产到户”，取消集休劳功和集休分配的制度，改力以衣户力自负盈兮的经营单位，从根本上瓦解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没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46】“小商品”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专用名词，指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小杂品。

【147】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赵紫阳报告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48】作者记忆有误。信中这一句的原文是：“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第535页）

【149】“北戴河会议”是中共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会议。起源于毛泽东在每年七、八月之际，从北京迁居避暑胜地北戴河；以后北戴河成为中共领导人夏天聚会的重要场所。

【150】安志文（1919-）：陕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赵紫阳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151】蒋硕杰（1918-1993）：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经济学家，倡导自由贸易，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

【152】四小龙，指的是台湾、南韩、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地区在20世纪60-70年代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资和技卫，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经济上取得了迅速发展。由于这些地区的“中华文化”背景，这种发展模式比较容易得到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153】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山村。农业合作化后，大寨以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的方式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毛泽东于1963年指示“农业学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统一实行的模式和政策。“农业学大寨”迫使许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追求粮食产量，强迫农民种植不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耗费农村劳动力兴建效益低的改造自然工程等等。

【154】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

【155】“以粮为纲”是计划经济时期农业方面的标识性口号；是毛泽东亲自提出的中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思路。在这个政策下，全国农村倾其所有力量去抓粮食生产，釆取了许多毁林开荒，填海造田等破坏生态环境和低效益的做法。

【156】曾希圣（1904-1968）：湖南兴宁（今资兴）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后，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量记工分”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以缓解农民的口粮危机。1962年被指责为“单干”，受到批判和撤职。

【157】华国锋（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泽东死后与“四人帮”权力斗争的胜利者。1976-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成为“第二代核心”,华逐渐失去了一切权力。

【158】杨易辰（1914-1997）：辽宁省法库县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159】廖志高（1913-2000）：四川省冕宁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60】项南（1918-1997）：福建省龙岩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61】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62】金明（1913-1998）：山东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书记。

【163】李尔重（1914-）：河北丰润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164】山东省东明县位于鲁西南平原黄河南岸，是黄河入鲁的第一县。

【165】双重经营是指个体经营和集体经营互相结合。即，一部分财产和生产过程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另一部分财产和生产过程实行个体所有个体经营。

【166】“三级所有制”是中共1962年起在中国农村施行的一种极端的公有制度形式，即：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1982年随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

【167】这里所说的“两头在外”指原料在外，市场在外。即：进口原材料，加工以后的成品出口。

【168】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1949年起长期担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169】“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

【170】王建（1954-）：北京市人。时为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于经济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的作者。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171】张荣发（1927-）：台湾澎湖人。长荣集团总裁。

邱路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172】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3】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 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 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174】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175】、胡绩伟【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 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178】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179】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波【180】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不过当时打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邀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这也是批评耀邦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邱路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182】的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的事也没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 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表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邓力群在这个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而且拿出了一个修改稿，对原稿大肆删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邓力群这个讲话和修改稿，邓小平不同意。邓说他虽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话，但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左的方向。但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耀邦通过秘书郑必坚【183】来告诉我，他认为仍然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但大家意见这么多感到很为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表示我原来也有现在需要不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认为需要搞，我支持搞。对大家的意见，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争取通过。我赞成搞，而且积极支持搞。后来这个决议几经修改，最后通过了。

在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是只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184】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于光远【185】在场，郑必坚是起草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记得这件事。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是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难了。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不久，耀邦告诉我说，最近小平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到十三大时邓要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由耀邦来接任这个职务，总书记由年轻一些的人来担任。邓对胡说，这可带动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耀邦还说，他在邓那里建议总书记由我来接，因为我比他年轻一些，让更年轻的人来接现在还不行。因为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所以我不好讲什么。至于推荐我当总书记，我当时就对耀邦说，我多次说过在中央现在的领导人中，60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总书记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个年龄线的，你不做怎么叫我来接？要接只能由年轻人来接。我还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还接不了，时机不成熟，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年轻的同志。耀邦听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而是转述邓的意见，而且是他向邓的建议。更主要是，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做总书记，愿意继续做总理，把经济改革抓下去。胡当时转述邓的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静，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

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耀邦情绪很好，工作兴致仍然很高。视察江苏、视察上海，跑了许多地方，发表了很多讲话，报纸上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从他同我谈话时的表情和他积极到各地视察，以及12月间我同他一起处理上海学潮，没有发现他情绪有什么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邓同他那次谈话，他只是理解为就是为了年轻化，邓退下来，他接邓，带动一批老人退下来。很可能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没有觉察到邓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186】、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 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189】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邱路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190】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 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 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191】，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192】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193】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邱路

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讲话。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邦。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邓小平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绪。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 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到4月是一段。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法。

因为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一下去。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相串门，传播消息。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我在这篇讲话中，特别讲了这段话：“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后不搞运动。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线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结果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这次我们要和过去搞运动的办法区别开来，一开始就要把性质、范围、重点、政策、方法讲清楚，什么能搞，什么不允许搞。一开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讲清楚。这才是不搞运动的搞法（因为当时不搞是不行的，大势所趋）。

我的这篇讲话和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企图在反自由化中大干一场的人视之为束缚。他们认为这是束缚手脚的框框，是保护搞自由化的人。虽然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文件就把范围、重点、政策作出了规定，所以在那场反自由化中没有伤害更多的人，没有使全国的局势发生大的震动，没有搞乱经济，没有使改革开放遭到大的挫折，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点，在这段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二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行得更好、更有保证。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为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两个缺一不可，缺了哪个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因此要强调一下。如果因此而丢掉了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那就走上了另外一个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乘机否定改革开放。人们之所以产生一提反自由化，就这样那样的误解、疑虑，主要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含义没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一讲四项原则就以为改变了。现在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本来就是这样的。上述这一讲话对于安定民心、解除顾虑起了作用，大大缩小了企图以左反所谓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的活动市场。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来，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泽【194】任宣传部长时，我就找王忍之谈话，告诉他要记住有两个基本点，不要一讲反自由化就忘另一个基本点。还告诉他，在今后工作中要独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听邓力群的），要领会中央的方针。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竟然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拨“四人帮”极左之乱；而这次拨乱反正，就是要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乱。听到反映后，我当即批评了王忍之，还问他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

邱路

他不肯透露，只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因为过去王给我的印象还不坏，他在计委搞经济研究工作时，人还本份；在经济研究工作中也还朴实。对他能够和邓力群保持一定距离寄以希望。因此，对他只批评了几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没有给别人说他讲了什么话，我怎么批评了他，留有余地就是了。

大约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书，邓办主任）转给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讲今后反左是主要的，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说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启立负责接管宣传战线工作时（邓力群不管宣传战线了，由胡启立接管），找宣传部的同志来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这时我找王忍之（宣传部长）、王维澄【197】（常务副部长），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我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关于邓力群、胡乔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还有《光明日报》三个单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熊复【198】等人摆出要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架势，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噩梦一场。整个八年，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斗争。熊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两个凡是”【199】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把他们这样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阻碍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观念斗争的历程。熊复是“两个凡是”的笔杆子，三中全会时西南组就批了他。当时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组，我是西南组的召集人。当时邓力群并不是搞“两个凡是”的，他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由于思想上臭味相投，尽管熊复是这么个人，但由于他坚持左的那一套，邓力群非常看中他，继续重用。

当时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到处散布说：“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四号文件是个框框，束缚了反自由化的手脚，扼杀了积极分子的斗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后顾之忧。“还说由于有了四号文件这个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检讨，有恃无恐。还有的人甚至说，四号文件对反自由化斗争是泼了冷水。过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这次恐怕连27天也搞不了。他们之所以散布这些论调，目的是向我施加压力，让我修改部署，好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们还散布一种论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他们把思想理论上的自由化叫说自由化的；把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的叫干自由化的。还说，思想理论领域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他们极力突破四号文件的范围，要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农村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全面开展反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对改革开放进行批判和清算。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个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内容。如果改革开放只是目，只是具体政策，哪里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那样，所坚持的也只能是带有空想成分的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四，提出重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尤其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谈论生产关系，是一些左的观点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附加了许多属性。如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战时经济，我们就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固有属性的计划经济来坚持。在理论研究中，有些把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却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思想理论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至今相当严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胆探索。

我的这篇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整个空气在这篇讲话以后发生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变化。这也为顺利地起草十三大报告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下面再接着谈谈胡乔木、邓力群的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在这次反自由化之前，处境并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邓小平已经疏远了胡乔木，很长时间不和他见面，胡几次约见都没有获准。胡为此很感苦恼，曾找杨尚昆为他在邓那里疏通一下。邓对邓力群比较好一些，但也觉察到他喜欢搞左的那一套。邓曾说过，邓力群在北戴河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提出的修改稿，虽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说过的话，但邓力群是要将方向引导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谈话时，邓还重提了这件事。并说邓力群这个人固执，是湖南骡子。

当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在胡耀邦倡导下，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朱厚泽一再主张，在知识分子中间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因而知识界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个时期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条的势力，处在一种孤立的地位，市场很小。但是耀邦一辞职，开展反自由化以后，他们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胜利者自居，要乘机发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满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

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在3月间，我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217】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当时我觉得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陈云不同意，这件事没有搞成。

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因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但邓力群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会这样做，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我当时说，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我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李锐【218】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219】，反映了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很快作出了邓力群不再主持宣传战线工作的批示，并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来了。

1987 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职权的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我当时建议由胡启立接管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在那次会上也说了，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在筹备十三大人事时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见办的。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空气浓厚，而邓力群“左”的名声在外；多年来与改革开放唱反调，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员的预选中，邓力群就落选了。这一情况邓小平知道后，表示要尊重选举结果，这样邓力群也就进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常委。结果他当选了中顾委委员。但选举常委时又落选了，这次十三大选举办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给代表们一点民主权利，代表们就运用他们的权利，作出了这种抉择。

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邓力群和陈云、李先念、王震的关系非同一般，很得他们的器重和赏识。邓力群在1980年通过他掌握的书记处研究室，大力宣传陈云的经济思想和主张。其实我也认为陈云同志过去在经济工作上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他的掌握，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很多主张还是正确的，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他表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大成绩；而且当时全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一大二公的时候，陈云还是主张大计划小自由，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但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是有许多保留的。邓力群在这个时候宣传陈云思想，很明显地是用宣扬陈云的经济思想来抵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前面我说过了，1987年我曾建议调李瑞环协助邓力群管意识形态工作。陈云当时没有表示，经过一天考虑，他通过秘书告诉我：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我的意见。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谈话，发表了所谓“责任重大，学点哲学”的这篇讲话。这话是讲给我听的，由薄一波记录转给我。形式上要我学辩证法，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认为我听不得不同意见。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邓力群这些人离开了宣传战线。
另一个就是那个时期，我在各种场合讲了不少批评左的论调的话，特别是我在5月13日的讲话时，对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这些记录稿印出来送给陈云，陈云不同意我说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战时经济模式”。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后，陈云又专门写了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