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囚 .徒-赵.紫.阳.回.忆.录

邱路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过国务院五办【220】，邓力群就在五办工作过，参与李先念的决策和文件的起草，实际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邓力群又亲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编辑出版的写作班子。在传阅邓小平不让邓力群主持宣传工作的批示时，李先念写了“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的批语。

至于邓力群和王震的关系就更深一些。早在建国初期，邓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长。王震后来因为牧业合作化的冒进受到中央的批评【221】。邓力群当时站在王震一边，竭力维护他，从此得到王震的信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 年夏季，叶选宁【222】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上情况说明，邓力群的事发生后，老人们更加加深了对我的不满是毫不奇怪的。

这前边的一大段，主要讲的是在十三大召开之前如何将大反自由化那样一种气氛，转到为改革开放制造舆论，创造一种有利于召开十三大的气氛。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下面，讲讲十二大的具体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

我于5月21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由于以后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比较顺利。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否定和修正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过去在中国按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苏联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这是一种左的失误。只有从这种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实行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国。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我的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约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我说：我们要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可以从这一论断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指导。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要展开论述（大意）。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在讨论我5月13日讲话稿时讲的。随后我正式布置给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组写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给邓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这个意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有批示或电话，对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三个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或三中全会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概括为口语化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提出并写入报告的。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了。这以后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1978年理论务虚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贯强调的。但过去没有把这三条联在一起，并作为党的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记得在1986年起草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文件的时候，初稿上曾经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为两个方面写的。当时给人这样的印象三中全会路线只是改革开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见，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在内。

最后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我在小组召集人会上，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我说：总得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这是我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初步的表述。当时还没有用“基本点”这个词。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会见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时也讲了相同的话。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

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中宣部一个干部叫卢之超，大概是理论局长吧，竟然布置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召开会议，研讨两个基本点的观点，意思就是要批。

邱路

这股风刮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会议上；此前还在中央书记处、五人小组讨论我这个讲话稿的会议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我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路线，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四个坚持是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总方针、总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是纲，一个是目，实际上就是借反自由化来贬低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如果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有四个坚持一个基本点，那么还有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因为四个坚持从来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继承了这个原则，同时增加了改革开放的新内容。我的这次讲话重点是批判企图以四项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来压制、贬低改革开放。
经过我5月13日讲话，攻击两个基本点的论调有所收敛。经过上述这些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才能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列在一起，作为基本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概括为口语化的公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鲍彤和写作班子起草文件时写上去的。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首先和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方面我另外专门再谈，这里只说一句。尽管邓小平过去对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过一些很好的话，而且在1986年他还强调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了一些话，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

除政治报告以外，十三大筹备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辞职前，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小组，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邓仍留在常委里为好。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但邓坚持认为：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的国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在十三大不改变，那就是一种倒退，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1987年3月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但要求他们退下去，邓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陈、李半退” 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一开始的时候，陈云、李先念、彭真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邓就请薄一波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几经周折，看来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这样，这个方案才被勉强地接受下来。

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但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但从以后的情况看，有重大问题邓还是得同陈云、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陈云）。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陈云、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这次在邓家里召开的五人小组会议上，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的人选也正式定下来。关于政治局常委，开始提出七个人【223】，在此次五人小组会之前一直是这个方案。后来由于各方面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据说在七人小组酝酿名单时，姚依林说过这么一段话：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也就是说是不稳定因素。在七人小组开会时，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纪云【224】有问题。说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于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上说，七人小组不同意万里进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纪云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在这次五人小组会上，邓听了这些意见后就说，万里、田纪云不进常委了，常委名单由七人变为五人。

在这个会上我开始觉得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像田纪云这样的事，你早不说，晚不说，正在要作决定的时候，你提出来当然会搁置起来。在十二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选举前夕，突然有人写信说某候选人有问题。临时怎么查？只好放下。待把问题查清楚，什么事也没有，但选举已经过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纪云参加常委，这一手可以达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为五人的过程。

就在这次会上，确定由杨尚昆任国家主席，邓提出要万里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谦虚地说，他不懂法律。邓说，可以学嘛，还可以找人帮。这件事定下来以后，邓怕万里当委员长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为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还专门找万里谈了次话，要他分别到一些老人家里拜访，作些自我批评，取得谅解。万里这样做了。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因为他过去搞技术、搞电力，对经济接触比较少，特别是经济改革，完全没有接触。但是陈云、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当时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难，估计陈云、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议来议去，就只好让李鹏来担任。由于李鹏对经济工作不熟，对经济改革完全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当时邓提出并确定，我当总书记后，仍要负责抓经济工作，并且仍然由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邓还说过，李鹏形象不好，人家说他亲苏。因为他是留苏学生。有一次他访问欧洲，没有请示，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顺访了苏联【225】，所以邓认为他形象不好，亲苏。要李当总理后表表态，消除人们的怀疑。

这里说一下，在酝酿总理人选时，是不是考虑过让万里来当总理？因为我任总理时，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务副总理。据我所知，在酝酿过程中没有提出过要万里接任总理。原因有两条，一是万里得罪人较多，首先七人小组就不会提出这个方案，七人小组里不少人对他印象不好；二是邓也不会提出他，因为他年纪大。邓一直主张我不做总理后，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人来当总理。

在筹备十二大时，人事小组由余秋里牵头，在耀邦领导下，有事首先向书记处请示汇报，耀邦直接抓，然后再到老人那里去。这次是由薄一波牵头，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226】、伍修权【227】、高扬参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组，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在耀邦辞职前，邓没有过问过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组成立后也没有过问过。这大概是由于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为涉及几位老人留退问题，所以邓把它直接抓在手里头，通过七人小组贯彻他的想法。

耀邦辞职后，由五人小组代行常委的职权，五人小组同七人小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组代行常委职责，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组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组甚至把中央平时的干部调动权也抓了过去，说是他们要考虑十三大人事安排，现在的干部调动、任命也与此有关。1987年因兴安岭森林大火林业部长被撤职【228】，要任命一个新的林业部长，但由于七人小组的干预没有办成。当时我出访在外，家里工作由万里主持。万里对此有意见，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于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组会上，邓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日常干部调动仍然由书记处和国务院负责，七人小组不要干预。薄一波在会上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长，经常要组织部长宋平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意见就告诉宋平，要宋平去办。薄一波说，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对各省、市、各部领导人进行考察，因此组织部在研究干部调动时，要和他们商量。

在十三大召开前，他还通过宋平向我表示过一个意见：现在的七人小组，十三大以后最好还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以便协助中央把干部工作搞好。本来七人小组是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现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后还要存在。很明显，就是要把干部管理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我当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转告薄，还是按原来定下的，十三大以后七人小组就完成了任务。至于干部管理方面如何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议。薄的打算被我拒绝，对于他这样一个十分喜欢揽权的人来说，心里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积极从事反对我的活动，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邱路

【172】 “务虚”是毛泽东创造的新名词，指通过漫谈，对现有官方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重新释义，藉以统一宣传口径，并非学术性的理论研讨会。这次著名的“理论务虚会 ”的时间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开始由胡耀邦进行解放思想的动员，最后由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场。邓作收场的报告时间是1979年3月30日。

【173】 “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时代中共控制意识形态的最初的底线。后来，由于中共在实践中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的态度日渐显露，因此“四项基本原则”在近来的官方文件中已经鲜有提及，四个原则已经浓缩为一个最高原则——坚持一党专政的原则。

【174】 “生活会”，亦称“组织生活会”，是指中共党支部（党小组）成员以“检讨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内容的党内生活制度。这种生活会一般每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一般极少开“生活会”，除非在党的领导人之间出了严重的不协调，必须通过斗争来统一思想或进行改组。
【175】郭罗基（1932-）：江苏无锡人。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被认为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引起邓小平的不快。

【176】胡绩伟（1916-）：四川威远人。中共党内倡导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绩伟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撤消一切职务。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苏省武进人。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14个月。

【178】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79】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长。文革后转变，有自由主义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主任是邓小平）。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间与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82】陆铿（1919-2008）：云南昆明人。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

【183】郑必坚（1932-）：四川富顺人。时任胡耀邦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1992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184】这是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其内容是毛泽东对中共未来政权的设想，后成为中共建国的理论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所谓“旧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所谓“新民主主义”字面意思应该是具有社会主义成分及倾向的一种民主形式。中共夺取政权以后的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只是中共争取中间力量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时所使用的口号，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185】于光远（1915-）：上海市人。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186】方励之（1936-）：浙江抗州人。天体物理学教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1987年因同情学潮中大学生的民主诉求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187】“五人小组”：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到1987年10月中共的十三大召开前，临时机构“五人小组”代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组长赵紫阳，成员有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

【188】用邓小平指定的“五人小组”来取代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常委显然是违反党章的，但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惯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实质上是绝对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的一种表现。

【189】“团”是指“共青团”、“团派”是指出身于中国共青团的中共领导干部圈子。除传说中的相助提拔关系以外，没有证据表明“团派”在党内具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政治主张。

【190】王鹤寿（1909-1999）：河北唐县人。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陈云兼）。

【191】指吴江所著《十年的路》。该书由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一版）。

【192】陈俊生（1927-2002）：黑龙江桦南人。1978年起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书记。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5年起任国务院秘书长，1988年任国务委员；1998年任政协副主席。

【193】 “七人小组”由邓小平指定负责筹备中共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的临时机构。其成员有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开始七人小组直接对邓小平负责，1987年7月7日邓小平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167页）。

【194】朱厚泽（1931-）：贵州织金人。1983年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5】“拨乱反正”本指扭转乱象，是中共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时的使用的习惯性提法。

【196】王大明（1929-）：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北京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197】王维澄（1929-）：浙江桐庐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熊复（1915-1995）：四川邻水人。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9】“两个凡是”是华国锋主政时的口号。原句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早出现在1977年2月《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

【200】卢之超（1933-）：江苏宝应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

【201】江流（1922-）：山东柄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育长、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202】高扬（1909-）：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3】张光年（1913-2002）：湖北老河口人。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学评论家。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204】刘宾雁（1905-2005）：吉林长春人。《人民日报》名记者。其1979-1987年间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使他成为1980年代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及记者。1989年以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流亡美国。

【205】张显扬（1936-）：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

【206】吴祖光（1917-2003）：江苏常州人。著名剧作家、导演。写有《风雪夜归人》、《武则天》、《凤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闯江湖》等剧目。

【207】王若水（1926-2002）：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理论家。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文章。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208】苏绍智（1923-）：北京市人。政治理论家；1982-195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209】孙长江（1934-）：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军报》同一主题的重要社论的作者。

【210】指陈俊生的《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鲍彤的《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

【211】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文学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长。

【212】钱李仁（1924-）：浙江嘉兴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5-1989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213】梁步庭（1921-）：山东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1983-1988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214】尉健行（1931-）：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7-1992年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215】阮崇武（1933-）：河北怀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长。1987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劳动部部长。

【216】张曙光（1922-2002）：河北饶阳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1986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离职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17】李瑞环（1934-）：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218】李锐（1917-）：时任中顾委委员。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押。 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是改革开放的积极的支持者。

【219】李锐《给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发表在香港《开放》杂志2006年4月号。

【220】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成立于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任务是协助总理和副总理协调财政、金融、商业等部门的工作。

【221】1952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了会议。会议宣布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犯了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次定改组中共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和财委主任职务。

【222】叶选宁（1931-）：出生于香港。中共元老叶剑英次子。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223】这里的“七人”，指原来拟议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选，即：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

【224】田纪云（1929-）：山东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财政局局长。1983-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225】编者注：作者记忆有误。李鹏违反外事纪律，不是擅自决定访问苏联；而是擅自决定要随行的一位副部长，单方面推迟早已通过外交途经商定的访问某国的日程。

【226】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1978-1983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227】伍修权（1905-1997）：湖北武汉人。1955-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任中顾委常委。

【228】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发生100万公顷特大火灾。林业部长杨钟及副部长被撤职。

邱路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一）

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现在谈谈1988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一段应该从1987年十三大结束以后到1989年春季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变化巨大，形势由好到坏，以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十三大的召开，当时国内外都比较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国内人民从十三大召开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说为之一振。

当时经济形势也是几年来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不仅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除了农业以外也比较好，农业当年也是丰收，当然有前几年农业的停顿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货币的发行没有超过计划，储蓄大量增加。这一年可以说，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有所进步。既没有宏观失去控制，也没有微观搞死。经济过热的问题、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情况开始有所缓解。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改善宏观控制，前几年在这方面经常发生些问题。从1987年的经验看，稳定经济和一定速度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是可以结合的。

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的说是好的。如果继续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吸取前些年成功经验，党的十三大以后，88年的形势本来可以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后来情况不是这样，而是由好向坏的方面发展，以至变得相当坏。这里有许多教训。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1988 年全国有个热点，即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物价问题本来是在改革中间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价上涨7%，不算很高，但比前几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这一方面是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情况不太好；另方面我们在措施上也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按价格律办事。粮食价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应提高，供应出现紧张情况。因而1988年春节期间有些城市又想恢复定量供应。当时如果一方面及时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对城市居民适当补贴，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

但当时有一种想法：感到几年来物价年年上涨，加起来，幅度也不小，群众议论较多。我们只是被动地进行调整，而整个物价并没有理顺。因此，考虑能不能干脆有意识地拿出几年的时间，以物价上涨的一定幅度为代价，把价格理顺，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同时相应地提高职工的工资。这个想法有当时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看来不够现实。几年来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总感到两种体制并存、两种市场并存、价格双轨制并存，产生许多摩擦，以至带来腐败，市场也不能规范化。总想统一规划一下，尽快结束两个体制并存的状况。

当时还认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难的。现在就要攻难点、要攻关、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会倒退。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没有认真地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另外再详谈，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这几年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计划经济之外，培育生长、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有了两块，然后我们逐步增强、扩大市场经济这一块；逐步削弱、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这两块都是配套的。市场经济这一块政府不直接干预，特别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预。产品是自由处理，价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经济这一块的企业个体户也好、私营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属于计划经济这一块的基本上处于国家计划管理之下，价格由国家规定。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产品进入市场，但主要不是市场调节，国营企业也没有真正的自主权。那时属于市场这一部分，价格是放开的，由他们自己定。属于计划经济这部分由国家规定，或者给企业一些权利，但仍受国家的约束。市场经济这部分企业工资是自由的，由企业自己定。计划经济这一部分工资还是由国家规定，或是给企业一些权利，但还是受国家约束。几年的情况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计划经济这一块逐渐缩小，但在1988年时仍占60%以上。

这两种经济体制并存虽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产生腐败。但总的来讲比之过去经济增加了活力。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非常活跃。当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扩大市场这一块，继续缩小计划这一块。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也不能通过一次体制、价格、工资的改革，一下子就转入市场经济；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过去，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这样搞，比较稳定，风险也少，社会上也容易承受。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搞的，但不自觉，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我们讲过价格改革是关键，归根结底是要搞企业改革。总想什么时候条件具备，采取一种办法，一次或者分几步，把国营企业改过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市场经济这一块生长、发展是预备、是序幕，最后要攻关。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用几年时间进行价格改革，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

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不久，我就感觉到这种想法简单了些。所以我接着又提出，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归根结底离不开解决企业的效益。企业没有效益，消化不了，改来改去，轮番涨价，搞了一圈等于不搞。这就是说，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能不能成功，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看企业能否消化，归根结底是企业效益。要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这就要改进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最后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当时曾提出，要解决承包制的竞争，要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逐步解决大中企业也能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后来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资嫁接，把外国的资金、管理、技术嫁接过来，使国营企业转为市场经济的机制。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说明价格改革不是个简单的问题。8月前后，我就有这样一个观点，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化。这个问题从价格工资问题提出，转到整个改革，整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要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就有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原先那种设想很难行得通。这属于指导思想的问题。

另外具体工作上也出现了毛病，就是对价格改革过分渲染。本来价格改革设计是不是合理，这固然是个问题；而事先大肆宣传，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理状态。本来 198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到了1988年市场紧张，主要是心理因素。国外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虽然老百姓知道政府准备今后大涨价，也知道政府会有补贴，生活不会降低，但他们有大量储蓄，那么大的现款储蓄，这就有个保值的问题。而当时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银行利息，解决保值储蓄问题。所以老百姓就抢购物品，用实物来保值。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们当时虽然再三宣布提高物价不会使群众生活水平降低，但没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问题，这也是个常识问题。而我们当时缺少经验。8月份在北戴河讨论物价改革问题，报纸上就大肆宣传说要攻物价关，要闯关。说提高物价改革方案已定了。这样老百姓就急了，于是发生到银行提款、抢购商品的情况。

总的说，一个是物价改革方案思路不对头，另一个是具体工作出现了很大的纰漏。发生了挤兑抢购、市场紧张现象，于是一下子感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其实当时经济形势问题并不大，也不是1988年发行票子过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当然过去几年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经过87年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手里没有实现的购买力还有很大的数量，变成银行存款，数目我记不很清，大约有万亿元吧。心里恐慌了，就去银行挤兑，去市场抢购。这不是87 年、88年的问题，而是由于物价改革宣传不当造成的。如果当时宣布价格改革停止，同时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人心会稳定下来；同时再压缩几百亿基建，节约几百万吨钢材，经济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时财经领导小组曾向国务院多次提出，尽快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但国务院李鹏、姚依林他们担心银行利息提高，国营企业的贷款利息不能相应提高，银行利息负担太大，不好办。犹豫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保值储蓄还是出台了。事实证明，保值储蓄的措施一出台，银行储蓄很快就回升了，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势很快就稳定了。这也说明1988年经济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处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问题。如果说通货膨胀也不是加剧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几年来积蓄在手头的票子取出来购买东西，一时表现的好像通货膨胀加剧了。实际上87年以后通货膨胀减弱了，当然没完全解决。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邱路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大量群众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东西，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来势如风起云涌。全国各大城市都紧张起来，党内党外议论纷纷，各方面压力很大，使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过重了。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我的用语没有用“恶性通货膨胀”而是用了“严重通货膨胀”，实际没分析通货膨胀，于是在9月份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口号，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从1989年开始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

当时的用意是稳定人心，但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现在看来不必如此，也不应当如此。而应当继续稳定经济，就是进一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控制货币投放，经济就可以稳定下来，不必大的调整，大的收缩。深化改革，就是继续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发展市场调节这部分，情况就会顺利发展。当时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顿，还是想迅速创造一个条件，然后再来进行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以便结束两种体制并存的状况。后来看来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

李鹏、姚依林这些人本来对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顿口号一提出，再加上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他们全面收缩，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大砍大压，恢复旧的一套。原来已经下放的权利又被收回；许多老办法又复辟；大量用市场调节的措施被取消。这样一搞，几个月后全国经济就出现了市场疲软、生产滑坡、经济萎缩，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原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一控制就出现了市场疲软？所以当时提出治理整顿效果是不好的，尽管原来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出一个口号，把1989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以便迅速稳定局势，创造条件，将来重新开始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实行原来的方案。攻价格关、工资关，解决两个体制并存的问题，一直在脑子里是存在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教训。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批评了过去对治理整顿的这种消极做法，提出要利用大好形势加快发展，加快改革，才使经济出现了生气，出现了活力，人民是满意的。由此也恰恰证明，治理整顿中一味大砍、全面压缩，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中国经济问题很大，通货膨胀很严重，那么南巡讲话以后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当时经济领域改革和发展这一仗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加以认识。一个是改革。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用市场经济逐步蔓延，计划经济逐步收缩的办法。而不可能采取一种改革方案，一下从整体上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现在看来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改革思路要改变。另一个问题就是，当社会上出现了挤兑抢购风时，不要把这种情况看得过重，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号；而应该通过改革，稳定形势。如果这样做，那就不会出现1988年的抢购风，也不会出现后来几年的徘徊、倒退。

总体上说，一是价格改革当时设想的方案、思路有问题，没有按前几年的路子走，而是想用攻坚的办法，一举解决价格问题。攻克这一关，市场经济就形成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休克疗法、震荡疗法。二是价格改革选择的时机和宣传上出现了毛病。本来88年春国内各方面议论的焦点是物价问题，这个问题不是87年经济过热和投放货币太多带来的。主要是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处理不恰当，肉、蛋、蔬菜价格上涨。本来价格已是议论中心了，又要酝酿价格改革，而又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引起社会恐慌。特别是宣传上很不恰当，吃亏很大。这是当时挤兑抢购的主要原因。人们不是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价格改革，从设计、讨论到制定方案，报纸不断地发，有小平讲的，也有我讲的，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说过去改革容易的已经改了，现在要攻难点，要闯价格关，要知难而进。使人心恐慌，纷纷挤兑抢购。三是我们又未冷静地加以分析，过急地提出治理整顿，结果给反对改革主张复旧的人提供了一个口实，造成几年的经济滑坡。




四、闯物价改革关

关于价格改革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作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时间，以每一年以一定的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换来在理顺价格的问题上，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上，前进一步。会议确定由国务院制定方案，具体方案是由姚依林他们起草的，到北戴河大家讨论过一次，他们又作了修改，然后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时我们一面讨论方案，另一面全国各地抢购不断，此起彼伏。讨论中大家有顾虑，怕价格改革引起问题。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价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同时砍掉几百亿基建，缓和钢材等生产资料的市场供应情况。当时还认为时机比较好，经济在发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强，再说我们还有很多余地，比如说，我们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卖，回笼货币，还有些中小企业也可以出卖。到了8月间在北戴河把这个方案确定下来。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同国务院姚依林他们这些人，因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们提出来的。地方上，特别是天津、上海当时有顾虑，但也没明确表态。

还有一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在价格改革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首先，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价格改革，而且在1988年还几次讲过，说价格改革搞晚了；如果早几年搞可能更好些。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几年内要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一大步，这一点事先我向邓小平谈过，他非常赞成。后来，他公开讲过要闯价格关，要攻难点。还说，对我们以及国务院李鹏他们，怕的不是我们步子迈大了，而是怕我们动摇，遇到问题就犹豫、就退缩。小平一直是主张搞价格改革的，我感觉他对价格改革的理解，更多的是考虑国营企业的亏损，希望尽量减少国家的补贴。总的讲，他对价格改革非常坚决，主张步子大些，只要改革他都鼓励。当然如果我们觉得有困难，他也不勉强。

所以1988年物价改革这件事如果讲责任问题，责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小平究竟对价格改革是怎么看的，我前面说了。他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财政负担太大，包括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他经常讲到这个问题，说价格不合理，全国财政收入有几百个亿都是用于价格补贴。他几次问姚依林：“这样改革会减少多少亿财政补贴，如果不改会增加多少补贴。”他关心的是这么个问题。我们设计的价格改革更多的是价格合理了，如何使企业通过平等竞争，形成市场条件，能够真正有企业效率的标准。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再补充一个问题，即最后决定价格改革暂缓，转向治理整顿是我下的决心。在9月份最后下决心前，我找姚依林谈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向他提出，干脆把价格改革放一放，他表示可以推迟几个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况再说。后来我又进一步考虑，价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确实比较紧张，下决心干脆推迟，集中力量把经济环境搞好，把通货膨胀人心不稳解决了，然后再去打这个战役。

下了决心后，我又找李鹏、姚依林谈了一次，他们表示同意。我觉得应向小平同志报告。就在我下决心之前，邓有次和李鹏谈话时还鼓励我们不要怕。他说，价格改革有风险，但需要冒这个风险。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所以既然下决心暂时不搞，就要向邓报告。这个问题谈起来还比较复杂，原来那样打算，现在又这样考虑，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小平的耳朵又不好。因此，我先约王瑞林到我办公室，比较详细地把情况向王瑞林作了介绍，为什么现在想推迟，不推迟怎么不好等，请他向邓报告。因为他在邓身边工作，可以把意思说清楚。报告了邓以后，才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下来。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本来，十三大开得非常成功，会后各方面的形势也很好。原计划在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为一个特区省，实行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而且着手制定《企业法》。1988年3月人代会通过了建立海南特区省，还通过了《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条例；并修改了宪法关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企业法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中心意思不是强调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强调财产的经营权，强调企业对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不是要强调国家的所有权对企业的制约。国家不能再过多干预企业的事务。另外就是确立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的中心位置，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同时在这个文件里正式承认，在我国目前阶段，不仅个体经营而且私营企业也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给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宪法还有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规定可以出租。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这个时期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企业改革的重要想法。1987年我们推行承包制，这也是两权分离【229】的一种形式。1988年则着重强调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制。随后又提出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大中型企业实施股份制。提出用嫁接的办法，引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把合资企业的机制引入了大中型企业，也等于嫁接了一个机制，改造大中型企业。后来我看到浙江兰溪5家国营企业放开经营的消息，给我以启发。所以我提出了大中企业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思路。所谓放开经营，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包括价格，包括生产什么东西，包括分配，属于企业的事都由企业去解决，只要他不违反法律，完全可以独立经营，放开经营。

到了8、9月份，我把放开经营、自负盈亏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我强调放开经营和自负盈亏要结合起来：只有放开经营才能自负盈亏，只有自负盈亏才能放开经营。否则盈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那不行。我曾经说过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叫做“无上级企业”，这个话当然不一定确切，实际上是说这样的企业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府行政部门，我还很强调股份制问题。这些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使企业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管理，增强它在价格改革时的承受力。提出价格改革以后，后期感到价格改革归根结底决定于企业的效益，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为了价格改革的成功，特别是讲到企业的改革，后来还讲到政治改革。当时是从价格改革出发提出的这些问题。现在来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和企业的产权改革的问题。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涉及到企业法人的问题，触及到企业里面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我也很重视股份制。1988年9月我在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230】谈话时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无处不在，但产权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谁也可以不关心。那时企业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提出股份制也是这个意思。当时为了推进改革开放，1987年冬还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问题，我另外再详谈。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广东全省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各方面都先行一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举措。

邱路

总之，1988年不论开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这些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将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进一步。当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这样做，在十三大以后的大好形势下，把整个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但很可惜，由于价格改革失当，整个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深化、前进，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顿告终，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可惜。

治理整顿提出以后，有些情况变化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首先是国务院那边，李鹏、姚依林他们借着治理整顿的机会大肆复旧，使改革全面回潮。他们接二连三颁发了许多条例、法令、规定，除控制基本建设外，实际上把前几年搞活企业的措施，绝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又收了回来。1989年物价上涨指数不高于1988年，这本来是我提出的作为预期目标，是我们预计各项工作搞的结果。但他们把它变为行政指令层层分下去，变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物价，以至把一些早已放开的物价又管死了。一个时期甚至把农村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后，留给地区和群众让他们在品种、有无、多少之间互相调剂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管起来。刚刚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统统作废了。可以说，这是体制大的复旧，改革的大回潮。他们把许多权力集中到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如为控制信贷，甚至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们搞这种治理整顿，不久就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停滞。如果不是因为前几年改革出现的受市场经济调节的个体经济、合资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国家经济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另外还发生了一个情况变化，就是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虽然这个时期，我通过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但他们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本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小平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因为当时我不兼总理，李鹏当总理，许多人有顾虑，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而李鹏对经济改革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对他也不放心。所以邓小平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

但是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我领导经济工作的地位削弱了。借这个机会他们把持治理整顿的控制权，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我本人，无法过问经济，使他们能够借治理整顿大搞复旧。因为常委、财经小组是不会同意他们这么搞的。

前面我已说过，群众有储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物品。如果能够及早提高存款利息，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在财经小组会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银行储蓄利息，小组其他同志如张劲夫【231】、杜润生都同意，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国务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储蓄。后来虽然提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决问题。他们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减贷款指标。结果贷款指针控制得很严，规模缩得很小，使农产品收购没有资金；工厂技术改造也没有资金；甚至流动资金都没有。结果生产停滞、滑坡。

另外，人民储蓄大量减少，货币发行量却没有减少而且大量增加了。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贷款大量紧缩，造成生产、流通的困难。而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量没有减少，大大超过上一年。这就证明这种方法不对头。当时我的意见是，贷款的控制，既要从紧，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顾生产；另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储蓄问题，稳定人心。但是我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执行。同时党内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总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不谋而合。这股风刮得很大，当时香港报纸也有这样的报道，说我已被架空，不再过问经济，已没有过问经济的权力。一次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照相时，小平还问我：“怎么香港报纸说你不再过问经济了？怎么能不管经济呢？”总之当时这股风刮得不小，国务院那边内外配合，迫使我不过问经济，只管党务就是了。

情况的另一变化，就是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道说，邓在上海期间，李先念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说建设急于求成还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规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于求成的问题。除价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艰难。他们就是借此反对改革，否定过去。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后来我下台了，他们迫不及待就去查，这也好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过去对我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为什么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这样集中，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图丑化我，毁掉我这样一个主张改革的形象。


七、“倒赵风”的由来

1988 年治理整顿提出以后，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改革、倒赵的风。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这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

现在回顾一下，1987年以前我担任总理，主要是处理经济事务，当然是改革开放。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由于我事情比较多，这方面管得比较少；再加上在经济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比较来讲，我被认为是较为谨慎些，不随便讲话。我不赞成把速度搞得过快，不主张基建战线太长，改革也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搞，不象耀邦那样思想解放，无所顾虑。在我们党内有一股顽固反对自由化，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老人当中以李先念、王震为代表；在前台管意识形态的有胡乔木，特别是邓力群。他们有一套人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势力。过去他们把反对的矛头主要对准耀邦。由于上面讲的原因，没有把我当作反对的主要目标，我似乎是居中的，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我和他们还有些接近的地方。所以耀邦下台，决定我当总书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反对。当然当时李先念有保留，说我学外国太多了，要我改。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没有听到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当时王震曾劝我继续当总理，他说总书记可由姚依林来搞。因为我当时也不愿当总书记而愿意继续当总理，认为谁当总书记都行，所以对他的建议没有异议。后来别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是想让邓力群当总书记，但这件事后来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

总之我出任总书记没有什么人反对。但我代理总书记后首先就要面对反自由化的问题。我当时主张加以严格限制，缩小它的范围，要降温，没有同意他们大搞大反的主张。他们曾开了一个名单，要批判这，批判那，我把它压下来了，通过一些会议讲了话，保护了那些人。他们还主张在报纸上对耀邦开展大批判，我不赞成文革中那一套，从开始就规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挂下联，层层找代理人。我还讲过，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经济领域等等。

所以“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时说我一上台就为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规定了种种限制，这倒是确实的。当时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对反自由化作出了严格规定，划定界限：规定所谓自由化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这样一来，就不会重复过去搞运动的那种错误。后来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继续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那么十三大就没法开了，无论如何十三大应该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邱路

在反自由化的气氛下，当时那股左的势力，邓力群他们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化；竭力想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经济领域。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仅要批说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谓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开放的人。在邓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党校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提法，说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不能并提，一个是纲，一个是目。他们还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毁掉了农村的合作化。

针对出现的这些情况，我找邓小平谈了我的看法。我指出党内有些老人想通过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十三大很难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准备讲一次话，邓非常赞成，十分支持。于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作了一次讲话。我说，自开展反自由化以后，大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后主要是进行日常教育。我还说，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而长远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扰。我举了许多思想理论战线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说，5.13讲话转移了斗争矛头，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转到反左倾教条。这倒也是事实。

这就是说，他们原以为我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反自由化，结果5.13讲话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们。后来十三大召开，我定了个基调，给邓写了封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整个来讲是反左的，更引起他们的不满。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十三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是讲市场经济的，但没有用这个词。我说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是市场调节，国家只调节市场，当然是用经济的手段，整个企业整个生产是根据市场引导的。并说市场的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和市场不是板块，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是一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还讲到发展个体经济等。在写进十三大报告前，我给邓小平写了这封信，没有送陈云、李先念。他们对我这个观念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公开反对。

在这里我要说有几件事使他们特别不高兴，怀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变了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来管。我也建议邓力群不主持思想战线工作以后，可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读书比较多，可以发表他的意见。我还说过，如果让邓力群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语，这当然很快传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时我还把他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即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给撤消了。当然，撤消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是邓决定的，但是我建议的。这几件事一做，改革开放的舆论加强了，邓力群他们左倾保守、反对改革的面目就在国内外公开化了，使他们很孤立。虽然在十三大时我们提名邓力群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进入政治局，但在差额选举时他落选了。后来又提名为中顾委常委，但又落选了。他们以为是我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甚至陈云同志，对我非常不满，以至怀恨在心。

王震虽然反自由化积极，但他是主张开放的，没有想到他后来那么仇视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到处骂我，公开骂，在上海，在湖北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公开骂，说我不是搞社会主义，说我学外国的东西太多，说我不懂经济，把经济搞乱了。陈云是有分寸的，是讲道理的。总之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胡耀邦还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没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抢购风以前，治理整顿没有提出来，他们在背后讲或架空我。抢购风一起来，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时机来了，认为我把经济工作搞糟了，把改革开放搞坏了，借此机会散布反对我的舆论，刮起一股倒赵风。

我的消息比较闭塞。因为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来中央时间不长，到北京后成天忙于工作，渠道比较少。所以至今对许多幕后的东西，我还是若明若暗。譬如说，一批人给邓小平写信反对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应该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鲜访问前去邓那儿，邓还专门向我说，等访朝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的问题。当时酝酿了开会的名单，除了现任常委以外，还包括党内几位元老，这些人都参加。当时他还告诉我，我搞两届的问题，陈云、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于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1989 年春节邓去上海前，我到他家里，那次谈得比较深。他对我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首次向我谈。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我任军委主席。他说，看来他如果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同志的干预。他还说，看来只能这样做。很显然，他感到老人们干预太多，我不好办。这大约是老人们向他表示反对我以后他的考虑。为了让我能顺利工作，他决定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不再干预。

当时我坚决不同意他退下来。我说，现在经济正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你完全退下来，我们很难办。我说，东方政治与西方不同，在东方并不是你退下来他们就不干预了，也不是他们统统没有了职务就不再干预了。只要这些开国元勋还在，要他们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预了，他们干预，我们更不好办。你在，我们还好办一些。我向他建议，无论如何一年内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我讲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一年内不再提这个问题。

从这段邓的谈话中，我觉察有人，也许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由于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我同邓发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绝按他的意见执行，邓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一年多聚集起来的反对我的老人集团，才和邓达成一致，结成联盟，于是才决定撤消我的职务。
这里我还想着重说一下李先念和邓力群这两个人。邓力群实际上是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保守势力的总司令。他的后台就包括李先念、王震和陈云，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改革的老人。邓力群和这些人的关系极不一般，非常密切。他同王震的关系，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书记，邓就是宣传部长。他和李先念的关系也很好，长期是李先念的助手。过去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五办，邓就是他的秀才。陈云对他也非常好，邓力群非常推崇陈的经济思想。邓力群在经济上非常赞成文革前，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搞法。早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到处宣传这种思想，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就完全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当时陈云文选还没有出版，他就不断发表陈云五十年代的经济文章，而对邓小平的改革主张他不宣传。他借自己在文献办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办法，讨好、拉拢一些老人，如陈云文集、李先念文集。所以邓小平当时决定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时候，陈云和李先念都有保留，都不赞成。他们在邓小平那封信一上公开表示邓力群是好同志，但邓小平决定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十三大邓力群落选后，陈云立即写了封信，说邓力群一切待遇不变。虽然邓力群没被选上中顾委常委，恐怕到现在还享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的待遇，这就很不正常。实际上邓力群是他们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个最主要、最有力的笔杆子。所以对邓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当能量，在他手下还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红旗》杂志撤销，书记处研究室撤销，邓力群又把他们安排到别的地方。现在邓力群仍在一些机构还有很多名义，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论阵地，特别是党史、文献等等。
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他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李先念认为我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的话。他曾经通过王任重让王全国【232】传话给我，说对几位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话！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对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不满。实际上他的话没法听，因为他是反对改革开放。另方面，如果说陈云主要是维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搞法，如说一五期间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认为现在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对一五计划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对改革开放持保留态度。而李先念则是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三年经济徘徊的问题。因为这期间实际上是他在主持经济工作。自从1958年陈云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视以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长期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对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后三年徘徊时期经济工作的成绩非常不满意。他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所以李先念特别反对我。除了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思想比较保守以外，还有认为我只听邓的话不听他的话，另外认为我对过去他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成绩肯定不够。李先念那么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讲原则地反对我，含有个人感情因素，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表现出一种仇恨，我认为就是这些原因。






【229】“两权”即上下文所说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230】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具影响力的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倡导者。对1980年代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1988年赵紫阳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弗里德曼。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231】张劲夫（1914-）：安徽肥东人。1982-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232】王全国（1919-）：1975-1979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邱路

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的看法。

首先说一说邓小平的主张。1980年以来，直到“六四”前，邓一方面不断地讲反对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多次讲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张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集中批评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等等弊端。指出这些问题同现行的制度有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这里他还引用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一句话，说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时，还特别提出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虽然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和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但对肃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估计不足，没有完成。

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

另外，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另外，当时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233】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邓在1986年6月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过，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一年9月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又提出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搞一个蓝图。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讲话，7月同孟加拉国外宾的讲话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还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十三大两个主要内容之一。

但他这些讲话所讲的政治改革的内容，比1980年讲的范围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内容仅限于行政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他为政治改革规定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下放权力的问题。第三，精简机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是邓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讲话。他说，我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企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增强活力。就其主要内容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年轻化。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主要的内容。

有人认为，邓有时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以获取人民群众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认为，邓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贯彻始终，是由于形势所迫，或受到某种阻力的缘故。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问题的实质在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样的改革？在邓的思想上，政治体制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兼容的。所以他每次讲话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前之后，甚至是同时、同一篇讲话中，往往又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强化专政等问题。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前，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他所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是在思想理论界思想刚趋活跃的时候，加在思想政治领域的一个紧箍咒。而在1980年8月讲话之后的12月，他所做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强调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指出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社会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特别指出，国家机关要通过适当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先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要事先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闹事严重的地区，必要时要实行戒严。

1986年、1987年，是邓小平集中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期。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这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说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与一般人的理解，即国家现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决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和效率问题，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邓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说，一般地讲政治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们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么搞法，还是个新问题。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他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是指这个。1980年9月邓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时，就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987 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那次谈话，对这个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资产阶级讲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制、竞选、三权分立，我们能搞吗？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几次向我打招呼，说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平时在讲到人大、政协作用的时候，他多次批评说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协搞成两院制，想把政协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作用的时候，他反对在人大会议期间民主党派建立党组，进行党派活动。对于选拔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担任实职，他也只允许以个人身份，不能以党派身份参政。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连一点点小口子也不让开。

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宾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方面总的说，我们效率是高的，决定了就马上执行。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鼎立，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类话他讲过多次。

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八十年代前几年的事，谈到苏联出兵阿富汗，邓说，我看美国搞不过苏联，苏联政治局开个会就能把这件事办成，美国能办到吗？另一次邓与外宾谈话时说，美国有三个政府，同他们打交道不知道谁能拍板，谁说了算，他们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扯皮，想办一件事很难。所以邓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总是告诫人们一定要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这个优势，千万不要搞西方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那一套。因此不论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邓都不会允许触动这种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邓小平自从掌握最高领导权以后，非常强调要保持政治局势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他认为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主要手段就是专政这个武器。在我印象中，邓是在老人中强调专政、对专政念念不忘最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们不要忘掉使用专政这个手段。每当他强调稳定的时候，必然强调专政。他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建立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厌恶人们用游行、请愿、闹事的方式表达意见。他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主张快刀斩乱麻，用强硬的手段予以压制。因此，邓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专政是不允许动的。

鉴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晚年的沉重教训，以及邓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没有觉察的。因而他也不时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就连1986、1987年邓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条提出的党政分开，虽然只是坚持党领导下的职能分工，目的在于提高国家行政系统的统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后也就不再提了。所谓邓的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干部年轻化、精简机构和中央地方、企业适当分权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实际上这种改革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

邱路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政治形势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十三大基调是反左。除了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外，还特别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前进一步。那一段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思想、理论、文化、艺术方面也比较活跃。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十年来国外的一些影响，包括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苏联的政治改革，公开化；改变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所有这些都鼓励了中国的知识界、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要求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

本来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很好贯彻十三大已经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如党政分开，公务员制度，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同人民协商，对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在民主建设方面也先行一步，满足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要求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切实贯彻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数要求推进民主的人，引导到这个轨道上来，按十三大设计的逐步的循序渐进的扩大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这样大多数人的要求可以满足，剩下少数，比较偏激的也就没什么了。

但是实际上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开展，很难搞下去。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本来我们认为在中国条件下马上实行多党制不行，轮流执政也不现实。继续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执政方式一定要改变，不能像过去那样共产党把一切权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实行高度集权，全面专政，这种东西不适合时代要求，群众也不能接受这种统治方式。所以，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十三大设计的这一思路是可行的。

但老人们因为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权，不敢改变执政方式，担心改变执政方式就会削弱党对权力的垄断，这是他们真正的顾虑，思想深处的问题。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甚至说连三权分立的任何一点痕述报告上也不能有。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等，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质的问题。

我曾设想过，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真正丰富它，完善它，使之真正发挥参政作用，使这个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这样才能使各民主党派活跃起来，真正发挥参政的作用，监督的作用，使社会上那些政治参与感强的人，通过民主党派这种形式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愿望，不致在体制外再形成一种与党对立的组织。这样做实际上也算分一点权吧，使共产党不致全面垄断权力，但绝对不会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挑战。为此我曾提出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虽然差别不太大，但领导是个政治问题，领导下就是一个组织问题了。

我还建议把民主党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国务院各部门当副部长或部长，解放初期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另外，有些事不要等共产党有了决定再告诉民主党派，没有定下来就可以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使协商成为真正的，而不仅是形式。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工作，得到了邓的同意，而且说要抓紧办。还有，在人代会期间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既然是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就要让它发挥党派的作用，不是只起一个人大代表的作用。

我有这种想法，当然也没有最后定。也有人说，人代会期间共产党建立党团组织，为什么民主党派不可以建立党团组织。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我们原有的，大家已经认可的制度，都不能有真正充分的实际内容，你再谈其他的改革，谈何容易啊。

关于党政分开问题，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问题，党内顾虑阻力很大。相当多的地方党委是反对的，他们习惯于党委总揽一切，垄断权力，党政一把抓，书记说了算。实行党政分开，书记似乎就变成虚的了。所以当时对确定厂长是中心人物，是法人代表。书记不对工厂实行全面领导，而主要负责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地实际上顶着不执行。党政分开，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涉及权力分配问题，既得权力的一部分人不愿放弃权力，改革相当困难。

我曾说过，要加强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怎么加强？按照过去的路子会适得其反。虽然我们原来政治思想工作有许多好东西，但1957年以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把群众看成改造的对象，控制的对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讲什么道理，不做什么说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压人。“阶级斗争为纲”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和习惯。同时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严重，机构非常庞大，大量的脱产人员。

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掉这些年的做法，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传统，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重造。我说出这个口号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反对，各地党委的同志也反对，特别是工厂里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对，全国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认为是要革他们的命。

那时我就感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经受困难，经受风险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议论纷纷。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难行。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办事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党内及各级领导。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诸侯的拥护，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中很多人是消极的、抵制的。但当时我感到，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譬如选拔干部的标准，还是过去那一套，并不是把赞成和支持改革作为主要标准。中国的改革虽然搞了10年，但并没有突出去解决各级领导掌握在改革派手里的问题，所以经不起风浪。有一些地方对改革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对他有利的就执行，对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面就加以扩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缩小，加以限制。

还有腐败问题。1988年我在广东过春节，在接触许多情况后，我深深感到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是活跃起来了，但腐败问题也出现了。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政府就是指干部，指掌权的。后来我越来越感到廉洁是个大问题。在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的转轨时期，如果没有监督，腐败就会滋长起来。权钱交易、官倒、官商、贪污受贿。解决这类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果司法不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办案，检察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实行。这就涉及司法和党的关系问题。

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于当时政治气氛还比较宽松，人们还是敢于讲话的，不像“六四”以后的高压，这种反差反过来使人们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现了过激的主张和行动，激化了矛盾。当时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一个叫陈军的在美留学生，回到国内串联知识界名人，要求释放魏京生【234】。在美国也有人发起一个签名活动，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动作。1989年人代会期间，香港有一个代表团进来，要求人权，要求释放魏京生。国内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方励之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

1988 年以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后出现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出现了紧张。1989年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不是偶然的事情。邓小平不是说有国际和国内的大气候和小气候吗？我想如果讲国内小气候，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些。固然当时人民对物价是不满的。但更加不满的，尤其在知识界和青年中，是经济改革停滞、全面收缩、全面复旧；他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途发生了怀疑。而另外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动静，不见行动。人们对腐败不满，也认为腐败问题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共产党的执政不受到监督，就无法解决。对这种状况人们感到没有希望，非常不满。“六四”学潮中间虽然不满情绪多种多样，很复杂，但根本上，是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停滞，政治体制改革无望的现状的不满。所以学潮本质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对保守势力。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当时社会议论的中心是物价问题，但学生们谨慎地避开了这一敏感点一一怕把行动引向反对改革一一而是反对不民主，反对“官倒”。
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1988 年秋，海南有个洋浦开发问题。本来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名叫张维【236】的，大概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吧。他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出租土地使用权给外商涉及国家主权。这当然不对。但人家提出一个看法可以讨论嘛。但李先念知道这虽然是田纪云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这件事在一个文件上批判说，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可见李先念不仅到处骂我，而且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我，煽动别人反对我。王震同志过去和我没有什么矛盾，有些事同他说说，可以得到支持。但1988年以后情况就变了，积极反对我。至于“六四”以后，更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237】后台。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动与邓力群的影响有关系。

邱路

再讲一个批租土地利用外资开发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固然有炒买炒卖出现过热的现象，把这个问题解决，开放土地市场，对我们改革开放、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具有很大的意义。在改革开放中，把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市场交易，形成房地产行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来我们宪法上规定土地不能转让，不能出租，所以这个问题长时期未能得到解决。改革开放后，只是在深圳曾划出一块土地给胡应湘【238】进行开发，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说划给外商的土地太多了，至于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许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中，吸引外商到我们这儿投资开工厂、办企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行。而要搞基础设施，就要很大一笔投资。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事情就卡住了。多年来搞开发区，首先就是把土地开放出来，使土地变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础设施，然后盖厂房，盖写字楼。当时计算过，一平方公里面积这方面的费用就要一亿多元，现在恐怕要更多。所以开发区往往进展很慢，我们城市建设都是这种情况。市政建设修路没有钱，搞三通一平没有钱，许多土地闲置在那里。

记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东【240】谈话时谈到，市政建设没有资金。他说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呢？当时我觉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没有资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联不在一起。他说，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让别人开发嘛！是啊，香港那个地方我也知道，一块土地很快就盖起大楼，盖成一条街，很快就改变了那一块地方的面貌，而我们就非常困难。霍英东当时这么讲，我觉得有道理，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把这个看法跟上海的市长、书记谈谈，后来不知道他去了没有。他这个看法对我有启发。我们有土地没有钱，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块地方建设起来了。后来我到上海也有这个感觉。上海浦东这个地方同上海市区就隔了一条江，发展上海如果把这个地方搞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开发这个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资金，搞基础设施，再招来外商。大约是1987年，上海介绍一位美籍华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来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东这个地方租给给外商，只要有优惠政策，外商是愿意的，但时间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后，要给他一个转让的权利，他们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我问他，出让这些土地后外商愿意来投资吗？需要什么条件？他说，这容易办到，不需要特区那样的条件，只要像闵行经济区那样就行了。我当时想，条件比闵行更优惠一些，接近于特区的条件也可以考虑，所以很有兴趣。因为这位美籍华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绍给我的，我就让汪道涵负责这件事。考虑到上海这个举动会各方瞩目，为了能疏通各个方面，我考虑除了汪道涵，还要把陈国栋【243】拉进来。他与陈云有些来往，他的话陈云也容易听得进去。我知道陈国栋比较谨慎，对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研究。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大，因为过去想在上海搞开放，陈云有顾虑。82年时他讲过对上海、江浙这些地方要谨慎，因为在那里搞资本主义，人们熟门熟路，滑下去很容易。所以，上海改革开放所以推迟一是这个地方举足轻重，另外与陈云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后来。听说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到上海搞晚了，我想这是对的。如果当年早一点搞，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浦东开发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实际上86、87年就酝酿这个事，开发的方式也是批租。浦东的事，我曾向陈云谈过，他没有表态。这个事我也向邓做了宣传，他非常赞成，说这样好的事，要赶快搞。但我当时感到老人们意见不完全一致，继续研究酝酿吧。

洋浦的开发问题。洋浦在海南儋县，这个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没有水，什么都不能种。我们要搞有困难。如果出租给外商，他们可以很快搞起来。当时许士杰【245】、梁湘【246】按这个设想同外商熊谷组【247】接触，人家很有兴趣，愿意拿几十个亿来搞。但当时国内许多人对此没有想通。我国原来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压迫啊，租界啊，大家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当时张维他们去进行考察，写了个报告，说大批土地租给外国，成了国中之国，是出卖主权。1989年人代会期间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引起一场风波。许士杰在会上作了解释，但那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反对的调子非常高，有无幕后原因我不知道。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应，坚决要把这个计划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责任。李先念知道这一情况后，给小平写了封信，说这种开发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绝不能这样搞。邓不了解情况，看到当时那么多人反对，就说此事暂不要搞。也是在这个前后，陈云也转一个材料给我，批示说此事要慎重。

由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主权问题，所以我叫特区办搞了一个详细材料，说明洋浦开发不涉及主权，我把这些材料转给了陈云，同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土地只包给一家是不是好，还可以研究，但这决不涉及主权问题。陈云看了我的信后没有再说什么了。就在这个时期，我到邓那里去，他又问洋浦的事，我就说这件事实在是一件不了解情况的误会。我说，洋浦这么一块荒地，你如果不包给外商，放在那儿再过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块荒地。包给外商，他来开发，那里很快就成为繁荣的地方，和港口配起套来。人家拿几十亿港币来投资都不怕，我们怕什么？说是涉及主权，完全是没有常识。邓听后说这是好事，原来我不清楚，我原来说的不对，还是要搞。后来梁湘、许士杰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详细汇报洋浦开发的打算。邓看后作了批示转我，说原来反映的情况不实，我说暂不搞，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应该搞，积极地搞。王震这个人对政治经济改革是反对的（农垦系统的改革他就反对），但他对开放、对洋浦租给外商开发是支持的。原来我想找他出面讲讲话，但他看到各方反对就不讲话了，还说要重新考虑。邓批示以后我告诉他，他也表示支持。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办特区的时候，就有议论说会演变成殖民地，像澳门一样，澳门一开始是租给葡萄牙晒渔网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殖民地。实际当时清朝是腐败无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外国人怕中国变，一天宣布什么都不算数了，甚至把外国资本没收了。哪有中国怕外国的道理？他把钱投到中国，中国还害怕吗？又如海上石油勘探，吸收外资，在合同上要求很多，总怕自己吃亏，思想保守，算小账不算大帐。总之，一些人在对外开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亏。中国多年搞闭关自守，名为独立自主，实际上搞闭关自守。有人一听说引进，就觉得不光彩。这有什么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制造，什么都要从国内解决，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对外贸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东西同人家交换，这也是自力更生嘛。这种闭关自守的想法，不会利用自己的长处。李鹏趁各方议论纷纷之际，也卡洋浦。他本来对洋浦开发一点不支持，他特别给特区办下文，说没有国务院的通知，洋浦开发区不能动。就这样把洋浦的事压下来了。本来这件事是副总理田纪云主持定下来的，总之他是借治理整顿处处阻止改革开放。

还有件事，王纪宽【248】曾捎来一个信息，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想在广东惠阳地区搞一个年产30万辆的汽车厂，条件很好，全部外销。如果电力有问题，他们自己搞电厂。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国来生产。这样可以带动三、四十家中国工厂来为它服务。这是独资来搞，也不要我们配套资金。我当时听了很高兴，认为很重要，我曾就这件事给姚依林、李鹏写了封信，认为这是好事，而且当时许多外商怕中国政策变，不敢继续来投资，特别是独资。这件事如办起来也是开了一个好头。但姚依林、李鹏对此很消极，他批给机械部，机械部总想自己搞不让外资进来搞汽车工业。姚依林赞成他们的意见，认为不能搞。李鹏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不搞，把报告转给我，于是一件很好的事就这样放下来了。“六四”以后听说又想搞，是不是邓知道了干预了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下面讲讲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耀邦多次被邓指责为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因此而被迫下台。国内国外也大都把胡看成开明派、民主派。胡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是什么呢？

耀邦为人比较宽厚，比较宽容，也主张实行比较宽松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对待知识界，一向比较体谅，比较宽容。几十年来在强调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他很少搞过火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秘书长期间，积极主张为打成右派的人平反，为地富摘帽，并且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249】。他不顾一些人的怀疑和抵触，提出不分时间限制，只要搞错了的案子一律平反昭雪。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包括一些人闹事，一贯主张采取疏导的方针，不赞成用高压手段解决。即使对于流氓犯罪社会治安这类案件，他也积极倡导以综合治理的办法解决，不主张大量捕人、关人的所谓“严打”。对于动辄用专政手段，他很不以为然。

在政治制度上，他虽没有具体明确表露过他的主张和设想，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能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人民能够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环境中，这是他追求的理想。在他下台前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从以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我相信如果他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虽然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并没有形成什么框架或模式，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动和影响下，他将会沿着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