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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中华的真正救星,是这些寂寂无名的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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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9 07:24 |显示全部帖子
我们的观念意识里,总是习惯于,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望,寄托于皇帝神仙、救星领袖。千万年来,自己的智商能力无法撼动现实困境的人们,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今天的我们,无疑,享受着比古人优越幸福得多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文明富裕,有人视为天然、有人视为神赐。但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明白,实际上,天上是掉不下来的!

那么,今天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来的?我们究竟是托谁的福?

我们不妨选取大航海时代,来看看风马牛不相及的万里之外,随着文明的外溢拓展,对我们民族福祉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谈论大航海时代,许多人习惯条件反射般、被欧美白左极端人群牵着思路走:想到的,是白人如何屠杀印第安人,殖民如何野蛮之类,把高层次文明的传播,看成是一场灾难。

而这样的地理大发现,如何造福了中国,塑造了今天的我们,却少于提及,被我们莫名其妙地忽略了。

我们来看看,发现美洲后,单单一个红薯,如何改变了中国。

地理大发现时代,其实并不遥远,就在我们的明朝时期。这时候,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作物,已经算当时粮食中的高产品种,但亩产水平,也仅有两三百斤,事实上,直到现代欧美农业技术引入前,仅仅几十年前,也仍然局限在这个产出水平。

粮食的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总体数量。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人口都局限在几千万规模的根本原因。

原产南美洲的红薯,即使当时,亩产高峰也可达4000多斤,低的也有2000多斤,现代技术条件下,更是可以亩产万斤;而且,不少地区,还可以一年两季,产量10倍于稻麦以上,相比于中国传统粮食品种,无疑,这是一种超级农作物。

几千年来,都被人多地少、缺粮少食困扰的中国,引进这样的粮食作物,意义有多重大,不难理解!

但扯淡的是,我们从来对帝王将相、明星戏子那点破事津津乐道,却对红薯引进这样真正改变民族历史、改变亿万人生活的大事,稀里糊涂,少有关注,少人感冒。

红薯引进中国的功臣,我们普通人几乎是陌生茫然的。而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结果,有三个:影响最大的,是福建落第秀才陈振龙,他于1593年,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引进福建;

另外两个,是广东东莞人陈益、吴川人林怀兰,分别从安南(今越南)引进到了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这两个先贤,具体的引入时间不明,但能确定的,都是在明朝万历年间(1572年-1620年),时间前后相差不远。

学术界把记载更明确、传播影响更大的陈振龙,视为中国红薯之父;1593年,可以视为红薯进入中国的确切纪年。

在王朝官方历史的庞大叙事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的大事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大将李如松率领明军在平壤展开激战,最终明军击败日军,取得万历三大征的征朝大捷。

但正史没有记载的是,这一年,卑微的福建秀才陈振龙,拼死从菲律宾为中国带回了红薯这个神奇宝贝;当时可能没有人能想到,这将在此后几百年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拯救亿万国人性命,发挥神奇而巨大的力量。

更加遗憾的是,来自美洲大陆的花生、辣椒、玉米、土豆等三十多种今天重要非常的农作物,也是在这一时期,经由欧亚各路径,先后传入中国;但今天的我们,却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究竟什么时候,做成了这样造福民族的大事,成就了亿万苍生的无量功德!

——吃饱了肚子的我们,只会鹦鹉学舌地谴责咒骂,促成文明交流的欧洲殖民者,如何罪恶。

真正造福民族、福泽苍生的不世功劳,却常常被我们的历史轻描淡写。

这样的忽视,却并不影响,他贡献后世的实际丰功伟绩。

陈振龙,福建长乐人,年轻时考取秀才,举人不第后,毅然弃文从商,真正下海,下了南洋(东南亚)经商。

下南洋的人很多,但文人却不多;意识到超级作物的价值、敢于犯禁偷运红薯种苗回国的有心人,更罕有。

这,源于传统中国文人的天下苍生情怀,在陈振龙心底尤其强烈。遥想到故国地贫粮缺,父老百姓生计艰辛,“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感念于心,他才能不计风险艰难,费尽心机,将这种超级植物带回中国。

将薯种偷运回国后,陈振龙和儿子陈经纶马上推荐给了福建地方政府,送呈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借助政府力量推广。

回国四个月后,在陈振龙精心培育下,第一批引种的番薯,繁殖成功,福建巡抚金学曾验证后,也振奋不已,马上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随后,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引种番薯。

相对于亩产2、300斤的稻麦,南方可两季、耐干旱、适用土地广的红薯,全年产量可达6000多斤,无疑,给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很快,“产米不敷”的福建,民众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这,仅仅是当时的功业。

在中国农业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萝卜、核桃等农作物,丰富了华夏物产;第二次,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朝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早熟、高产的占城稻;

而第三次,就是以番薯、玉米传入为代表的美洲农作物的大规模引进。在番薯、玉米之外,通过地理大发现,来自美洲的原产农作物马铃薯、木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番瓜、西红柿、菜豆、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烟草等近30个物种,也先后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超级农业革命。

由于明清之际的全国性战乱,这次农业革命被延迟,玉米番薯引进后,被社会动荡局限于个别省份的小范围种植,没能快速进入全国性大种植时代。

但是,待满清的统治稳定后,红薯玉米在中国的推广,得以展开。

在南方,随着战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红薯由东向西,一直传入西南地区。广大土地贫瘠、多旱少雨、不适稻麦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人口繁密的农业区:山谷低处,可以种植喜气候暖湿的番薯,稍高处,可种耐旱的玉米,更高处,还能种“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以往人迹罕至的陕、湖、川的深山地区,也成为了新的农业区。

红薯在北方的传播,却依然依靠陈振龙家族的功德。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来到山东胶州经商时,发现昔日富庶的胶州竟然天灾横行、饥馑四野。

看到百姓蒙难,这个家族血液中始终流淌着番薯情结的商人,于是开始在黄河流域推广种植红薯,他经过两年试验,摸索成功后,引起当地农民“乃各骇异”。随后,陈世元又带上了自己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在胶州、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进行广泛传播,并且,亲自写了一本书《金薯种植法》,向北方人民免费发放。

在这个伟大家族几代接力的义务传播下,从山东到河南再到北京河北地区,番薯种植开始如火如荼传播开来,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皇帝专门发出圣旨,以最高指示,在全国大力推广番薯种植。

至此,番(红)薯种植,终于从民间的自发传播,演变成了国家行为。

在康雍乾时期番薯、玉米的广泛种植下,维系中国人生存的粮食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代以前,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一直是水稻、黍、稷、麦、菽、粟等五谷杂粮,一直到明代,中国的粮食构成,还一直是延续宋元时期的以水稻和小麦为主的格局。明末的宋应星,就在《天工开物》中记载,明末社会的主要农作物70%仍然是水稻,然后小麦、黍、粟等占30%左右。

到了清代,随着番薯、玉米、马铃薯等三十多种美洲农作物在全国的推广种植,番薯、玉米也得以加入到了主要粮食作物行列,并与其他杂粮一起,共同构成了全国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

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农作物,改写了中国人的数千年的饮食结构。

小小的番薯,更将剧烈地改写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

研究红薯传播时期的各地人口变化,可以清晰发现,红薯传入一个地区后,当地人口在随后的年份,明显而快速的增长轨迹。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因为红薯,得以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民族,开始突破千万年来的人口承载极限。

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从明朝万历年间(1572年-1620年)的173万人,增加到了1834年(清朝道光十四年)的1500多万人。200多年间,增长了惊人的9倍!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人口开始了狂飙突进的大爆炸增长。

最令人震撼的时间段,是乾隆6年至道光15年,100年中,我国人口连破四道大关。在乾隆六年突破一亿,在乾隆27年突破2亿,在乾隆55年突破3亿,在道光四年突破4亿,年增长率超过25%。

一个世纪的人口增长,以几番的倍数,超越了数千年的人口积累,呈指数爆炸式的增长趋势,中国人口史在这里,第一次写下了奇迹。

我们习惯于把这样的盖世功劳,归结于权力与政治,记在康熙乾隆这样的领袖头上,认为是皇帝的英明领导,才造就了如此的繁荣兴旺;虽然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合理的政策取向必不可少,但是,真正的基础性要素,才是不该被忽视的主角。以至于,有冷静的学者,追溯中华民族繁衍壮大的根源时,将所谓的康乾盛世,直接称之为:红薯盛世。



一根漂洋过海而来的小小红薯藤,为我们民族,带来了温饱和发展的希望。

一个落第秀才,却成就了无数帝王将相、状元名士都无法企及的功德大业!

陈振龙和那些无名的先贤们,功勋大德,光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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