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后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竟然让陈云以及其他的人们对毛泽东做出了如此断然的判断？我们不妨最粗略地例举一下历史中的事件.1957年，从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招展；1959—1961年，庐山会议和三年大饥荒，据说这三年之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目高达四千万以上，这简直相当于在中国又发生了一场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的战争性的人口死亡（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之中中国总共死亡了八千万人）； 1962—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学习解放军，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得人们心烦意乱，讲得人们心惊胆战； 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朱德等相继死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从上面粗略地例举之中，大家可以看到，从1956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令人心灵非常沉重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本文不想进行太多的分析，仅凭短短的文章也不可能做出这些分析。本文注重对毛泽东本人的分析，试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引发了上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心理，他的意志，他的情感等等，究竟在其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的人学的理论的分析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同呢？ 一般来说，任何人最大的敌人都是他自己，尤其像毛泽东这样事实上处于全国最崇高地位的领袖人物，就更是如此。那么构成毛泽东本人“自己”的成份究竟有哪些呢？ 我的分析如下： 构成毛泽东“自己”的最重要的至少有如下的三个成份：自然出身的中国农民；社会出身的中国文人；精神出身的受到过西方思想影响，尤其是近代“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和苏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我的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就从他的这三种“自己”的成份出发。 第一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情感、意志；第二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认识能力、文化手段、思维方法；第三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奋斗目标、理想追求。前两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来自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第三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0.）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五四’一代共产党革命家大都消失了，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是一批在一个最古老的国家里实现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的实践者。历史学家们无疑会把他们作为最著名和最重要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记载，因为他们是现代世界历史上这场最伟大最富有生气的革命的领导人，他们随后又领导了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最落后的国家进行的现代变革。1949年的胜利使他们获得了政权，但却是在一个最贫困的国家里，它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和绝望的折磨。……老一代革命家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论他们在晚年怎样苦于目的和手段的分裂，但他们还是坚定地为实现他们在青年时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而奋斗。”（第531页） 上面的描述之中至少告诉了读者如下的三个最重要的信息：第一，毛泽东是个“五四”时代精神的继承者，是个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革命者、实践者；第二，毛泽东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贫困、文化最古老、文明最落后的中国进行他的革命活动的，这里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和绝望的折磨；第三，毛泽东，尤其是晚年的毛泽东追求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发生了分裂。上述的信息恰好可以与毛泽东的三个“自己”相对应：第一个信息与毛泽东的精神出身的“自己”相对应；第二个信息与毛泽东的自然出身的“自己”相对应；第三个信息与毛泽东的社会出身的“自己”相对应。 毛泽东的继承“五四”时代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追求构成了他的永远反对中国孔子儒家文化传统的生活斗争的目标，这一点在他的身上基本上终生不渝。这构成了他的提倡“双百方针”，强烈反对封建官僚主义，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近期目标，提倡“巴黎公社”的社会组织原则，提倡“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文化精神，等等等等的初衷，关于这一点，我甚至有点相信他的确是真诚的。因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尤其作为一个站在批判历史上一切私有制的统治者的立场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的确都是一些很自然的想法。而对于毛泽东的第三个“自己”来说，这也同样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还有一点，且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即毛泽东事实上是当代中国人中言论、思想处于最自由状态的人，也几乎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惟一的人，他的所有的“同志”在这点上都根本无法与他相比。说白了，即只有他敢想、敢说，而这一点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
| 
发表于 2013-7-11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