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勇振，海外学人的走火入魔
[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20px]江勇振，海外学人的走火入魔[/size][/font][/b][/align][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18px]张耀杰[/size][/font][/align][align=left]
[/align][align=left][size=18px][font=宋体]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保[/font](DePauw)[font=宋体]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江勇振，继[/font]64[font=宋体]万字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font]1891[font=宋体]－[/font]1917[font=宋体]”之后，与[/font]2013[font=宋体]年推出[/font]83[font=宋体]万字的同名传记第二部“日正当午，[/font]1917[font=宋体]－[/font]1927[font=宋体]”。[/font][/size][/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图书腰封赫然标榜的“学界公认最权威最翔实的胡适传记……纠正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罗志田等名家旧说”的卖书广告，成功吸引了我的眼球，促使我下单网购后花费两周时间加以细读。从这部资料翔实的“权威……传记”中，我既没有体会到赏心悦目的阅读快感，更没有捕捉到透彻明晰的学术洞见，反而见证了又一例走火入魔、明火执仗的文化骗局。江勇振竟然明目张胆地采取“文化霸权”的字眼，把自己的这种文化骗局捆绑栽诬到了传主胡适的身上。[/size][/font][/align][align=left]
[/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作为书名的“舍我其谁”四个字，直接来源于胡适[/size][/font][size=18px]1917[/size][font=宋体][size=18px]年[/size][/font][size=18px]3[/size][font=宋体][size=18px]月[/size][/font][size=18px]8[/size][font=宋体][size=18px]日记录在留学日记中的一句英文：“[/size][/font][size=18px]You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size][size=18px]g[/size][size=18px]ain![/size][font=宋体][size=18px]”这句英文脱胎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其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我已刻意休战太久了。”英国[/size][/font][size=18px]19[/size][font=宋体][size=18px]世纪宗教改良运动即“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纽曼，是把这句英文当作座右铭式的格言警句加以引用的。当时正在实验自己所提倡的白话文写作的胡适，先用白话文在日记中翻译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然后又用文言文翻译道：“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size][/font][/align][align=left][size=18px][font=宋体]四个月后，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两年后的[/font]1919[font=宋体]年[/font]3[font=宋体]月[/font]22[font=宋体]日，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名牌教授和新文化运动灵魂人物的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议上发表标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其中再次引用这句英文格言，并且给出了更加准确的中文翻译：“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font][/size][/align][align=left][size=18px]1921[font=宋体]年[/font]4[font=宋体]月[/font]30[font=宋体]日，到天津演讲《个人与他的环境》的胡适，引用这句英文格言所阐述的，是他最为核心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应尊重自己良心上的判断，不可苟且附和社会。今日我一个人的主张，明日或可变成三个人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少数党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多数党的主张。……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font][/size][/align][align=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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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8px][font=宋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像黑格尔所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西方经典戏剧的正式引进，是从[/font]1918[font=宋体]年[/font]6[font=宋体]月出版的《新青年》“易卜生号”开始的。负责编辑这期刊物的胡适，并没有采用黑格尔“自由的个人”的概念，而是采用了一个中国化的通俗概念：“健全的个人。”[/font][/size][/align][align=left][size=18px]1930[font=宋体]年[/font]12[font=宋体]月，《胡适文选》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胡适在为该书所写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指出：“易卜生最可代表[/font]19[font=宋体]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习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font][/size][/align][align=left][size=18px][font=宋体]在胡适加盟《新青年》撰稿人队伍之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只是一份极其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新旧杂陈、似是而非的地域性刊物。是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为该杂志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或者说是文化灵魂。这种现代精神和文化灵魂表现在形而下的方法论层面上，就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白话文的写作与推广；表现在形而上的价值观念方面，就是输入宣传只有在美国式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才有可能完整呈现的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就在胡适借助易卜生戏剧向中国社会输入引进“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的[/font]1918[font=宋体]年，他在与钱玄同的来往书信中，脚踏实地地实践运用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念。[/font][/size][/align][align=left][size=18px]1918[font=宋体]年[/font]8[font=宋体]月[/font]20[font=宋体]日，胡适在致钱玄同书信中写道：“适意吾辈不当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豂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font][/size][/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这里的“张豂子”，就是追随中学时代的恩师林纾抵制反击来自《新青年》杂志的反复攻击的北大法科学生张厚载。钱玄同在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size][/font][/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针对钱玄同的质疑警告，胡适回信解释说：“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的‘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故老兄便疑心我‘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但老兄说‘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老兄似乎疑心我的‘与他们周旋’是要想‘免骂’的！这句话是老兄的失言，恕不驳回了。”[/size][/font][/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与钱玄同用“疑罪从有”的诛心思维证明自己骂人有理相比较，胡适从来不把“千年积腐的旧社会”，看成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异类天敌，而是把“旧社会”中的“人”，看作是大同人类中既存小异更求大同的一分子。基于这一点，胡适把创新立异的大目标，限定于造福全社会以至全人类的“使人‘同’于我的‘异’”；而不是像《新青年》同人团队中占据大多数的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鲁迅等人那样，总是想采用中国传统儒教“存天理，灭人欲”的独尊儒术、党同伐异的老旧思维，以自以为绝对正确的团队或党派势力，去打倒战胜敌对一方的异己异党势力。[/size][/font][/align][align=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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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align=left][size=18px][font=宋体]江勇振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胡适这种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在中国文化思想历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的创新意义。为了在理论上压倒胡适以证明自己的更加高尚也更加高明，江勇振写道：“胡适[/font]1915[font=宋体]年[/font]1[font=宋体]月在信上告诉韦莲司，到美国留学四年以来，他所服膺的是康德的道德律令，那就是说，必须把每一个人都当成目的，而不只是手段。”[/font][/size][/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康德这句道德律令的正确解释是，每一个人既是手段，更是目的；而不是彻底否定把个人利用来充当所谓的“手段”。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通过平等契约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律程序和宪政制度立异求同地相互利用，就在于每个都拥有自己的一份利用价值。完全不愿意被别人以及法人实体所利用的人，要么是一个身心严重不健全的颓废之人，要么是一个反人类的独夫民贼或精神狂人。[/size][/font][/align][align=left][size=18px][font=宋体]江勇振所谓舍我其谁的气概，在该书第三章中更是被高调标榜为“过关斩将，争文化霸权”的大标题；胡适[/font]1921[font=宋体]年[/font]1[font=宋体]月写给陈独秀的一封私人信件，也因此被断章取义地定性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权战的自白书”：[/font][/size][/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size][/font][/align][align=left][size=18px][font=宋体]这里的“任公”，就是“研究系”的精神领袖、前辈学者梁启超。[/font]1920[font=宋体]年[/font]12[font=宋体]月[/font]16[font=宋体]日，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临行之前，他以《新青年》同人团队大家长的身份，给胡适、高一涵寄来党同伐异的警告信：“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很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很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font][/size][/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为了避免《新青年》同人团队的分裂解散，胡适启动他在美国反复实习过的民主议事程序，邀请北京同人就他提出的三条建议进行表决。陈独秀收到表决信后大为恼怒，再一次以《新青年》同人团队专制家长的身份，分别给李大钊、陶孟和写信。他一方面表示要与倡议《新青年》停刊的陶孟和绝交；另一方面指责胡适“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的倡议，是“反对他个人”。在这种情况，胡适才不得不内外有别、委曲求全、言不由衷地写下了劝告陈独秀不要“卤莽”的上述信件。假如江勇振非要认定这封信件是什么“文化霸权争权战的自白书”的话，极力表现“文化霸权”的只能是不仅要对外党同伐异，在同党内部而且也不能容忍胡适“反对他个人”的陈独秀。[/size][/font][/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江勇振没有认真区分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的价值追求和路径歧异，反而沿着陈独秀的党同伐异的老旧思路，“舍我其谁”地表白说：“顾名思义，论战的目的当然不是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是要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size][/font][/align][align=left][font=宋体][size=18px]应该说，像这样走火入魔的海外华人学者，凭借着似是而非、出奇制胜的一些洋名词、洋主义，回过头来在大陆地区欺世盗名、淘金逐利，江勇振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笔者此前在各类文章中已经谈到过的杜维明、杨振宁、李敖、林毓生、郎咸平、易富贤、杨恒均等等，都是如此，此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海外学人前赴后继……[/size][/font][/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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