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74年送给耿飚三句“政治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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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周恩来1974年1月向耿飙说：“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

周恩来在1958

胡乔木有一个有关党史的重要观点：“大跃进”前夕召开的南宁会议，奠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特殊地位。（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p76）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思想斗争、组织措施，为“大跃进”扫平了道路；对国务院在政治构架中的定位进一步明确，对周恩来此后的行事更有深刻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党内生态。

南宁会议召开于1958年1月，其主题是批评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领导人1956年的“反冒进”。这一反“反冒进”主题，还贯穿于此前召开的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的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底与1958年初的两次杭州会议，以及1958年3月成都会议、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这半年间的系列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都称之为一次“整风”。这一次整风，既包括了经济内容：反对“反冒进”，鼓励“大跃进”；还包括政治内容：批评国务院领导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政治局）无权参与设计。”“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修订本，p674）

这些严厉的批评，最终导致了周恩来在1958年5月下旬，即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从现有公开史料看，这是周恩来的总理生涯惟一一次“请辞”，尽管它没有用“辞职”一词。

触发周恩来提出此一问题的“点”在哪？有一些论者认为，柯庆施是毛的新总理人选。因为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称赞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并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p409）并说柯庆施的文章“把中央的领导人比下去了”，褒柯贬周，彰彰众目。

但从柯庆施的资历看，他在南宁会议期间还仅是一般中央委员，而柯庆施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选入政治局时，还不如同时入选的李井泉、谭震林顺利，柯须在向刘少奇检讨了“瓦窑堡会议之后仍然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后，才获刘少奇的谅解而过关（《王力反思录》，p1070）。而当时副总理包括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等人，柯庆施要骤居其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关于柯当总理的推测是缺乏根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提出“总理更换”问题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正是在此期间，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很重要的内容即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5月25日）。这两件事是相联系的。此时林彪正式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他于1954年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仅居陈云之后，高于彭德怀、邓小平。而陈云这时正是犯“反冒进”错误的焦点人物。因此，如变动周恩来之职，林彪就呼之欲出了。

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起了林彪在延安时就说过的话：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毛泽东说，当时我还不敢相信，现在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p329）这在“大跃进”前夕，林彪的“政治远见”在毛心中有何等的共鸣。

林彪作为一个备任人选，其实早在1953年初，已经初现端倪。而指周恩来犯分散主义错误，也可追溯至1953年初。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140）透露：正当批评“分散主义”的阶段，1953年1月1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有过一次长达4小时的夜谈，“谈到周总理，少奇说：‘总理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国际都有威望。’”刘少奇的进言为周恩来缓颊是明显的。

3月，中共中央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政府总党组），终止周恩来的干事会书记一职。而高岗不久又传出“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苏联体制的总理职务）”的说法（分别见于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324）。显然，由林彪主持政府工作并不是空穴来风。高饶事件后，林彪即开始进入政府，出任第二位的副总理。

《周恩来传》在叙述周恩来提请职务变动一事时，是和“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事相接叙述的，这种叙述手法，正是刘知几所谓的“用晦”，读史者不可轻忽。

周恩来5月底含蓄的辞职请求，被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拒绝了。但林彪备而未用的含义还是很明显的。

至此，毛泽东对陈云、周恩来的批判才告结束。但对周恩来而言，影响至为深刻。从此，周的行事更定位于一个“事”字——执行者的地位，他以及国务院决不搞“政治设计”，对于有关诸如建设规模、速度等方向性问题，再难以表达不同意见；也正是这种“执行者”定位，才令国务院在“文革”中得以维持正常运作，而书记处反被取消。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从此不再轻易提出职务变动问题，哪怕1973年11月在“批周会”上被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也不退步。就像他于1974年1月向耿飙说的：“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恩来传》，p1130）看来，这正是他的政治心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