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的最后胜利者是官僚集团

超群

原文作者：
作者：杨继绳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 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