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不为人知的秘闻【转】

超群

分类：转载/网络文章分享 | 标签： 需要揭秘

2015-11-23 22:21阅读(98)评论(19)编辑[url=]删除[/url]

作者：新黎民


【引言：民间关于前国母宋庆龄是苏联特务的传言，已传了很久。但，对于一部分国人来说，可能由于认知冲击太大，总是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近日，人民网转载了马海德（著名的外籍中共党员，医生）之子周幼马先生的文章，算是以官方形式正式确认了这一段历史史实。对于心向红朝的人来说，可能这件事不算什么事，反正都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嘛。但，如果对一些怀有民国情结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虽然宋庆龄的左倾是众所周知的，但，人们万万想不到一代国母亲竟在从事特工工作。 】


有许多人可能读过高尔基的《 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高尔基所讴歌的海燕，有另外的象征意义一一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女秘密党员被称作“燕子”（男子被称作乌鸦）。经过特别训练的女性工作人员，能够比男生更加出色的完成工作。宋庆龄就是这样的一只燕子。


一、 上个世纪20 年代的共产国际秘密党员


早在上个世纪20 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国际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上个世纪的20 年代。


据廖承志在1981 年回忆，1933 年5 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说：“好，只有十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 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 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了。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 年6 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世界反帝反资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公开的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国际；加入的过程应该是共产国际派在中国的代表完成的；时间应该在1927 年8 月1 日南昌起义失败之前（8 月22 日宋庆龄离开中国赴苏联、德国避难）。


1927 年8 月1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依据中共中央决定，领导北伐军三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守敌一万余人，起义军胜利地占领南昌，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和周恩来等二十五人被推选为委员。与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悍代英组成七人主席团。


8 月1 日这天，宋庆龄领衔22 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明确号召国民党同仁响应南昌起义：“同人等自今以后，准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唤起民众，共同为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新军阀、解决土地问题、实现新三民主义而奋斗。


在南昌起义爆发的同时就能发表宣言，可见宋庆龄对南昌起义不但知情，而且肯定参与其中。如若不是共产国际组织中的一员，共产党是不敢提前把起义信息泄露给外部人员的。南昌起义并未如事前预料的产生国民党分裂的连锁反应，起义很快失败。8 月22 日宋庆龄不得不前往苏联避难，直至1931 年母亲病危时临终请求蒋介石赦免宋、宋在得到安全保障后，7月从德国奔丧回国。


二、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 、共产主义理想更容易为青少年接受。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很多时间孙是在携宋庆龄一起逃亡，生活都很困难。共产国际的出现，不仅资助解决了孙的生活问题，为孙中山所热衷，宋庆龄更是抢先在思想上上了“组织的船”。


1922 年8 月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李大钊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并与列宁所派的特使越飞会晤，宋庆龄均在座，参与其事，作了大量工作。孙旋即着手改组国民党。越飞自8 月12 日起，四次致书孙中山，孙中山由宋庆龄协助三次致书苏联的全权代表越飞。孙中山指定廖仲恺到日本去与越飞会谈。1923 年1 月28 日，越飞以治疗足疾为名离开中国往赴日本热海；廖仲恺则借口携带女儿廖梦醒养病亦到达日本热海，共同研究中苏联合反抗帝国主义的初步意见，为后来发表《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先行研究了细节。宋庆龄随孙中山于1923 年2 月21 日由上海重返广州。孙中山决定不复任大总统职，而任大元帅职，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3 月1 日，孙中山宣布就职陆海军大元帅职，设大元帅府，誓师北伐。10 月列宁的特别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与孙中山会见。孙中山即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随后，鲍罗廷与共产党人瞿秋白以及国民党人士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同时参与起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建立黄埔军事学校的建议。1924 年6 月16 日，在黄埔岛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和宋庆龄出席开学典礼。1924 年10 月，革命委员会成立，会长孙中山，顾问鲍罗廷，孙中山宣布鲍罗廷“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


2 、1926 年元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至1927 年3 月国民党三大召开前是宋庆龄加入共产国际的时间点。这个时间段国共两党对宋庆龄的工作阅历和表述存在差别。


国民党档案（维基百科）: 1925 年3 月12 日孙中山病故至1926 年元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国共两党对宋庆龄都没有足够的重视。1926 年元旦，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据60 ％的名额。在这次会上，何香凝当选为妇女工作部部长、邓颖超当选为秘书，宋未获得任何职务。（共产党的记述说，后来何香凝委托宋任代部长获得国民党中央认可。）


1926 年3 月19 日发生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陷入危机。陈独秀、鲍罗廷不得不对国民党右派妥协。5 月15 日至22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 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以上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会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继续占据国民党的重要部门，把发展秘密党员作为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事项。此时共产国际派出了重量级的党员周恩来。（对于周恩来策反宋庆龄的工作，身为国民党妇女工作部秘书的邓颖超始终不能理解和原谅，周恩来与宋庆龄友谊很深，但邓颖超在以后的任何场合都没有与宋庆龄有过来往）。其实动员宋难度并不大，从行为心理学分析：宋年纪轻轻冲破很大阻力私奔嫁给父辈年纪的孙中山，已经表明宋是一个表现欲极强的可造之才。


1927 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秘密入党后的宋庆龄开始被共产党以”孙中山思想继承人“的身份闪亮推出。1926 年底已经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便于12 月13 日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人员未全部迁到武汉之前，由宋庆龄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作为权力机关，执行最高职权。这个党政联席会议由宋庆龄、徐谦、孙科、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董必武、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邓演达、詹大悲、宋子文、于树德等10 余人组成，徐谦为主席，叶楚枪为秘书长，鲍罗廷为总顾问，宣布自1927 年1 月1 日起正式办公。并决定3 月在武汉举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927 年3 月10 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17 日结束。会议通过了20 多项重要决议和对全体党员训令、对全国民众宣言，旨在恢复和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会议免去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仍由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毛泽东、宋庆龄等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工人运动的决议。宋庆龄在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被推定为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后，1927 年2 月共产国际在布鲁塞尔成立世界反帝大同盟，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宋庆龄成为执委。为了扩大宋庆龄的影响，共产国际派出美国著名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对宋庆龄进行全方位的采访报道宣传。


1927 年8 月南昌起义失败，作为起义中产生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宋庆龄决定远赴国外。“经过周密的计划”，与美国女新闻记者、《人民论坛》主编普洛美离开寓所赴苏联。这一天，“孙夫人同普洛美一起，于清晨3 时秘密离开莫利爱路，乘搭舶版，渡过险急的黄浦江，登上苏联轮船”，开往海参威。12 月，宋庆龄离开莫斯科，前往位于斯海尔德河支流桑纳河（50n ne ）畔的布鲁塞尔( Biuxelles , Biussel ) ，这里是宋庆龄与高尔基、罗曼 罗兰、巴比塞发起组织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总部所在地。宋庆龄于1927 年12 月出席国际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并所作报告，会上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二、宋庆龄发电报事件


1929 年中山陵落成，4 月底宋庆龄由德国启程经苏联归国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然后回到上海租界居住。1929 年8 月，宋在上海发电报被国民政府监听到，她在莫利爱路的寓所受到严密的监视。她的英文打字机发出的“的的”声被说成是向莫斯科秘密拍电报。1929 年9 月，宋庆龄被迫第二次由上海出国。宋庆龄一生都有保密的习惯，比如从不写日记，不留文字档案。在给别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对方烧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


三、营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牛兰夫妇


1931 年8 月13 日宋庆龄从莫斯科辗转轮船抵达上海码头，因为在上海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一一一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去的。


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苏联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宫“的指挥员，是1930 年后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他的被捕震动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 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 年代初期，3 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


1931 年12 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1931 年12 月16 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蒋介石的日记更像第二天要见报、吹嘘自己大义灭亲的声明。


宋庆龄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巧妙的保全了蒋介石大义灭亲的面子，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937 年12 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由中共解救逃跑。其间，国民党再没有对牛栏追审，牛兰也就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四、共产国际的台面人物
宋庆玲是苏联特务










四、共产国际的台面人物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籍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32 年底极端反共的希特勒组建纳粹党，1933 年1 月30 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并在欧洲建立“反共轴心联盟”。昔日共产主义传播地立刻由共产党人的天堂沦为地狱。位于德国的共产国际执行局移师中国上海。宋庆龄成为共产国际的台面人物。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宋庆龄的工作班底以左联作家为主，表面上是鲁迅，幕后就是左联的书记潘汉年。在鲁迅家中，是潘汉年和宋庆龄直接接头商谈工作的地点。


1933 初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召开一次新形势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国际会议。对外称“国际反帝非战委员会远东会议”，宋庆龄任筹备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6 月18 日发出《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由中共江苏省委积极支持配合宋庆龄的工作。8 月上旬，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英国人马莱 哈密尔敦，法国人伐扬 古久里，比利时人马尔度，远涉重洋，抵达上海码头。但是国民党采取恐吓、诽谤和迫害等各种手段，下达禁令，阻挠外国代表登陆。宋庆龄”违抗禁令“，在令人窒息的船舱里会见来自欧洲的反帝战士，与他们交谈召开这次反战大会的意见；迎接并安排国际代表住进华愈饭店（今和平饭店）。宋庆龄安排国际代表住下来之后，迅即着手落实开会地点。她向华界、英租界、法租界以及各国驻沪领事馆多次交涉，均被拒绝。


9月29 日，住在饭店的国际代表突然”失踪“，正当特务四处查寻的时候，远东反战大会由宋庆龄和中共江苏省委的巧妙安排，在上海秘密举行，开会地点选在霍山路的一幢楼房的二楼，屋内墙上挂着字画。晚上，在窗台上点着一支蜡烛，这是信号。万一发生情况，蜡烛一灭，外面就知道出了问题。楼房的前门后门，昼夜有人暗中看守，听准暗号才开门。代表们大都是午夜进入会场的。会议由宋庆龄、马莱、古久里主持。大会推宋庆龄、马莱、古久里、哈密尔敦等组成九人主席团，宋庆龄为大会执行主席。大会在早饭后正式开始，首由宋庆龄致开幕词，随由马莱作报告，他介绍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时，愤怒谴责法西斯主义者屠杀革命人民的反动行径。


五、华北地下党与陕北中共中央的桥梁中国地下党组织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六、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促进中国政府全面对日宣战


1934 年蒋介石疯狂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盛忠亮按苏区中央指示，会见孙夫人，要求“在非共区内发起运动，以减轻被围攻的苏区的压力”。宋庆龄详细听取了江西情况的汇报，表示要全力支持。共产国际也及时向宋庆龄做出了工作指示。1934 年4 月20 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 人签名，发表了《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即《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 , 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己，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5 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担任会长。1935 年11 月中旬，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七十周年的活动。宋庆龄在她的纪念词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她说：“在目前一个阶段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希特勒在国际上组建“反共轴心联盟”，由于日本共产党要推翻日本天皇统治，日本政府也把矛头对准了苏联。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共产国际对中国支部和日本支部发出迫使中国政府与日本全面开战的指示。共产国际在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上也从“反对”走向“联合”。把“逼蒋抗日”作为重要战略来执行。1935 年12 月21 日，上海妇女抗日救国会首先宣告成立。接着，各界救国会陆续成立。1936 年3 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 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936 年6 月1 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等40 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1 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 万美元。为了这5 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在宋庆龄1937 年1 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国际秘密身份的人之一。


七、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加强与中共的沟通


1935年冬；原本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邱吉夫（化名小张）被特务绑架，使中央特科失去领导，也失去与中央的联系。1936 年4 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恢复同坚持在上海工作的中央特科的联系。他一到上海，就来找左联的鲁迅。鲁迅知道他来上海是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当时就打电话告诉宋庆龄说：有人来了，要见你。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芸同志。当时的李芸，刚刚21岁，对外的身份是宋庆龄的秘书，为了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冯雪峰特意多次叮嘱她，不仅不要用原名，要把自己改姓钱，而且一定要先把自己”包装“起来。宋庆龄给李芸的要求是一周来宋庆龄府上三次。


八，在香港，李云成了宋庆龄私人生活的绊脚石


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一带占领了很多地方，上海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中共中央考虑她的安全，打电报到上海，要宋庆龄转移到香港。潘汉年也提前转移到香港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香港日子里，李芸和宋庆龄朝夕相处，搞得宋没有一点私人空间。在香港随同宋庆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1938 年的4 月，李芸突然得到中央命令，调她回上海参加工作。李芸离开了香港辗转到了延安。


不明就里的康生要审查李芸，怀疑李芸没有照顾好宋庆龄，把李芸隔离起来审查。操盘手周恩来巧妙的借宋庆龄的名义送了礼物给李芸：有毛巾、雪花膏、手套。周恩来同志把东西都交给李克农，说：这些都是孙夫人送给李芸的。没有三天，康生就对李芸解除隔离。


九，痴迷后的反思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 年8 月、1969 年11 月、1976 年6 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 年3 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 年11 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