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说，原司法部长吴爱英被连降三级开除出党。她先是被降为副局长非领导职务，其十八大代表资格亦被终止，然后又是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实际上，吴爱英遭受处分早有迹可循，因为与她同期退休的中国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徐绍史、原商务部长高虎城、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清，2017年初都被安排至全国政协任闲职，只有吴爱英是“裸退”。
具体原因咱就不追究和复述了，据说是受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资历全面造假等问题牵连。我更关心的是，为何司法界的同仁们对她的落马欢欣鼓舞，切齿痛恨者不在少数。想必她在其位时，不是有效保护其属下，而是大肆打击其下属。当然不止于她，法院的院长也曾被诟病：作为管法的最高权威，竟然对法律人士有关司法的独立性的追求，当做是穷追猛打的对象。别人说说也就罢了，你对自己管辖的领域毫无感情，痛下杀手，这也是令人醉了……难道为了个人的升迁，可以不顾一条战线的生死和底线？
看到一则来自律师界的帖子曰：她当司法部长12年，从公布的官方文件上看，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司法部，就是一个黑社会，就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司法部。司法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连这道防线都没有底线，社会将是多么黑暗。
我不知道这个“早年深耕山东官场”的女人，到底懂多少法律，但我知道，中国的部长之类，包括其他的官衔，懂不懂行是无所谓的。一个官员需要升迁，就得腾出位置，至于“才能对口”或者不对口，是无需关心的。一旦“到位”，他就立马成了内行，发指示，下指令，说他行，不行也行。
好在很多官位一时看不出“生死攸关”，比如弄文化、弄文艺的，弄得好与不好，也没个标准。所以在这些个领域提拔干部，管他对口不对口，也没人太在意。
但是一旦放在某些关键岗位，就不是那么轻描淡写了，比如当年渤海二号出事，马骥祥被送上法庭受审。公诉人指出：身为海洋勘探局局长，不懂海洋潮汛，不懂台风威力，贸然下达坚持作业、不准撤退的命令，导致渤海二号沉没，七十二人死于非命，不是玩忽职守是什么？此言一出，赢得一片掌声。然而马说道：我是老红军，我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我是不懂专业，但是谁把我这个一点不懂专业的人放到这个极需要专业知识的岗位上的？我有罪，但罪不完全在我。法庭内一阵沉默……
事到如今，变相的渤海二号事故还是层出不穷，只要是“自家人”，总会为他“安排职务”，安排来安排去，这些个“专职官员”挑肥拣瘦，哪管自己有木有金刚钻，照样敢揽瓷器活。就像这个吴大妈，既不懂宪法，也不懂法律，更不懂律师，专作坏法之事，限制律师，让人齿冷，可是不照样在这个位置上呆了12年？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不懂法的人来专管懂法的人的？
一个司法部长的倒台，欢呼声最热烈的竟然是全国律师。这是为什么？这个问号值得咂摸。有律师评曰：支持党中央开除吴爱英党籍的决定，律师界叫好声此起彼伏。吴爱英吃着司法的饭，干着撕法的事，这些年做了不少限制律师的事，口口声声忠于组织，蓦然回首却发现她是组织里的蛀虫。
这句评点很有普适性：“口口声声忠于组织，蓦然回首却发现她是组织里的蛀虫”。这样的人太多了，一口一个“忠于组织”，却专事“破坏组织”的坏事，把组织的威信败坏得一塌糊涂。司法部长不“忠于职守”，把属下当做穷追猛打的对象。人家打打也就算了，你身为部长，抽自己人的嘴巴，你怎么对得起这个系统？
“外行领导内行”成为“通行规则”，是建立现代文明和法治社会的一种倒退。在行业细分化时代，任何闪失都有可能造成社会损失，怎么至今还抱残守缺，坚守这落后的管理模式？哪怕是文化和文艺，虽然不会“管死人”，但也会管得死水一潭啊！这不是和“文化复兴”的宏大宗旨背道而驰么？
我曾经在九三中央主办的《民主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高峰”与“择将”》的文章，就讲了“文艺界外行领导如何误事”的事——
我的文章说，在刚刚闭幕的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刊登了一则有点锋芒的报道，题目是《欲攀文艺创作高峰，首需“治境”“择将”》。望题知义，此报道聚焦两个话题：一谓“治境”，二谓“择将”。所谓“治境”，讲的是整治文艺环境，全国政协京昆室集中的一批戏剧界专家针对“获奖作品刀枪入库”以及对理该支持的文艺团体粗暴“关停并转”的改革方式等一一剖析，指出为何出现“有高原没高峰”的种种原因，很多都说到了点子上，一针见血。而其中最犀利的，莫过于对“择将”的直率指陈，可谓一语中的。
针对“择将”话题，报道的原文是——虽然缺“高峰”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是文化单位常常被作为安置干部的地方。由这样的干部管理文艺单位，只怕日后“高原”都会变为“盆地”。然后是针对性的建议：希望领导部门选好配强专业文艺单位的领导班子，选拔有专业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从业人员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这前面说的是“原因”，尔后说的是“对策”，都是围绕“择将”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媒体上见到的“明确”而“直率”的批评。这些政协委员专家们把“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的“最重要”症结点明了，那就是缺乏懂行的文艺干部。甚至毫不避讳地挑开了“内幕”：“文化单位常常被作为安置干部的地方”。在文化界，其实这是心照不宣的“常见景观”。他们经常会迎接“新领导”，这些上任者背景各异，级别各异；令人诧异的是，当公布履历时，竟往往发现，这些未来的领导既无专业历练，亦无文化特长，似乎只是为了“解决职级升迁”而“到此一游”。
由此令人不得不遗憾地推测：在组织部门的眼睛里，文化单位“反正不重要”，让有些干部来“转一转”而解决职级安置，或许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唯独没有想到，文化对于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力，担责至伟。此岗位何其重要，并非可有可无。
由是常常禁不住“遥想当年”。想当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但诗文俱佳，甚至还有表演天才，他们虚怀若苦，热情内行，与著名文艺大家打成一片，鼓励文艺家创造一流作品。这些打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会放弃“政治正确”吗？当然不会，但是对文艺的领导，岂能停留在简单的“政治领导”？他们太懂得和擅长“寓教于乐”，深谙文学艺术的多重功能，所以才会与文艺家和谐共舞。
而相比咱们现在的一些文化干部，由于缺乏艺术禀赋和专业素养，就常常只顾“政治正确”，而忽视艺术规律。这就很容易加剧文艺界人际关系的紧张和艺术创造的衰退。此种例子所在多有，如今被一些政协委员归结为文化高峰难以攀登的“最重要”原因，甚至“预言”为“高原恐怕都会变为盆地”，这种猛击一掌、醍醐灌顶式的呼吁，值得深思和反思。
在这儿，我们不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类的旧调重弹。能不能领导，怎样领导，领导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可以深入探讨的。但有一点恐怕容易达成共识，就是“内行”更容易遵循艺术规律，更容易懂得艺术家所思所想，更容易将心比心地珍爱艺术家的创造。我想，在文化干部的“择将”上，如能像政协委员提议的“选拔有专业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从业人员”自然最好，但假如“觅将不易”，也应当是“择”那些具有文化追求、具备文艺情怀的“将”吧？
文艺界如是，法律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其他界别亦然。但愿吴大妈的去职与被开，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执掌司法界的掌舵人，首先必须是个法律中人，必须是个中熟手，还必须是有司法理想的正派之人。假如身在其位，却不惜打击自己的下属，恶化自己领域的环境，只为自己的升迁，那么他（她）就是“吴大妈第二”，不要也罢。
当然我只是说说气话，哪有可能不要司法部长？哪有可能不安排“放心的自家人”？不过谁是“放心的自家人”一定要弄清楚，假如不吸取教训，还是选择“口口声声忠于组织，蓦然回首却发现她是组织里的蛀虫”——那么，我就没啥可说了。 | 
发表于 2017-10-17 12:22